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摘 要：赵振铎为我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辞书学家，一生笔耕不辍，论著等身。整理赵振铎先生的学术发展脉络、研究其学术思想及治学方法，可为当代中国语言学、辞书学发展提供参考资源及理论借鉴。
关键词：赵振铎；学术年表；集韵；汉语大字典
赵振铎先生，生于1928年，四川成都人，我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辞书学家，笔名萧芸、天水、赵怿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四川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汉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汉语大字典》常务副主编，《汉语大词典》（修订本）副主编，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辞书学会顾问，四川省语言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1992年享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获评四川省学术带头人；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全国古籍整理出版一等奖、中国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王力语言学奖一等奖、“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优秀成果奖等。欣逢先生从教六十九周年，本文不揣浅陋，泛览典文、左右采获，得先生论著二百余，辑成赵振铎先生学术年表长编，以窥其治学与为文，倘能对研究者有所助益，乃拙文之幸。
是年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学号370001。
从杨明照先生学“读书指导”课，课后整理笔记，核原书，查资料，贯穿新旧知识，正楷手书誊正。该笔记于2012年捐赠川大校史展览馆。
大学间，从祖父赵少咸读《切韵考》、圈《广韵》，始知“声韵学是治语言文字之学的基础”。
于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任助教。
1952年9月至1953年8月，时甄尚灵先生授“语言学引论”、“中国语言学”，赵先生因得从学并任课程指导，始通国际音标、语音学。
此间，少咸公督教研习《经典释文》，厘清各音义内容，转录十三家校语及少咸公手批之切语声韵混用材料。
1953年9月至1955年夏，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高名凯教授进修语言学理论，问学魏建功、袁家骅、周祖谟、李荣、王力、岑麒祥诸先生。
翻译文章《同行语（语言学名词选译）》刊于《中国语文》10月号，署名“萧芸”。该文节译自《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版第15卷。
1955至1959年，回川大，开“语言学引论”及“现代汉语”课程，以所学授人。
《对介绍方言词的几点意见》刊于《语文知识》1956年第8期。
是年，哲学社会科学十二年规划制定，赵先生响应“向科学进军”号召，始有研究《集韵》之志，拟报《集韵》整理之课题。
《〈语言〉（濮之珍作）介绍》刊于《语文知识》1957年第6期，署名“天水”。
《关于汉语外来词的几个问题》刊于《语文学习》（北京）1958年第3期，署名“赵怿伯”。外来词“指已经确定是从其他语言吸收来的那些词”，文章就外来词的范围、产生、吸收方式、对待态度论述。“由于使用不同语言的人民之间密切交际，汉语在接触中从其他语言中吸收了一些自己需要的词”，“外来词进入汉语后，就成为汉语词汇的一部分”。吸收外来词的方式，一是音译，二是意译，及二者兼有。“反对滥用外来词，但不是要把语言中所有的外来词全部排挤出去”。
《关于方言词的问题》刊于《语文知识》1958年第5期，署名“天水”。讨论普通话与方言词汇异同，“普通话和方言在词汇上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这种异同是由汉语这个语言的历史发展来决定的”，引成都话为例说明二者在词汇上同词同义、同词异义、同义异词三种情况。论对待方言词的态度，“普通话要吸收方言词来丰富自己的词汇”。又，“使用方言词是表现地方色彩的方式之一，但过多使用造成理解困难会影响作品的艺术形象，对于乱用、滥用方言词的现象应该批判。”
11月，《评朱星〈语言学概论〉》刊于《中国语文》1958年11月号。
