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孟子章句》引用经文的来源
《孟子章句》引用的一百余条经文，从来源上看，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论语》《孝经》《尔雅》共十部经书。赵岐生于东汉末期，当时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争端依然存在，但赵岐在今文经与古文经的选择上却表现出较强的开放性。如他援引《诗经》虽以古文经的《毛诗》为主，但也有引用今文经，如“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梁惠王章句上》），赵岐注：“《诗》曰：'莩有梅。’莩，零落也。”（《孟子正义》，第59页）唐人丁公著的《孟子手音》指出：“饿死者曰莩，《诗》曰：'莩有梅’，《韩诗》也。”[5]更为明显的是他对《春秋》，兼采《左传》与《公羊传》。由此来看，赵岐没有固守今文经学或古文经学的壁垒，对待诸经的态度相当包容。
另外，笔者推测，《孟子章句》没有引用《仪礼》和《谷梁传》亦有其原因。《《仪礼》方面，《仪礼》旧称《礼经》，从今本《仪礼》来看，其内容主要涉及“士礼”，与《孟子》文本内容的关联性不强，所以赵岐无需引用《仪礼》；《谷梁传》方面，由于其自身原因，《谷梁传》在东汉不受重视，所谓“盖《谷梁》之义不及《公羊》之大，事不及《左氏》之详，故虽监省《左氏》《公羊》立说，较二家为平正，卒不能与二家鼎立”[6]，所以赵岐亦不曾引用《谷梁传》。
（二）《孟子章句》引用经文的分类
笔者按照两种依据对《孟子章句》所引经文进行分类。第一种是形式的分类，赵岐引群经注《孟子》主要分为三种类型：（1）明引，即直接标明出处，如“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梁惠王章句上》），赵岐注：“《论语》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孟子正义》，第36页。）（2）暗引，即不标明出处而直接使用原文，或为了语句通顺对文本稍作修改。前者如“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离娄章句下》），赵岐注：“大人杖义，义有不得必信其言，子为父隐也。”（《孟子正义》，第555页）“子爲父隐”出自《论语·子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后者如“仁之实，事亲是也”章（《离娄章句上》）章指，赵岐注：“仁义之本，在于孝弟”（《孟子正义》，第534页），这句话本自《论语·学而》：“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3）暗用，即不使用原文而直接用某书的历史事件解释《孟子》，如注释“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公孙丑章句上》），赵岐引用了三个出自《左传》的故事：宾孟言雄鸡自断其尾、骊姬劝晋献公与申生、竖牛劝仲壬赐环。[7]另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赵岐在篇名解题时引用《论语》的篇名或内容进行类比，如“梁惠王章句上”，赵岐注：“鲁卫之君，皆尊事焉。故《论语》或以弟子名篇，而有《卫灵公》《季氏》之篇；孟子亦以大儒为诸侯所师，是以《梁惠王》《滕文公》题篇，与《公孙丑》等而为一例也。”（《孟子正义》，第31页）
第二种是作用的分类，赵岐引用群经注释《孟子》其作用主要有二：一是用以训诂字词、借用经书典故申明文意，如“鼻之於臭也”（《尽心章句下》），赵岐注：“臭，香也。《易》曰：'其臭如兰。’”（《孟子正义》，第990页）我们把这种引用称为工具性引用；一是用以进一步阐释《孟子》的思想，如“君子不亮”章（《告子章句下》）章指：“《论语》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重信之至也。”（《孟子正义》，第860页）我们把这种引用称为思想性引用。。《孟子章句》的注释内容包括随文注释和章指，其中章指的作用是总结每章的思想内容，所以章指中引用经文仅限于思想性引用，而随文注释则兼有工具性引用和思想性引用。
（三）《孟子章句》引用经文的数量
从数量上看，《孟子章句》共引用经文132处，《论语》的引用次数最多，为38处。其次是《诗经》与《左传》各22处，《尚书》20处。引用数量较少的是《周礼》10处、《礼记》7处、《孝经》6处、《周易》4处，以及《公羊传》2处、《尔雅》1处。
（一）引用《论语》《孝经》
