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邦文献”一词早在明代既已出现，清代、民国时期较为常用。现今多称此类文献为“地方文献”。二者词义相近，但前者具有相对明确的指向性，后者则较为模糊，指代范围更广，专指一地时需增加表示地域的定语。乡邦文献通常包含两类内容：1.当地人的著述；2.收载内容以当地为主的文献。民国及以前，乡里之人心系桑梓，地方官员肩负教化之责，他们是地方文献收集、整理和传播的主要力量。
傅增湘先生出身书香门第，幼承庭训，喜好藏书。与当时诸多藏书家，如缪荃孙、董康、沈曾植、杨守敬、莫棠、张元济等皆有往来，谙熟古籍版本与校雠之学。辛亥革命后，他开始致力于搜藏古籍，并谨遵父亲教诲，深以古董家玩物丧志为诫，积极从事古籍的整理与刊布。数十年间，勤勉不辍，入藏善本数万卷，其中“手校者十居八九，传播者十居四五”[1]。
在藏书、校书过程中，傅增湘先生“于乡邦文献尤三致意焉”，虽然他八岁即随父亲离开故乡北上，长居京、津，返乡时日有限，但对“蜀中风物，梦寐难忘”，且“怀土之思，久而弥挚”。时值清末民国时期，地方自治思潮盛行，地方文献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各地有识、有力之士纷纷对乡邦文献进行搜集和整理。在自身情感的驱动及社会环境的支持下，傅增湘先生不吝赀财，尽己所能，“凡乡人遗著及蜀中故实，力勤蒐考”[2]。凭借自己的学识和藏书，他以一己之力，先后刊刻《蜀贤遗书》，纂辑《宋代蜀文遗存》，不仅留下了许多令人动容的书史佳话，为后人提供精神力量，更为巴蜀地方文献的保藏与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同时，也为今天地方文献的整理提供了有益经验。
傅增湘先生在大力搜藏古书之始，既已留心乡邦文献。如1912年，他以重金购得宋本《方言》，在与友人书信中称：“侍近日因经济不裕，故购书事不敢放手。《方言》因系蜀人著作古书，故留之，不然亦决不如此豪举也。”[3]同年，因另一部蜀贤遗著——《道园类稿》，傅增湘再三致函张元济，请求代为谐价，并表示“道园蜀人，湘尚缺此种，欲收之以备览阅”，又“吾乡人，故欲得之”[4]。可见是时乡邦文献已是傅增湘先生购藏古书的重点考量因素之一。
对乡邦文献中之蜀人著述，傅增湘先生尤为关注，并投入了大量精力和金钱。除上文所述《方言》《道园类稿》外，见于记载者不胜枚举。如1913年，听闻宋本《苏东坡集》流出，他表示：“他书均可割爱，独此集为乡邦名帙，虽举债亦愿为之。”[5]1914年，他以黑口本《山谷别集诗注》与沈曾植易得明万历洗墨池刊《薛涛诗》，原因是“涛本蜀人，旧刻罕觏”[6]，又在琉璃厂翰文斋见到写本《春秋会义》四十卷，“重其为乡贤著述，欲购藏之”[7]。
傅增湘先生在搜藏蜀人著述的过程中有一些曲折动人的经历。以明澹生堂抄本《咸平集》的入藏为例，傅增湘先生所撰是书跋文言：“此书旧为徐君行可所藏，余闻之已十余年矣，重其为蜀贤遗著，颇欲得而藏之，用为他年汇刊之本。其后流转入于蒋氏密韵楼中。近岁乡人白坚甫侨居上海，以书画易得之，持以见示，爱不忍释，留置几案者经年，终以绌于资力，仍却归之，然五中萦念，不遑舍也。日前稍斥藏书，易米之外，囊底微有余储，就坚甫商让，慨然见允。从此纳之双鉴楼中，与范太史、唐子西二集并箧而藏，俾子孙世守无失焉。”[8]末尾落款特别署为“蜀南后学傅增湘”。
对乡邦文献中之蜀中故实类文献，傅增湘先生也尽可能地收入囊中。如1927年，以旧写本《边州闻见录》“所纪多川南物事，时涉及吾邑者，欲购而藏之”[9]。1929年，用银币四十元于北京厂西门述古堂购入《全蜀艺文志》。1939年，收得《蜀中广记》，“值至百八十金，可谓贵矣”[10]。
整理出版乡邦文献的实际需要，更是助推了傅增湘先生对乡邦文献不遗余力地搜求。他在《宋代蜀文辑存》序中提到，因为有志于蜀文，“乃遍收蜀人遗集，旧刻难逢者，则别求写本，写本不得者，则尽力传钞”[11]。如1927年，他函请张元济代钞宋本《北碉诗集》，书后备注称：“此蜀僧也，求代钞一部，第照行格，不必影写，拟汇入《丛书》也。”[12]又如他在《顾千里校嘉祐集跋》中所记：“余辛、壬桑海之交，客游苏州，亲访文勤季弟仲午，探询此书，意欲影写一本，刊入《蜀贤丛书》中。”[13]再如《蜀中广记》跋中提及“余近十年来以纂辑《宋代蜀文辑存》，因旁及乡邦故实，访求此书甚为切挚”，但“历观内府藏书及南北藏家，皆渺不可得”，由于亟欲查阅，所以“就北平馆藏之文津《四库》书属写官缮录全帙，阅时经岁，耗资百金，始得如愿以偿”[14]。
友人感于傅增湘先生对乡邦文献的挚诚，对其搜求活动给予了一定支持。如明存诚书馆抄本《道德真经注》一书，原为罗振玉所藏，傅增湘先生“以乡贤遗著，从之假校”，罗君“遂辍以相赠”[15]。又如蜀贤名集《陈伯玉文集》，该书是他“数十年梦想而不获者”[16]，在六十岁生日之际，张元济赠送他是书的弘治本作为贺礼。