1959年9月至1961年6月，讲学于苏联，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授“汉语”“中国文化概论”课，于莫斯科大学授“汉语简论”课。旦昼讲学，夕则访书、读书。
《关于语言融合的几个原则性问题》刊于《中国语文》1959年4月号。
《虚词不能归入基本词汇吗》刊于《人文杂志》1959年第3期，对林焘先生“虚词不能归入基本词汇”两点依据提出质疑。其一，“虚词不仅具有词的形式、也具有词的内容”，“是语言中最小的能自由运用的单位，且具有一定意义”；其二，译者错误翻译库兹涅措夫之文，从而引发误解，并引库兹涅措夫《语言的形态学分类法》为旁证，故“虚词应该归入基本词汇”。
《语言学基础》刊于《中国语文》1960年第2期。《语言学基础》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1959年11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四编十章，十七万字。赵先生评议，该书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北京大学“语言学引论”的教学经验，“把语言学基本知识都谈到了，对每个问题的叙述笔墨不多，却都经过仔细推敲，是一本有相当参考价值的书”。又，该书有部分欠妥之处，论述不全面，提法待商榷，举例欠妥当。
1961至1966年，授“语言学引论”与“普通语言学”课。
《读〈瀛涯敦煌韵辑〉》刊于《中国语文》1962年2月号。
《从〈切韵序〉论〈切韵〉》刊于《中国语文》1962年10月号。陆法言《切韵》亡佚，《广韵》中所存《切韵序》是了解《切韵》最重要的文献。文章据《切韵序》所载，论及《切韵》所要解决的四个问题：一是“校正方俗读音”，二是“严格规定切语用字”，三是“评论各家韵书得失”，四是“确定正音规范”。又，对于“萧颜多所决定”，文章通过例证，同意周祖谟先生所言：“由此可知切韵之分声析韵多本乎颜氏”。论及《切韵》音系，赵先生强调两点：其一，“文学语言必定以活的口语为基础，它和全民的共同语是一致的，并且总要以一个活的方言作为中心”；其二，“洛阳一带的话是《切韵》音系的基础，但在某个具体音上，陆法言也曾采用了一些别的方言中他认为精切的音”。
《岑麒祥〈语言学史概要〉读后》刊于《四川大学学报》1963年第3期。岑麒祥先生所著《语言学史概要》于1958年出版，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语言学史。全书近30万字，“较全面介绍了我国和外国语言学发展的历史状况”。文章指出，该书亦有可商榷之处：其一，就对待语言学遗产的态度问题，《概要》“对以前语言学的成就估计不足，责难多，推许少，有些评述缺乏具体分析”；其二，《概要》“没用不同学派、不同观点斗争的红线来贯穿整个语言学史，使人读后会认为语言学史上的斗争并不那样尖锐，大大影响该书的战斗性”；其三，《概要》“对待我国语言学成就有可商榷之处”。又，“一些史料处理存在问题”，“在引证和叙述方面有些不妥当”。
《试论研究中国语言学史的观点和方法》刊于《中国语文》1965年第2期。
1972至1975年，讲授“语法修辞”课程。
1975年5月至1990年主持《汉语大字典》编纂，任常务副主编兼编纂处副主任。此间与李格非教授论字典工作进度谈及《集韵》收字五万余，于字典编纂大有助益，赵先生《集韵》研究之旧事重提，留心记录《集韵》相关资料。
1976至1978年，讲授“语言学概论”课程。
《建国以来的语言工作成就不容否定》刊于《中国语文》1978年第1期。
《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刊于《四川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文章驳斥苏联马尔学派的语言阶级性理论，提出“语言没有阶级性，但阶级对语言有一定影响。”
3月，被评为副教授。
10月，《古代文献基础知识·初稿》由四川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编印。该书由赵先生参与《汉语大字典》编写时为组内缺乏文献知识的同志授课之讲稿修改而成，后经修订于1980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关于〈汉语大字典〉的编写工作》刊于《辞书研究》1979年第1期。“《汉语大字典》是以解释汉字的形、音、义为主要任务的大型语文工具书”，几部大型辞书中，“只有《汉语大字典》是以字作为收录研究的对象，其余几部都是收录研究词的。这也就确定了它在辞书领域里占有特殊的地位。”基于编写实践，文章提出应该在收字、异体字整理、字形解说、字音、释义、通假方面多作努力。又，“科学研究工作是字典编写工作很重要的一环，科研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字典的速度和质量”，另强调，“旧字典在吸收前人成果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汇集了不少有用的材料，我们要根据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原则，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为我所用”。