《孟子章句》引《论语》解《孟子》共38处，在所引经文中次数最多。在赵岐之前，已有人把孔子和孟子并提，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大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8]这是已知最早明文记载将孔孟并提的说法。此后，这种说法日益多见，[9]但明确把《论》《孟》二书并称的人当属赵岐，他在《孟子题辞》中说：“孟子退自齐、梁，述尧、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贤拟圣而作者也。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论语》者，《五经》之錧鎋，《六艺》之喉衿也。《孟子》之书，则而象之。”（《孟子正义》，第13页）司马迁对孔孟的评价虽然是《论语》《孟子》所记载的内容，但其目的是赞扬孔孟不“阿世俗苟合”的品节。而赵岐则直标《论》《孟》，认为孟子著书实为拟圣之举，更确切地说，《孟子》在思想上继承了《论语》。基于此种认识，赵岐极力引用《论语》以指明二者的相似性。
首先，在外在形式上，赵岐援引《论语》为《孟子》篇名作注。除前文提到的对“梁惠王章句上”的解释外，赵岐于其他诸章亦援引《论语》以解题：以“子路问政”解释“公孙丑章句上”；以“卫灵公问陈于孔子”解释“滕文公章句上”；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解释“离娄章句上”；以“颜渊问仁”解释“万章章句上”；以“子罕言命”解释“告子章句上”；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解释“尽心章句上”。其实，《论语》《孟子》的章节命名都是取每章开头的几个字作为篇名，这是先秦诸子著作最为常见的命名方式，它们之间并不具有赵岐所理解的这种关系。赵岐将《孟子》比附《论语》虽过于牵强，却也可以看出他在竭力突出《论》《孟》的相似性。
在赵岐看来，《孟子》与《论语》在思想上的一致性更为突出，也更为重要。《孟子章句》大量引用《论语》解释孟子的思想。如释“所谓故国者”章，后来注释《孟子》或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对于本章的关注点往往在于孟子对“国人”作用的强调，以彰显孟子朴素的民本思想，而赵岐引用《论语·卫灵公》：“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指出孔子与孟子对待人物臧否，不应妄听片面之词，而要有所考察。其落脚点是强调在位者“察”的重要性，赵岐这种别出心裁的诠释角度，正是为了竭力将孟子和孔子联系在一起。
赵岐格外强调孔孟在仁义思想上的一致性。《孟子章句》引《论语》以释《孟子》仁义方面的内容凡5处，如“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梁惠王章句上》）赵岐注：“从王至庶人，故云上下交争。各欲利其身，必至于篡弑，则国危亡矣。《论语》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孟子正义》，第37页）援引《论语》说明孔孟义与利问题上的一致态度；再如“以力假仁者霸”章（《公孙丑章句上》）章指：“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服，优劣不同，故曰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怀之。”（《孟子正义》，第222页）“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怀之”出自《论语·季氏》，引用其以说明孟子在王霸问题上对孔子思想的继承。
对于《孝经》，《孟子章句》共引用6处。《孝经》在两汉时期备受推崇，汉人认为《孝经》是孔子为弟子陈述孝道，记载着孔子关于孝的思想，如班固《汉书·艺文志》：“《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10]再如《孝经钩命诀》：“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春秋》属商，《孝经》属参。’”[11]赵岐对《孝经》的引用并没有拘泥于“孝”，他所引的6处中只有“仁之实，事亲是也”章的章指引《孝经·感应章》：“孝弟之至，通于神明”以注释《孟子》关于孝的言论，另外几处则是为了解释《孟子》的其他思想。如“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告子章句上》），赵岐注：“性与情，相为表里，性善胜情，情则从之。《孝经》曰：'此哀戚之情。’情从性也，能顺此情，使之善者，真所谓善也。”（《孟子正义》，第752页）他引用的是《孝经·丧亲章》：“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偯，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引文的本意是表现孝子丧失至亲后的悲痛之情，而赵岐于此则是借用这种情感说明性和情的关系：孝子对至亲的孝来自性，即文中孟子强调的仁，孝是仁在家庭伦理中的具体体现，而孝子失去至亲时的哀戚之情是顺由其性而产生的。
