我们是个认真的民族，是个绝不喜欢马虎的民族，是个喜欢把事情做的很有趣的民族。关于这点，从我们对待吃喝的态度上，就可以轻松的得出结论。
实际上，我们的礼仪、我们的文化就是从对吃喝的庄重态度上开始的。
早在上古的春秋时期，我们的文化祖师爷孔夫子就亲自曰过，“夫礼之初，始诸饮食。”这句话很浅显的就明示了，甚至我们的礼仪都是从饮食开始的。
啥子是礼仪？
用成都话讲就是装神！
你千万不要以为，天下所有的装神都是不必要、都是多余的。
应该说，文明社会之所以文明，就在于我们学会了装神。装神可以让我们显得更文雅，更文质彬彬，更有礼貌，更讲卫生一些。
有许多装神是必须的，不可或缺。比如饭前便后洗手，比如上前一小步就是人类进步的一大步等等。还有长者为尊，孕妇为先，热爱小朋友；还有欢迎外国人的阅兵以及二十一响，这些都是现代礼仪里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少了或没有，就显得寡味，不好玩了。
既然吃喝关乎礼仪、关乎文化的浓烈程度，所以一直以来，作为礼仪之邦的我们，就以更加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与吃有关的所有方面以及各个细节。
我们不仅认真的搜寻食材，认真的烹饪食材，认真的饕餮食材成果，还用饱满的热情去给它们取名字，尽可能的去彰显我们骨子里的那些深奥的文化内涵。
从这点来讲，那些西方人永远是望尘莫及的。
有人说中国人如此的宠爱吃，是习惯与饥饿作斗争的结果。
非也非也！平叔极其诚恳的回答。我们是农业大国，且一直倡导食色，性也！有这样的政治觉悟，怎么会饿了几千年？
即便是遭遇了荒谬的清朝，民不聊生的军阀混战，日本鬼子的涂炭，国共的惨烈厮杀，我们在解放迎来新中国之际，人口依然尚有四万万人口！没有一个可提供口粮的机制，如何能做到。
我们民族基本是有的吃，就是遭遇大灾大荒之年，也会有政府和民间善人赈灾搭棚提供免费稀饭，所以才能腾出时间来玩些和文化有关的许多事情。
其中就有给菜取名字。
给菜取名字这件事，一定是在吃饱了没事可干的时候才会发生的。
吃饱喝足闲极无聊，于是就有文化人一边剔着牙，一边回味无穷地盘算着取名事宜。
这事其实并不好干，他得对饮食和文化有兼修，而且脑洞一定是大开的。
比如红烧狮子头，虽说只是几个混元混元、大大的肉圆子，但我们感觉是在吞噬狮子的脑袋，这可是兽中王的脑袋啊！口舌之间，那种人类的豪迈感顿时油然而生。
我们不仅吃狮子的头，我们还吃黑熊的掌（熊掌豆腐），吃老虎的皮（虎皮青椒），而且吃起来还“狼吞虎咽”的，如此的大快朵颐，酣畅淋漓的消灭兽中群雄，这充分展示了我们中国的人类吃起东西来那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庞然大物吃，小的当然也吃。于是就有了“蚂蚁上树”这道菜。
蚂蚁虽渺小，也不能简单的张嘴就吃。而是要把蚂蚁从蚁穴里赶到树上再吃。可见我们对吃是那么的有创意，吃什么，什么时候吃，在什么地方吃，千百年来，我们形成了自己一套完整的美食缔造和享用方案。
我曾给一朋友在家里做了蚂蚁上树这道菜。
朋友用筷子挑起一夹粉丝久久凝视，然后赞叹不已，说这道菜从创意到烹饪再到呈现简直太神奇了，完全是一副绝美的动画场面。你不动筷子这蚂蚁和树就只是一盘死相，而当你用筷子挑动起粉丝来，这树活了蚂蚁也全活了，就开始上树了。于是这蚂蚁和树就一起来到口腔，这滑溜溜，这痒酥酥，人都舒服得不行了。
谁他妈这么厉害，有如此的想象力！朋友恶狠狠的骂道。
一道菜如果没有个利于江湖传颂的名字，那一定是不完美的。就犹如宋江没了“山东及时雨”，吴用不叫“智多星”，李逵刮不了“黑旋风”一样，就成不了网红，估计也就很难会有一百单八将的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
也是，当一道菜有了一个能响亮江湖的名号，这道菜就可以传神了。
当肺片被夫妻冠名，除了麻辣的香气，是不是还可以感受到别人夫妻留下的一丝温情？
这样的温情最能吸引人，所以那些蹄花火锅串串们无一例外都喜欢弄个老妈在前面站着勾人眼球。
和这效果差不多的还有外婆，外婆的菜也是容易让人产生回忆和亲切感的。
少见的是爷爷和外公，这应该是和爷爷外公很难下厨有关。
我想，将来我的孙子如果开饭店，他也许可以打个“爷爷的味道”，毕竟平叔是能做出好味道来的。
奶奶的招牌也不多，我想这和我们习惯的口语忌讳有关。奶奶的餐馆，总让人觉得像是在骂人。
这真的对奶奶有些不公。现在大街上连厕所串串，马桶火锅这么下三滥的名称都有出现，唯独奶奶依然寡见。
多的还有二姐，各种二姐，满大街的二姐。
有文化的菜名更容易被人记住，比如苏轼苏东坡的肘子，丁宝桢丁宫保的鸡丁，都是被食客津津乐道的名菜。倘若没有他俩，东坡肘子就只是个甜甜的肘子，宫保鸡丁最多就是个油炸花生米和鸡丁的组合而已，完全没了如今光辉名字映照下的那种韵味。