《读〈广雅疏证〉》刊于《中国语文》1979年第4期。王念孙《广雅疏证》对三国时张揖的《广雅》进行了系统整理，举例精当，引证丰富，为研究古代汉语提供了丰富资料。文章列举其优点：发掘语言史料；纠正前代错误解说；对词源义做探索；揭示《广雅》某些体例；校正《广雅》错讹。《广雅疏证》的成就，首先是“充分占有资料”；其次“坚持科学的求实态度”；再次“采用以声音通训诂的方法，发现许多前人未发现的现象，揭示出不少词语的联系。”又，《广雅疏证》可斟酌之处有术语含混，概念不明；缺乏用例，解说不当；校勘不尽中肯；等等。
《扬雄〈方言〉是对〈尔雅〉的发展》刊于《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4期。“《尔雅》旨在明语词古今异同，而《方言》在于明语词地域差异”，扬雄仿《尔雅》将意义相同的词类聚在一起，但在每组词后注明词的方言来源，标明方言词、通语及特别用法。《方言》从文字结构看，乃收集方言的提纲，“扬雄编《方言》正是继承了周秦以来的方言收集工作”。《方言》攀仿《尔雅》，且对《尔雅》有所发展，“郭璞的《方言注》可以看作扬雄书的续编。”
1979年起，开设“汉语音韵学”、“古代文献知识”、“训诂学”课程。
这年，始招硕士研究生，伍宗文、张在德、邵世强、杨宗义、单殿元入学。
《义项琐谈——〈谈义项建立与分合〉读后》发表于《词典研究丛刊》（1），提出“义项的建立是词典编写的关键”，词典里“词的义项应是词的理性意义”，“词义应具有概括性”。“编写词典建立义项时应考虑词的使用范围及意义色彩”；在编写体例许可下，“适当保留传统训诂学成果会有助于查阅者使用”；“应注意词义的历史性，注意义项存在的历史时期及确切含义”；注意语言的社会性。又强调，要使义项研究有所突破，“首先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理论为指导，系统地整理我国传统训诂学成果，同时还应该认真研究国外词汇学的经验，吸取其中有用的东西。”
与李格非教授合作的《〈汉语大字典〉的编写工作》刊于《辞书研究》1980年第3期，文章谈及三个问题，其一，编写字典的必要性。其二，《汉语大字典》的五个专门特点：收字多，对汉字进行初步整理，反映汉字的结构演变，提示汉字字音的历史变化，严格控制单字之下的复音词。其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编好大字典的重要条件”。
8月，《古代文献知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在1978年四川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印制的《古代文献基础知识·初稿》基础上修订而成，汪启明教授总结该书三大特点。其一，横构版块，纵向贯通。该书对古籍的分类、体例、版本、书籍制度按照时间先后进行了讲述。其二，横向拓展、材料丰富。其三，兼顾知识普及性与应用实践性。[1]
5月，《审音述闻》刊于《词典研究丛刊》（2），文章材料主要源于赵先生参阅《广韵疏证》手稿而作的读书札记，故名“述闻”。“审音是字典编写中的一个复杂问题，包括了字音确定、又音选择、音义配合等，在收列前代韵书的切语时，还应考虑这些切语是否准确可靠。”文章整理《康熙字典》引录前代韵书切语讹误的材料，并据唐五代各种韵书残卷作校录。
9月，《从台湾省编〈中文大辞典〉的几条用例看资料的核对和利用问题》载于《词典研究丛刊》（3），署名天水。文章讨论60年代我国台湾地区出版的《中文大辞典》存在的问题及可商榷之处。其一，“引例对书名篇名、文字起讫都应核对清楚”；其二，“引用例句是为了佐证释义，例句应该和字典所列义项一致，且能够帮助说明释义”；其三，古书传抄刊刻常出现错讹，“编写辞书过程中，遇到难懂的资料，不仅要看前人有无解说，还要看前人有无校勘”。
12月，硕士生伍宗文、张在德、邵世强、杨宗义、单殿元毕业。伍宗文学位论文为《略谈〈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的同词同义异音》；张在德学位论文为《〈汉语大字典〉的释义》；邵世强学位论文为《字典的收字问题》；杨宗义学位论文为《论语文词典的内在统一性》；单殿元学位论文为《大型汉语字典中的例证问题》。
《大型字典收列复音词刍议》载于《辞书研究》1982年第1期，文章指出，《汉语大字典》“收字要求完备，注音要能反映这个字读音的历史演变，义项要相对齐全”。收录复音词的原则有三：其一，“收词存字”；其二，“收词存音”；其三，“收词存源”。
《训诂用语浅释》（上）（中）（下）连续刊于《语文园地》1982年第2至4期。文章对“也”、“者”、“曰、为、为之”、“谓”、“言”等常见的训诂用语进行论述和说明。
《关于学习“文字”的几个问题》刊于《四川青年》1982年第2期。