傅增湘先生在自己搜藏乡邦文献之余，还积极促成同乡友人的保藏，以期同力守护。如明代眉州人张大龄所撰《玄羽外编》一书，他以“其为蜀人遗著故录而存之”，数年后又见一部，“因告乡人涂子厚收之”[17]。又如他非常珍爱的宋建本《王注苏诗》，曾先后购藏三部，卢沟桥事变后，以“世乱无涯，怀宝可惧”，忧惧文献不幸遭遇摧残，“聚之于己，而独力难持”[18]，于是自留一部，将另两部分藏于同乡友人孙仲山、涂凤书处。可谓用心良苦。
傅增湘先生在搜藏乡邦文献时秉持了其古书收藏的一贯理念和态度。其一，重视善本。《双鉴楼善本书目》《藏园群书题记》《藏园群书经眼录》等著录文献皆为精善之本，傅增湘先生所藏的大量外库普通本文献则未见书目著录。乡邦文献同样如此，如现藏国家图书馆的嘉庆《江安县志》，凭借书中钤印可知为双鉴楼藏书，但未见相关著录。亦由于此，傅增湘先生藏乡邦文献的具体数量目前难以稽考。
其二，兼收复本。傅增湘先生曾在题记中表明，自己“雅嗜典籍，虽复本亦不惜兼收”。以乡邦文献《蜀中名胜记》为例。该书为《蜀中广记》十二种之一，《蜀中广记》全帙一百〇八卷，部头庞大。他因是书“网罗鸿富，为乡邦文献之渊”，开始得“成都志局刻本读之，颇虑其传播未广，且全帙亦复稀见，故据文津阁《四库》本传抄一部”，后来经同年董康作缘，自厂估处收得《蜀中广记》原刊全帙，然而因为是本“古刻钜编，卷帙繁重，深加护惜，未便取携”，故再次从文友书坊购入残本，与旧藏零卷补配，合装成《蜀中名胜记》单行本，“浏览之余，得以随时取勘”[19]。
其三，旨在传承。傅增湘先生背负有较强的责任感，他着力搜藏乡邦文献意在弘扬蜀学、表彰先贤，使乡邦文献得以流传，不致湮没。例如他在《四库馆写本春秋会义跋》中写道：“闻乡人方纂《通志》，异时当录以遗之，为蜀中著作增一故实，毋令穷经好古之士终于泯没而无闻，斯亦吾辈之责也。”[20]又如他在《天问阁文集跋》中所发感慨：“三百年来，乡里后生匪特研斋之文字莫由窥观，即其姓名亦几有不能称举者。网罗放失，重订遗编，使昔贤忠义大节，得同简册以流传，斯亦吾辈后死之责乎！”[21]再如《蜀中广记》跋中所记：“实为考蜀事者必备之书。然余观嘉庆重修通志时，绝未述及此书，知吾蜀中久无传本矣。余所以汲汲表彰，不遗余力者，盖以此也。”[22]
傅增湘先生对古籍校雠深有心得，甚至于渐成癖嗜，以校书为乐，孜孜不倦，“有得即校，日竟一二卷，悬为课程”，数十年间，“无经旬之辍”[23]。致力之勤，少有人匹敌。对于校雠，他讲求“一书必兼采数本，一本或覆勘再三”[24]，务求其实。
以蜀中名帙《华阳国志》的校雠为例，1916年，傅增湘先生对明嘉靖张佳胤刊本进行校勘，详考版本源流，并在题记中特意指出：“常《志》为乡邦古籍，张氏又吾蜀闻人，余获此奇籍，特力发此覆，为张氏雪其冤，以取证当世。”[25]1934年，北平图书馆新收得明嘉靖刘大昌刊本，极为罕见，傅增湘先生经赵万里允准后借归，以清廖氏题襟馆刊本进行对勘，用时两个月，订正四百余字，“咸前人所未发”[26]，为后人研究、整理是书提供了重要参考。
“勘定古书，宜广征善本，否则徒劳寡益，壮志难偿”[27]，傅增湘先生认为，古籍整理需在精选善本的基础上详加校雠，唯有经过认真校勘审定的文字才更具流传价值。这一观点也体现在傅增湘先生纂辑乡邦文献的具体实践中。在汇刊《蜀贤丛书》、出版《宋代蜀文辑存》之前，傅增湘先生便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大量的校勘整理工作。如对蜀人著作《巴西文集》的校勘，他先是借来朱翼庵藏的李礼南旧藏写本进行刊定，“留置案头已四月矣”，在听闻“刘氏嘉业堂有新雕本竣”后，索来新本进行复校，“为刊入《蜀贤丛书》之张本焉”[28]。又如《蜀鉴》一书，当时该书之宋刻本已经不可觅得，各藏家也未见著录，只有常熟瞿氏藏有明人写本，傅增湘先生以是书“关系乡邦文献，锐欲从事校雠”，但瞿氏地处江南，“道远不可致”，恰遇“北平馆中新收钞本”，于是借出校勘，经年校毕，又于两天内先后写下《校蜀鉴跋》《明初本蜀鉴跋》两篇题记，详细介绍该书的成书背景、版本及文字异同等情况，洋洋洒洒千余言，并希望“异日当取余校本重订刊行，以饷乡人”[29]。出于纂辑蜀文的需要，甚至于一些宋元总集和类书，如皇皇百余卷的《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萃》，傅增湘先生也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校勘，足见傅先生整理乡邦文献的严慎态度。
在校勘其他文献时，如遇乡邦资料，傅增湘先生也会随手记录，用作他时参考。如在明刊《本朝分省人物考》跋文末尾记：“卷一百七至九为四川省，凡成都府六十一人，保宁府十九人，顺庆府二十六人，叙州府二十四人，重庆府四十二人，夔州府二十八人，马湖府七人，潼川府二十五人，眉州一人，嘉定州十八人，泸州十四人。异时拟钞此三卷刻入《丛书》中，为吾蜀志乘考证之资，聊志于此，以备遗忘。”[30]