现在给菜取名字的人多，有的多少还有几分诗情画意，有的就完全就是打胡乱说了，属于给菜乱取歪号的行为。
在北京的一家餐馆吃过一道“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的菜，名字让我想起了一首歌，就点了，却是海带炖猪蹄。
还有一道叫“一国两制”的菜，端上来一看，是一盘煮花生米中间还有一些油炸花生米，居然如此的两制——水制和油制。
有耳闻“波黑战争”，就是菠菜炒黑木耳，直白得无趣。
无趣的还有许多，什么“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就是两只卤猪脚旁边放几匹绿色的菜叶子；“窃窃私语”就是猪拱嘴和猪耳拼盘；“母子相会”就是黄豆炒黄豆芽。
若论取菜名有趣，当属四川人。
人常说四川人脑壳烂，鬼名堂多。的确，从川菜的许多名字就可以看出这个脑壳烂绝非浪得虚名的，所谓烂，就是善于思维发散，用现在的说法也就是脑洞大开。
说到这，我给大家摆个龙门阵。
往回数三十年，那年中国出了个动静比较大的事情，就是著名的“春夏之交”。
当事情来的快去的快，一切偃旗息鼓以后，整个人顿时觉得万般无聊。一天，有朋友招呼，说在后子门西御河沿街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环境虽然苍蝇，但味道不错，干脆几爷子去喝几口，去去烦闷。于是就去了。
进巷子走不到几步就到了。
堂子简直就是个偏偏儿！
墙是用篾巴片围成的，屋顶被烟熏火燎弄得腻腻的，墙的正中还贴了一张发黄的毛主席像。
里面清一色的矮桌子矮板凳儿，坐在上面，再高调的人进去都只能低调的吃饭。
我们一行人刚走到门口，就有声音从里面飘出：两位女侠五位壮士驾到，看座！
不由得一愣，莫非到了宋朝的哪个山头？
坐下方才明白，原来在这里有他自己的规矩，老板不叫老板，叫村长，老板婆娘不叫老板娘，而是叫妇女主任。
我当时就想，这个老板一定是和农村有几许牵连，要不咋个会那么看得起这两个职位。
这里的茶水也不叫茶水，叫电解质，上茶就吆喝一声，电解质伺候！
碗筷叫桌案工具，菜单叫语录；男客人就壮士，女客叫女侠。递菜谱给客人点菜叫“壮士请读语录！”
筷子掉地上了，众人齐渣渣高呼“快乐！快乐！”完全一副祥和的气象。
结账时也是“银子多少多少”，与钱和人民币无关。
闲聊中知晓，这老板果然当过知青，在广阔天地驰骋过一趟。
饭馆是自家房子，饭馆的人员结构也简单，除了村长妇女主任两三个社员，就没得多余的人了。掌勺的重任也由村长亲自肩扛。
能做出来的菜多是家常和乡间土味的。不同的是，菜品多带有老板的幽默和风趣。于是，煮土豆叫“吃里扒外”，锅盔回锅肉叫“软硬兼施”，苦瓜烧肥肠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屎）”，烧鸭血叫“血染的风采” ，泡菜叫“迟来的爱”……
那段时间，我和一帮朋友就泡在这里，倒不完全是为了吃，只觉得这里轻松，可以把混沌和清晰、现实和未来、白酒和嘎嘎混在一起，不负责任地吃，不负责任地喝，不负责任低操乱说。
这个苍蝇馆子叫土陶村，村长姓薛。
大约是2000年左右，这一带拆迁，这家馆子就消失了。
再后来，又听说“土陶村”在白果林那边死灰复燃了，就邀约了几个朋友专程去走了一趟，算是怀旧。
店堂里张贴了马恩列毛的画像，村民都身着绿军装，有着浓浓的红色年代的味道。
印象深刻的是伟人像下的那幅“民警提示”：”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旧存在——请保管好你的随身物品。“
这让我有些忍俊不住。
村长的创意还体现在土陶村的厕所，见下图。
说实话，土陶村的菜品远远不如它独特风格来的有味道，去的人大多是猎奇。
我实在是不喜欢它店堂里表现的那个煎炭时代的印记，所以那以后就再也没去过了。
一晃十来年过去了，不知土陶村安在乎！
总之，我觉得起名字是个有文化的事情，不仅是给人取名，给菜取名也是如此。
几十年的吃菜经历，也见证了许多忽悠。其中最大的忽悠是自家人做的一道汤。
那是在七十年代初，曾喝过一道叫“水中捞月”的汤，是一个上海的亲戚做的。他描述的很神秘，我们想得很美好；他做的不慌不忙，我们盼望得很急迫。
水中捞月，这让我想起了皎洁的月光下，水里无穷无尽的那些美味……
大忽悠拿过一个大碗，里面放点酱油，就开始往碗里掺开水，眼见满了，注水停止。再往里面滴了两滴香油，两手一叉腰，遂大功告成。
看着他兴奋的样子，再看看一贫如洗的汤碗，炽热的心灵被冷冷的海派文化浇了个透心凉。
真真的水中捞月啊，一点不掺假的水中捞月！
好在猴子不在场！
这道连葱花都没有一颗的汤，让我铭记了一辈子，也让我对有些文化提防了一辈子。
直到现在。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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