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说：“孟子闵悼尧、舜、汤、文、周、孔之业将遂湮微……是故垂宪言以诒后人……孟子退自齐、梁，述尧、舜之道而著作焉。”（《孟子正义》，第10页）在赵岐看来，孟子传承的是尧舜以来一直到孔子的道。《论语》《孝经》记载着孔子的言行与思想，赵岐引用这两部书基本都属于思想性引用，如此便可以更直接地阐明孔孟之间的继承关系，以证孟子为孔门传道之功。赵岐援引二书注《孟子》，强化了孔孟之间的关系，确立了从尧、舜、汤、文王、周公到孔子，再到孟子的传承关系，“逐步消解司马迁'孟荀齐号’的范式，不断凝聚为孔孟一体的模式”[12]，开后世独尊孟子为亚圣的先河，亦是孔孟道统说的滥觞，为后来孟子其人其书地位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引用《左传》《公羊传》
对于《春秋》，《孟子章句》只引用了《左传》与《公羊传》。过去有学者指出“从赵岐对孔子的形象来看，他的立场近于今文学派”[13]，他们的依据主要来自赵岐对“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滕文公章句下》）的注释，赵岐注：“世衰道微，周衰之时也。孔子惧王道遂灭，故作《春秋》，因鲁史记设素王之法，谓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谓我正王纲也。罪我者，谓时人见弹贬者。言孔子以《春秋》拨乱也。”（《孟子正义》，第452页）以及对“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离娄章句下》）的解释，赵歧注：“孔子自谓窃取之，以为素王也。”（《孟子正义》，第547页）从赵岐对这两句话的解释来看，他认为孔子作《春秋》，设素王之法，这的确有着明显的今文经学的观点与立场。但在孔子形象之外的其他方面赵岐又持有何种观点？笔者通过分析赵岐所引用的《春秋》经文，发现赵岐对《左传》《公羊传》兼而取之，总体上是一种开放的、包容的态度。
首先看赵岐引用的2处《公羊传》。一处是“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离娄章句上》），赵岐注：“权者，反经而善也。”（《孟子正义》，第520页）这句话出自《公羊传·桓公十一年》：“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另一处是“或谓孔子于卫主痈疽”章（《万章章句上》）章指，赵岐注：“君子大居正，以礼进退，屈伸达节，不违贞信，故孟子辩之，正其大义也。”（《孟子正义》，第656页）“君子大居正”出自《公羊传·隐公三年》。以上两处都是援以说明君子处世之道，这种思想并非今文经学所独有，也不涉及对孔子形象问题的讨论。由此可见，赵岐的今文经学立场确实仅存在于他对孔子形象的讨论，而在其他方面赵岐本人并没有竭力发挥《公羊传》以伸张今文经学的思想。
再看赵岐对《左传》的引用。《孟子章句》共引用《左传》22 次，仅从数量上的差异就可以看出赵岐对古文经的偏重。其中，7 处为工具性引用，用以训诂字义、借典故说明文意，如“恶乎宜乎，抱关击柝”（《万章章句下》）注：“柝，行夜所击木也。《传》曰'鲁击柝闻于邾’。”（《孟子正义》，第707页）；再如上文提到的宾孟言雄鸡自断其尾、骊姬劝晋献公与申生、竖立牛劝仲壬赐环的故事。相较之下，对《左传》的思想性引用达15次，如“周室班爵禄也”章（《万章章句下》）章指：“言圣人制禄，上下差叙，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诸侯僭越，灭籍从私，孟子略记，言其大纲，以答北宫子之问。”（《孟子正义》，第690页）“贵有常尊，贱有等威”出自《左传·宣公十二年》；再如“鲁欲使慎子为将军”章（《告子章句下》）章指：“言招携怀远，贵以德礼，及其用兵，庙胜为上，战胜为下，明贱战也”（《孟子正义》，第854页），这句话本自《左传·僖公七年》：“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以上几处引用都出自章指部分，显然是赵岐对《孟子》思想的发挥，其中表现出明显的尊礼、尚德的倾向，这种倾向接近古文经学。另外，对于这一问题，还有一个过去常常被学者忽视的《孟子篇叙》，这是赵氏对《孟子》篇章结构的讨论，他说：“篇所以七者，天以七纪，璇玑运度，七政分离，圣以布曜，故法之也。”（《孟子正义》，第1031页）“天以七纪”出自《左传·昭公十年》，赵岐将《孟子》的篇章数目与“七纪”相比附，虽不免牵强，但却可以看出赵岐对于《左传》思想典故的认同和吸取。