在傅增湘先生撰写的题记、自述中，发自肺腑地慨叹古书传播不易的文字俯仰皆是。如“余窃叹前人焠厉辛勤，以成一书，方其传播也，如升天入海之难，及一旦散亡，乃如飞雨飘风之易”[31]，又如“余私念百余年来所传之秘册，若不急为传播，或竟湮没而不彰，是深负古人露钞雪纂之勤”[32]，再如“书经九厄，昔人所悲，聚散成毁，实关运会。方其盛也，竭百辈英贤崇奖之力，而犹惧不集；及其衰也，一二庸夫走卒，毁之而有余”[33]，等等。
傅增湘先生经由古书搜求与整理的实践，深刻领悟古籍流传之艰难，故而倍加珍爱，希冀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助力古籍传承，素寄情怀的乡邦文献更不例外。因“吾蜀宋代人文号为极盛，而遗集所传乃十无二三”，故“发奋蒐采”[34]。可知傅增湘先生刊布乡邦文献不仅仅在于“标举人物以诩桑梓之文学”，以及“胪陈典籍以补志乘之缺遗”[35]，其深刻用意仍在于古书之延续。而古书延续之要在传播。古书传播有多种方式，傅增湘先生认为“刊刻为上，钞录次之，或力有未逮，则校其文字异同，以俟来者”[36]。刊刻可使古籍化身千百，在今天也是文献传播的重要途径。
刊刻又有单种印行、丛书汇刊、专类选辑等组织和呈现形式。傅增湘先生在刊布乡邦文献时，灵活运用了这几种形式，对于某些极为珍稀的文献，则多次印行。比如单种印行方面，被傅增湘先生奉为镇库重宝的汉代蜀贤遗书——宋本《方言》，他先是邮寄日本小林氏制珂罗版，精印百部，以飨同好。不久后又请缪荃孙督陶子麟精摹付刊。再如汇刊丛书方面，傅增湘先生认为明曹学佺《蜀中广记》一书“虽有刻本，而世不经见，实与断种无殊”[37]，于是利用为《四库珍本丛书》选目工作之便，破例将该书列入其中。在傅增湘先生刊布的诸多乡邦文献中，最惹人注目的便是《蜀贤丛书》与《宋代蜀文辑存》。
(一)《蜀贤丛书》
《蜀贤丛书》收录影宋本《方言》《司马相如传》《诸葛武侯传》《名公纪述老苏先生事实》《歔称琐微论》《龙川略志》《颐堂先生集》《王荆文公诗注》《东坡和陶诗》，影元本《道园遗稿》《翰林珠玉》和汲古阁写本《石药尔雅》，凡十二种[38]。据学者转述傅熹年先生的话，《蜀贤丛书》版片已捐赠予四川省图书馆，十年浩劫，书版已毁失无遗[39]。
《蜀贤丛书》缘起于傅增湘先生对乡邦古物——蜀刻本的关注[40]，希望借《蜀贤丛书》的刊印，“上溯眉山，规仿旧法，以复蜀本之观”，所以“影模宋元古式”。与此同时，“表乡里之遗徽”，能够使“异时述益都文苑者”有所取资[41]。
图3 《蜀贤丛书》本《龙川略志》书名叶
图4 《蜀贤丛书》本《龙川略志》卷一卷端叶
《蜀贤丛书》或因印数较少，现在已较为稀见。与之相关的版本信息，如刊成之具体时间等，也难以考究。笔者据所见资料推测，该丛书或为陆续刊成。曹元忠《宋椠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跋》言“内阁库书经学部奏归图书馆，沅叔提学乃影写和陶诗刻入《蜀贤丛书》中”，落款为“宣统甲寅”，即1914年。又据1924年傅增湘先生《静嘉堂文库观书记》，见《新雕名臣纪述老苏先生事实》一卷，“余拟假出影印刊入《蜀贤丛书》中”[42]。仍有待进一步考证。
此外，傅增湘先生还有另一种《蜀贤丛书》的计划。1934年，傅增湘先生致函张元济，欲从《四库珍本》中撷取蜀人著述二三十种，请求协助搭印，拟“单行二三部，定名为'蜀贤丛书’”[43]。张元济以叶数不多，部数亦少，在与主事者相商后，应允专印二部奉赠，但因与教育部的合约在前，要求“'蜀贤丛书’之名请勿宣露，亦勿送人”。据傅增湘先生信中开列书目，共二十二种，四百二十卷(详下)。该套丛书最后只印得二部，其中一部藏东方图书馆。
蜀贤著作藏园选辑
(二)《宋代蜀文辑存》
傅增湘先生对《宋代蜀文辑存》相当看重，称其为“生平志尚所存，亦正乡人众望之所属”。1940年农历十月，他在给张元济的书信中写道，“趁精力未衰，于一二年内将生平未了之事作一结束”，其中第一项即完成是书。次年，他不仅大量削减了校书日课，而且“文字之役亦多谢却”，屏除百事，励志专精，全身心投入是书的编纂工作[44]。及至该书最终刊印，耗费虽多至不可胜计，“昂贵骇人”，但傅增湘先生仍然达观地认为：“今年虽贵，尚能印，明年恐多金亦不能印，故负债累不必为苦，而转以为幸也。”[45]
是书创稿于1928年秋，历时十六年之久，1944年初终于印成。全书一百卷，人自为卷，不分门类。对隐晦罕为人知的撰者则附小传，以表彰幽潜。总计辑录宋代蜀文二千六百余篇，涉及作者四百五十余人。征引文献三百余种，遍及“经说史编，百家诸子，名儒撰述，说部丛谈，甚至海外之逸书，二氏之秘典”[46]。
