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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者说文献学
——044敦煌研究院王东
个人介绍
王东，男，1980年生，历史学博士。2013年毕业于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现就职于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副研究馆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敦煌文献与西北民族史，在《文献》《中国藏学》《敦煌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篇，偶有《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1. 文献学是一个冷门学科，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门学问的？是主动报考还是调剂？谈一谈您对“文献学”的最初印象，现在的理解有没有变化？
2000年至2004年，我在安徽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学习，当时开设有《历史文献学》这门课程，这是与文献学第一次亲密接触。因高考发挥不好，服从专业调剂到了历史学专业。最初，心理上对历史学还是有些抵触的，上课也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所以无法回忆出当时学习的情形。在我的印象中，“文献学”就是过去老学究们带着厚厚的眼镜片，扎在故纸堆中逐字逐句研读的情景。进入硕士阶段，开设有历史文献学的课程，并且老师要求根据研究方向进行文献研读，因撰写论文的需要，强迫自己去研读相关文献，在文献中寻找对自己写作“有用”的只言片语，不知不觉竟然喜欢上了文献学，努力发掘文献背后“隐藏”的历史信息。“文献学”不仅是一门学科，更是我们从事历史相关问题研究最为重要的敲门砖，没有文献学的支撑，恐怕历史研究也就无从谈起，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总之，对于文献学的学习与研究，贵在坚持。
2. 毕业后又从事文献学研究和教学，您觉得涉古专业本科生学习“文献学”课程的必要性是什么？
我个人觉得涉古专业本科生学习“文献学”课程十分有必要。我没有给本科生上过课，但通过这几年给硕士生上课经历，体会最深的是，当下学生缺乏对文献学知识的基本认识，不知道怎么查找文献和怎样去利用文献，更缺乏对传统学术训练的敬畏，非常之“随性”。如果能够充分认识文献学的重要性，那么至少在阅读相关文献方面不会存在太多的障碍，更有利于解读和利用文献去解决一些问题。因此，在与文献学有关联的专业课程设置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该专业基础课的设置。
3. 您的研究方向是偏向历史文献学还是文学文献学？又或者说偏重目录、校雠和版本的哪个具体方面？请重点谈一下您在这个领域的治学心得？
至于谈治学心得嘛，我一直对学术心存敬畏，诚惶诚恐，认为自己尚属于刚入门的小学生，谈不上对治学有什么心得。我就简单谈一谈个人感受吧。尽管现在许多文献已经数字化，可以借助网络工具和大数据而很快得到自己想要查阅的文献资料，但毕竟古代文献典籍浩如烟海，需要“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勇气和态度，否则无法真正体会到文献学之乐。对于文献学的研究，需要“大小”结合。所谓“大”，也就是说对一个问题的关注，要着眼于整个大背景下的相关研究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谈到的学术史；所谓“小”，就是从细微处入手，当下学术研究，主要是从新材料、新问题和新方法三个方面着手，而对大家都熟知的文献已经被众多学者广泛研究使用，那么只能从新问题或者新方法的角度重新解读文献，辅助研究，努力寻找提炼文献背后“隐藏”的信息，可能会有意想不到收获。
4. 有人说“文献学”是个基本工具，算不上单独的“学科”，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如果是“工具”，是否应该有更广泛的应用？是“学科”，主要研究对象是什么？是否有瓶颈和走出困境的思路？
5. 结合自身的求学和教学，“文献学”的研究生培养上与其他学科有何不同，一般做些什么具体学术训练？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质？您对学生们有何期待？
我觉得“文献学”的研究生培养与其他学科最大的不同在于“博”，文献学看重多学科知识的积累，诸如文学、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知识都要涉猎，同时对于传统文献学基础的培养也是必须的，包括版本、校勘、目录等方面。单单依靠课堂上的教授与学习是无法直观体验“文献学之乐”的，需要将所学知识付诸于实践，参与到一些文献整理的课题中是最好的学术训练。我读博士时候，参与了冯培红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法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和研究》，在不定期举办的读书班上大家在一起研读文献、辨析俗字等，通过参与项目，感觉研读文献的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后来上班后申请的一些课题也基本是围绕整理文献展开的。通过参与课题的具体实践，进而将所学的文献学知识与理论消化吸收，不再是一种“纸上谈兵”的状态。
6. “文献学”专业的学生就业情况如何？论文发表难度？主要的就业方向是什么？
通常看，文献学专业的毕业生就业情况一般，如果是博士毕业相对好一些，但就业并非只看自己所学的专业，更要结合自己的特长，因人而异。现在论文发表都比较难，评职称、项目考核等都需要发表论文，造成了“僧多粥少”的局面，加上一些刊物基本上不刊发学生或者副高职称以下的论文，论文发表更为困难。主要就业方向是高校、科研机构、图书馆、出版社等单位。
7. 请您谈一谈对文献学前景的展望，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哪些方面会引起更多关注？
首先，我觉得民族宗教类文献在未来研究空间比较大，因为这一类文献关注的人相对较少，但却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不仅仅限于单纯的民族或者宗教相关问题的研究，而是民族交流、交融、互鉴等方面，更能延展对民族宗教历史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推动相关问题的深入。譬如敦煌文献中有大量的骰卜文本，而这些骰卜内容很多与日常生活有关，涉及卜占财运、婚姻、子息、权势、家产、经商、诉讼、军功等诸多方面，是社会各阶层生存状态的真实体现。那么我们通过骰卜内容可以了解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相关信息，不再局限于文本外在所展示出来的内容。
其次，地域性文献的不断涌现，补充了传统文献典籍中讹误、阙失等不足，诸如敦煌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书、徽州文书、循化厅司法档案等。这些具有地域特色的文献所记录了同时代官方行政运行、民间生活等信息，更能直观地重现历史影像，属于第一手资料，有助于我们从纷繁芜杂的历史记载中寻求历史真相。
再次，传统文献研究与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相结合，研究方法和学科交叉互动优势逐渐凸显。文献的数字化趋势已经凸显，并给广大研究者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甚至可以通过特别设计的程序而为具有特殊需求的群体提供文献资料，最为简洁的莫过于“字段”的筛选检索，以后甚至会出现以表达特定情感词汇的选择而去判定古人的内心世界。
8. 请您推荐一种“文献学”的必读书，简要地介绍一下内容及您的阅读体会。
张舜徽先生著《中国文献学》（有中州书画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东方出版社等多个版本）是我系统学习文献学的第一部著作，这部著作是张先生多年来文献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其文献学理论的总结，对中国文献学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构建了基本框架，包括文献理论、文献研究、文献整理、文献学史诸多方面，循序渐进，从宏观到微观，结构严谨，条理清晰，非常适宜初学者的学习。张舜徽先生指出文献学的基本任务就是对文献进行整理，将校雠学等同于文献学，“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通过文献整理工作为研究者们提供文献上的便利，文献学和史学是不可割裂的。因此，我们在历史研究中离不开文献学方法理论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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