前文提到，赵岐兼采《左传》与《公羊传》，在今古文经学问题上表现出很强的开放性。我们通过进一步的梳理认为，在孔子形象的问题上，赵岐持有一种今文经学的观点，但对此并没有额外发挥。同时，赵岐对于《左传》深有体悟，在注释《孟子》的过程中多处表现出古文经学的思想倾向。
（三）引用《周易》《周礼》《礼记》《尔雅》
《孟子章句》对《周易》《周礼》《礼记》《尔雅》等四部经书的引用，从数量上看虽不及《论语》诸书，但依然值得关注，具体来说：
《孟子章句》引用《周易》凡4处，其中1处为工具性引用，以解释字义：“鼻之于臭也”（《尽心章句下》），赵岐注：“臭，香也。《易》曰：'其臭如兰。’”（《孟子正义》，第990页）“其臭如兰”出自《周易·系辞上传》：“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另外3处属于思想性引用，如“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尽心章句上》），赵岐注：“形，谓君子体貌严尊也。《尚书·洪范》：'一曰貌’。色，谓妇人妖丽之容。《诗》曰：'颜如舜华’。此皆天假施于人也。践履居之也。《易》曰：'黄中通理’。圣人内外文明，然后能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居色，主名尊阳抑阴之义也。”（《孟子正义》，第937页）“黄中通理”出自《周易·坤·文言》：“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赵岐先引用《尚书》和《诗经》以指明“形”和“色”的区别，再引《周易》以说明圣人“黄中通理”能够尽人之性，践人之形。此处，赵岐认为君子生有美形、妇女生有美色，所以上句并称形色；而下句只言践形而不言践色，只有圣人能够身居正道，是尊阳抑阴的原因。这种观念明显受到《周易》崇阳抑阴思想的影响。[14]
《孟子章句》对于《周礼》《礼记》的引用主要为工具性引用，数量达 15 次，其目的明显，即解释名物制度。如解释“将以衅钟”（《梁惠王章句上》）时，赵岐援引《周礼·春官·大祝》“堕衅，逆牲逆尸，令钟鼓”以及《周礼·春官·天府》“春，衅宝钟，及宝器”说明衅钟制度的大致情况；再如注释“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滕文公章句上》）时，他援引《礼记·王制》“夫圭田无征”以指明孟子所主张恢复的井田制的详细内容。
引用《尔雅》1处，用以解释“巨室”（《梁惠王章句下》），赵岐说：“巨室，大宫也。《尔雅》曰：'宫谓之室。’”（《孟子正义》，第146页）这是赵氏在《孟子章句》中唯一一次明确说明引用《尔雅》。经笔者统计发现焦循的《孟子正义》指出赵岐暗引《尔雅》共计33处，用以解释字义，如“时日害丧？予及汝偕亡！”（《梁惠王章句上》），赵歧注：“时，是也。”焦循说：“其训时为是，《尔雅·释诂》文。”（《孟子正义》，第49页）前文指出赵岐解释字词会明引《诗经》《左传》等书，但焦循指出的赵岐对《尔雅》的暗引，情况却并非如此。这是因为直接注明“某者，某也”是注经的常用体例，汉儒“诂训相传”，字词训诂都是自经师授受传承而来，赵岐沿用这种体例，直接说明字词意思即可，如需用其他经书参考佐证，才会另行引用以说明。另外，由于《尔雅》成书时间较晚，且多汇集它书的训诂成果，赵岐对字词的解释并非完全出自《尔雅》，所以笔者没有将焦循认为的33处出自《尔雅》的内容计入赵岐引用《尔雅》的部分。
前人早已指出《孟子章句》不重视对名物制度的解释，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汉儒注经，多明训诂名物，惟此注笺释文句，乃似后世之口义，与古学稍殊。然孔安国、马融、郑玄之注《论语》，今载于何晏《集解》者，体亦如是。盖《易》《书》文皆最古，非通其训诂则不明。《诗》《礼》语皆徵实，非明其名物亦不解。《论语》《孟子》词旨显明，惟阐其义理而止，所谓言各有当也。”[15]四库馆臣认为这种情况与《孟子》自身的体例有关，从《孟子章句》工具性引用和思想性引用的差异也可以看出赵岐仅引用少量经文注释名物制度，这种比较也可以作为对四库馆臣所作评论的一个佐证。
（四）引用《诗经》《尚书》