该书辑录之宋代蜀文皆采自于善本名钞，且经傅增湘先生亲自校订，“精审无讹”[47]，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对此，徐雁平、武晓峰《傅增湘先生对蜀中文献的收集与传播——兼谈〈宋代蜀文辑存〉的编辑出版》与吴洪泽《〈宋代蜀文辑存〉的编纂得失与整理价值》两篇文章已有详细论述。
纵观傅增湘先生纂辑此书的历程，克服种种困难，数次易稿，锲而不舍，“其用心之苦，肆力之勤，执事之敬”[48]，莫不值得我们学习。而傅增湘先生纂辑是书的宝贵经验，也可为当今地方文献的整理工作提供一些借鉴：其一，放眼求全。傅增湘先生通过购、借、抄等各种方式，搜求相关文献，力图完备。如1928年，他致信张元济：“赵汝愚诸臣奏议书楼中有否，能先以目见假何如。北京图书馆有残本，无目录，此书所收蜀文不少，可得一助。”[49]又如他自己所藏四川府州县志欠缺较多，于是“取阅于北平、东方二馆，不足者，更远假之涵芬楼”[50]。最终，全蜀之志所见十得八九[51]。其二，采择求精。傅增湘先生在纂辑《宋代蜀文辑存》时，引用了诸多稀见之本。如《永乐大典》本《泸州志》，“诸文《成都文类》既失载，明杨慎纂《全蜀艺文志》综览古今，收罗闳富，自诩一代雄编，今以志中所载检之，则咸在遗珠之列，知慎于此志固未寓目也。”[52]当努力访寻、挖掘珍稀文献。其三，翻检求勤。对于《宋会要辑稿》《中兴礼书》等卷帙庞大、门类纷繁之书，傅增湘先生也未放弃搜寻，虽然浏览逾年，耗费了大量时间，可用之文也不多，却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遗漏。
作为阅尽古籍聚散的藏书大家，傅增湘先生将古籍整理与传播视作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使命。乡邦文献对于重视桑梓之情的中国人来说本来就具有天然的亲切感，自然会进入傅增湘先生的视野。他在为《续金华丛书》所作序言中写道：“独念吾蜀古籍仅存，亦思少竭蹇薄，汇为丛编，人事纷迕，学殖荒落，瞻言盛业，惟有愧仰。”[53]
傅增湘先生搜集、整理、刊布乡邦文献，不仅为巴蜀地方文献的保藏与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在我国珍贵古籍的流传与保护事业中居功厥伟。先生倾力于古籍的保藏和传承，勤勉、审慎、不遗余力地从事古籍整理工作，更为我们留下了无尽的精神财富。
注释：
[1]傅增湘：《藏园居士六十自述》，民国二十年(1931)石印本，第16叶。
[2]傅增湘：《宋代蜀文辑存》，自序，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
[3]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8页。
[4]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第7页。
[5]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第41页。
[6]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2009年，第874页。
[7]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9页。
[8]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第648—649页。
[9]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第368页。
[10]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第370页。
[11]傅增湘：《宋代蜀文辑存》，自序。
[12]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第165页。
[13]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第670页。
[14]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第224页。
[15]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第511页。
[16]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第570页。
[17]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第273页。
[18]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第686页。
[19]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第227页。
[20]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第30页。
[21]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第863页。
[22]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第226页。
[23]傅增湘：《藏园居士六十自述》，第17叶。
[24]傅增湘：《藏园居士六十自述》，第17叶。
[25]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第241页。
[26]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第142页。
[27]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第1061页。
[28]〔元〕邓文原：《巴西文集》，抄本，傅增湘跋。
[29]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第136页。
[30]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第293页。
[31]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第224页。
[32]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第763页。
[33]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第1069—1070页。
[34]傅增湘：《藏园居士六十自述》，第18—19叶。
[35]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第1069—1070页。
[36]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第791页。
[37]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第224页。
[38]见徐雁平、武晓峰：《傅增湘先生对蜀中文献的收集与传播——兼谈〈宋代蜀文辑存〉的编辑出版》，《四川图书馆学报》1995年第3期，第75页。
[39]孟宪钧：《民国以来藏书家刻书举隅》，《收藏家》1998年第1期，第47页。
[40]有学者将地方刻印文献列入乡邦文献，笔者认为并不妥当。
[41]傅增湘：《藏园居士六十自述》，第19叶。
[42]傅增湘：《静嘉堂文库观书记》，民国十三年(1924)铅印本，第16页。
[43]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第315—317页。
[44]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第377页。
[45]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第387页。
[46]傅增湘：《宋代蜀文辑存》，自序。
[47]傅增湘：《宋代蜀文辑存》，孙鸿猷序。
[48]傅增湘：《宋代蜀文辑存》，孙鸿猷序。
[49]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第197页。
[50]傅增湘：《宋代蜀文辑存》，自序。
[51]傅增湘先生借阅北平图书馆藏书多通过赵万里先生，《宋代蜀文辑存》中采自《永乐大典》遗文及外省方志部分，很多是赵万里先生代访所得。可参考刘波：《傅增湘致赵万里函二十九通考释》，《文津学志》第十九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2年，第82—95页。
[52]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第215页。
[53]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第10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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