引用《诗经》《尚书》是《孟子》的特色，这与孟子自身的治学有关，赵岐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孟子正义》，第7页）赵岐在注释《孟子》时也非常注重《诗经》《尚书》，但二人的引用存在较大差异。孟子将《诗经》《尚书》视为“史”，所以他引用《诗》《书》是为了通过这些史料佐证自己的观点，如《梁惠王章句上》中，孟子和梁惠王一起立于池沼之上，梁惠王问及孟子“贤者亦乐此乎”时，孟子分别援引《诗经·大雅·灵台》和《尚书·商书·汤誓》，以文王和夏桀的例子论证他所说的“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的道理。
《孟子章句》援引《诗经》《尚书》与《孟子》不同。首先，赵岐不再关注《诗经》的史料性，而是注重其训诂价值，他援引《诗经》往往是为了说明文字训诂。赵岐对《诗经》的工具性引用多达14次，如“罪人不孥”（《梁惠王章句下》），赵歧注：“孥，妻子也。《诗》云：'乐尔妻孥。’”（《孟子正义》，第59页）另外，赵岐在章指中也会引用《诗经》以阐释《孟子》的思想，即思想性引用，如“孟子之平陆”章（《公孙丑章句下》）章指：“人臣以道事君，否则奉身以退。《诗》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言不尸其禄也。”（《孟子正义》，第267页）引《诗经·魏风·伐檀》说明孟子劝诫在位者应该食君之禄，分君之忧，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其次，赵岐对于《尚书》的征引，除了用以训诂词句以疏通文义之外，还会援引经文以说明历史背景。孟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他在阐释道理时会借往圣先贤的例子加以论证，赵岐在解释这些历史事件时会引用《尚书》做进一步说明，如“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滕文公章句上》），赵岐引《尚书·皋陶谟》：“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孟子正义》，第377页）说明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史事。总之，相较于孟子引《诗》《书》以阐明自己的思想，赵岐更加关注它们的工具性。
赵岐引经注《孟》除了他自己推崇《孟子》的原因外，还与其所处的时代有关，所以引经注《孟》的行为本身亦能反映出一些历史问题，这其中包括东汉学者对《孟子》认识的提升，一人独治一经的学术现象的打破，以及今古文经学的逐渐融合。
（一）《孟子章句》引用经文反映出东汉学者对《孟子》认识的提升
根据《孟子题辞》记载，《孟子》在汉代地位最高时是汉文帝时期被置为传记博士，之后因汉武帝置五经博士而遭罢免。传记依附于经书，其地位介于经书与子书。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孟子》列于“诸子略·儒家类”。纵观整个汉代，《孟子》基本被视为子书，其地位远不能与经书相提并论。但相比较而言，《孟子》在东汉更受重视。董洪利先生指出：“东汉人讲经学，往往把能够征引《孟子》来阐明经义的人称为学问广博之人。赵岐说∶'讫今诸经通义，得引《孟子》以明事，谓之博文。’东汉人并没有因《孟子》被罢传记博士之事而不重视它，反而以能够在著作中征引《孟子》为荣，这说明从西汉到东汉，随着时代的发展，《孟子》的影响日益扩大，人们对孟子思想的价值也认识得越来越充分。”[16]
经师在解经过程中引用《孟子》，可见孟子其人其书受到推崇。但尽管大量学者引用《孟子》，这种引用毕竟是零散的、不成体系的，而且其目的在于注经而非注《孟》。经师的关注点是阐发经书自身的思想，孟子作为先秦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用其思想解释经书极为恰当，也更加具有说服力。换句话说，经师引用《孟子》解读经书，是《孟子》自身的特点所致，这种现象并不足以充分证明人们对《孟子》的思想价值的认识的提升。而赵岐援引经书，其目的在于解《孟》，诸经成了注释《孟子》的工具。如此一来，主客关系发生对调，引群经注《孟子》以说明它们之间的一致性，这种以经解《孟》的现象，更能说明东汉学者对孟子其人其书的重视。
赵岐曾高度评价《孟子》，他在《孟子题辞》中说：“（《孟子》）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福，粲然靡所不载。帝王公侯遵之，则可以致隆平，颂清庙；卿大夫士蹈之，则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厉操者仪之，则可以崇高节，抗浮云。有风人之托物，《风》《雅》之正言，可谓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孟子正义》，第13页）赵岐认为《孟子》含括人世间万事万物，尊习《孟子》于国于家于身都大有帮助。不仅如此，赵岐还说：“《论语》者，《五经》之錧鎋，《六艺》之喉衿也。《孟子》之书，则而象之。”（《孟子正义》，第377）赵岐把《论语》视为六经的总领，而《孟子》与《论语》相似，对于六经也起着纲领性的作用，这种说法很容易让人想起宋代理学家的观点，如：“穷得《论》《孟》，自有个要约处，以此观他经，甚省力。《论》《孟》如丈尺权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见得长短轻重。”[17]，②虽然赵岐对《孟子》的推崇较之宋儒仍有差距，但从其言论中亦足以看出他对《孟子》的认识与当时“诸经通义，得引《孟子》以明事”的“博学”之人不同，赵氏通过援引群经注释《孟子》，更加直接明确地说明了《孟子》对《六经》的关键性作用，由此一来，对《孟子》的认识又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二）《孟子章句》经解经反映出东汉经学的发展状况
在本部分内容展开之前，我们需要先引入一个问题——赵岐为何能够引用诸经以解释《孟子》？笔者认为，其中有一个重要前提是赵氏对这些经书有相当程度的把握。从赵岐所引用的经文来看，他对这些经典绝非流于表面附和，而是深含个人体会。
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说：“惟六籍之学，先觉之士，释而辩之者既已详矣。儒家惟有《孟子》，闳远微妙，缊奥难见，宜在条理之科。”（《孟子正义》，第25页）这话交代了赵岐注释《孟子》的原因，一是因为赵岐认为《孟子》有极高的注释价值，一是因为其他经典早已被经师们阐释得极为详细。赵岐能够做出如此判断，可见他对当时儒家典籍的研究情况相当熟悉。皮锡瑞说：“后汉经学盛于前汉者，有二事。一则前汉多专一经，罕能兼通。经学初兴，藏书始出，且有或为《雅》，或为《颂》，不能尽一经者。”[18]相较于西汉，东汉经学改变了过去经师独治一经的局面，转而一人兼修数经，郑玄、何休等人皆是如此。赵岐与之相比，学术成就自然逊色许多，但从他以经解《孟》的情况看，他对儒家的诸多经典已然相当熟悉，同时颇有个人独到见解，这说明东汉后期经学传承的师法、家法发生松动，独治一经的局面被打破。无论是当时如郑玄、何休这样杰出的经学家，还是赵岐这种相对一般的学者，都已经能够研习多部经书，这成为一种极为普遍的学术现象，东汉后期经学发展出现了全新局面。
还有关于今古文经学的问题，严格划分今文经派和古文经派，“用这样分派的观点来看待汉代经学的，实始于四川学者廖平先生的名著《今古学考》”[19]。廖平认为：“今古之分，郑君以前无人不守此界畔……即此可见东汉分别今古之严。自郑康成出，乃混合之……今古文之混乱，始于郑君，而成于王子雍。”[20]按照廖平的观点，郑玄是东汉融合今古文经学的关键人物，在他之前各家严守今古文的界限，不敢越雷池一步。同时，廖平指出：“郑君驳《异议》时，尤知今古不同，各自成家，至于撰述乃忘斯旨……乃前后异辙，使今古之派，遂至汉末而绝也。”[21]也就是说，在廖平看来，郑玄注经是导致东汉今古文融合的关键。
前文已指明，从赵岐兼采《左传》与《公羊传》的情况来看，他对于今文经和古文经持有开放的态度，可以说赵氏注《孟子》融合了今古文学。《孟子题辞》说：“（赵岐）诡姓遁身，经营八纮之内，十有余年……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济集，聊欲系志于翰墨，得以乱思遗老。……于是乃述己所闻。”（《孟子正义》，第24-25页）据《后汉书》的记载，赵岐在延熹元年（158年）出逃北海，之后被安丘人孙嵩藏于壁中九年[22]。根据《郑康成年谱》，延熹二年（159年），“玄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23]。即赵岐藏于壁中时，郑玄仍处于游学时期。而郑玄注经始于《礼》，“玄此后数年中注《礼》，兼作《六艺论》”[24]，其时间为熹平元年（172年），此时距赵岐始藏于壁中已十余年。尽管郑玄是打通今古经学的关键人物，他在注经过程中融合今古文，使其壁垒逐渐消除；但从《孟子章句》的注释情况来看，赵岐对今古文经学的融合并不晚于郑玄。
赵岐援引诸经注释《孟子》，是东汉时期经学发展下的必然产物，通过对其进行梳理考证，我们对赵岐注释《孟子》的态度、思想有了更加准确的认识。赵氏以经解《孟》虽表现出浓厚的个人倾向，却也代表了东汉学者对《孟子》的基本认识。以经解《孟》第一次将《孟子》与其他儒家典籍，尤其是与《论语》之间建立起内在联系，为后世学者解读《孟子》给予了重要启示，也对《孟子》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2] 案，赵岐生于东汉末年，在他所处的时代被奉为“经”的只有所谓的“五经”，本文以今人视角分析《孟子章句》，且所论诸经皆名列《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故包括《论语》等在内的其他典籍依照惯例皆称之为“经”，都在本文的分析范围之内。
[3] 李峻岫《汉唐孟子学述论》，济南：齐鲁书社，2010年，第158页。
[4] 李峻岫《汉唐孟子学述论》，齐鲁书社，第153页。
[5] [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831页。
[6] [清]皮锡瑞撰，杨世文、张行、吴龙燦、汪舒旋笺注：《经学通论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667页。
[7]案三事分别见于《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左传·昭公四年》。这些故事在《国语》中亦有记载， 如宾孟之事见于《国语·周语》。因《孟子章句》中明确引用《左传》的内容多于《国语》，且东汉时期《左传》的地位与权威性高于 《国语》，所以我们认为赵岐引用以上三个故事时，其依据为《左传》而非《国语》。
[8]［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345页。
[9] 参见李峻岫《汉唐孟子学述论》，齐鲁书社，第27-28页。
[10]［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19页。
[11] 董治安编：《两汉全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537页。
[12] 郭伟宏《赵岐<孟子章句>研究》，山东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99页。
[13] 黄俊杰《孟子》，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58页。
[14] 案，关于《周易》崇阳抑阴的思想倾向，参见朱良志《刚为<易>之魂——论<周易 > 崇阳抑阴的哲学倾向》一文，载《周易研究》1999年第1期。
[15]［清］永瑢：《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四书类·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55页。
[16] 董洪利《孟子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63页
[17]［宋］程颐、程颢《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 2004年，第205页。
[18]［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4页。
[19] 张岱年编《国学今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25页。
[20] 李耀仙编《廖平学术论著选集1》，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71页。
[21] 李耀仙编《廖平学术论著选集1》，巴蜀书社，第67页。
[22] 参见［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注：《后汉书·吴延史卢赵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121页。
[23] 王利器《郑康成年谱》，济南：齐鲁书社 , 1983年，第49页。
[24] 王利器《郑康成年谱》，齐鲁书社 , 第82页。
【作者简介】
王小婷(1978— )，山东济南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经学诠释学。
张佳旭(1998— )，山东济宁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经学文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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