《不能把语言的发展变化和人为的语言改革混同起来》刊于《四川青年》1982年第7期。
1982年起，开设“中国语言学史”、“中国语言学名著导读（《尔雅》《方言》《广韵》）”课程。
硕士生黄锦君、黄富成入学。
《在楷书汉字上下功夫》刊于《辞书研究》1983年第2期，署名天水。“《汉语大字典》是楷书汉字大汇编，应在楷书汉字上多下功夫。”收字多、在楷书字头下确切说明汉字字形结构及演变、对异体字进行初步清理、单字条目下收列该字的通假用法，是《汉语大字典》四大特点。
与左大成合作的《〈汉语大字典〉的编写工作》刊于《辞书研究》1983年第2期，谈及四个内容。第一，说明《汉语大字典》的性质、特点及规模。第二，总结《字典》自编写以来的主要工作：大规模收集资料、制作卡片；试编、培养编写骨干；全面展开初稿编写等，“加强领导是编好《字典》的重要保证，抓好初稿的编写是保证质量的重要环节”。第三，编写工作和科研工作应结合。在收字、字形、字音和整理异体字等方面成立专业组，重要问题组织专人研究。第四，编写工作和培养人才结合。
《〈广韵〉的音系和成都话》刊于《汉语论丛》（《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二十二辑）。
《〈广韵〉的又读字》刊于中华书局出版之《音韵学研究》（第一辑），《广韵》里有些字不止一个切语，称为又读字。据统计，《广韵》注明又音的字3572处，单就字头统计，其又读字为4294个。“《广韵》的又读多来源于前代旧注及音义之书”。又读字“反映了不同语言现象”，“除了不同时代不同人造了不同切语这个重要原因，还有古汉语构词和构形的规律，字在特定场合的特殊读音等”。
3月，被评为教授。
《郭璞〈尔雅注〉简论》发表于《语文研究》1985年第1期。文章指出，郭璞耗时十八年写成的《尔雅注》对《尔雅》一书的整理研究有很大贡献，分析《尔雅注》，“对了解郭璞研究《尔雅》的方法路径，从中吸取语言学古籍的整理经验具有重要意义”。其一，郭璞将《尔雅》看作解释古今方俗语言的词典，“根据这部书的性质，揭示了它的体例，对后人阅读及使用著作极有帮助”。其二，“研究古代的辞书，利用古代的辞书，弄清释文的意义非常重要。”郭璞的时代距《尔雅》成书好几百年。郭注留心词、意义变化，指出词古今用法的差异，用当代词语去印证，将音义相近的词联系考察，用语转说明其中关系。其三，郭注重点在难懂的故训上，出土文物、文献材料、历史掌故均用作解释，大大丰富了注释内容。其四，“从当代活的语言出发去解释前代的语言，揭示古今语言的流变，是我国学者整理古代语言学文献的优良传统”，郭璞常采《方言》注《尔雅》，对语言的地域差异、历史联系深有体会，用晋代方言注《尔雅》，用以说明语言演变。其五，郭璞注《尔雅》的方法“错综樊孙”，善于吸收前人成果并加以发展创新，形成自己的体系。
7月，为《读书杂志》作弁言，该书由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该弁言另收录于2000年《江苏古籍序跋与书评》。王念孙《读书杂志》记录了其晚年研读古籍的成果。弁言论及“王念孙校勘古籍很有个人特点”，全书包含校勘、词句解释、句读等，“细读《读书杂志》，从中总结其校读古书的经验，对古籍整理工作有所帮助”。王念孙校勘古籍，“不满足于常用的据不同版本、类书古注等比较异同”，“还从多方面论证、讲明底本的问题，推究原因并作出论断”。“从语言的规范性发现矛盾，是王念孙校读古籍的重要方法”，如，文字讹误会出现词语搭配不当、脱文会令句子残缺不全、衍文会使句子累赘重复、语句使用违反当时语言习惯等均可为古籍校勘提供线索。“校勘古籍需要有坚实的语言文字学素养，其中，古音学非常重要”，王念孙在古音学方面有极高造诣并将其运用到古籍校勘中，“特别注意古文字形体，且不限于《说文》，能结合钟鼎文、汉隶、俗体等，比一般学者高出一筹”。“缺乏训诂知识，校勘也就无从作起”，《读书杂志》常有利用训诂知识从词义、辞例、文例等方面校读古籍的情况。“古书出现讹误有很大原因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文化素养，在传抄刻写过程中凭意妄改”，王念孙能将丰富的文化知识运用到古籍整理中。
《刘熙〈释名〉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地位》刊于《语文园地》1985年第12期，刘熙《释名》为我国最早的词源学词典，“评价《释名》要把它在汉语史上的价值和语言学史上的成就区别开来”。其汉语史价值在于保存古音、俗语等；语言学史成就主要有二，其一，“正确地提出了事物得名由来的问题”；其二，“根据发音部位对语音进行了分析描写”。
硕士生黄锦君、黄富成毕业，学位论文分别为《〈后汉书〉李贤注反切考》《〈汉书〉颜师古注反切考》。
《〈尔雅〉--古代辞书史话》刊于《词典研究丛刊》（7），署名天水。《尔雅》是我国现存最早按意义编排的词典，现存《尔雅》十九篇，收词4300多，计2091条。《尔雅》解释词语的方式有三。其一，“将意义相近的词类列在一起并以通用的词作解释”；其二，“属中求别”；其三为描写。回顾《尔雅》研究历史，陆德明《经典释文》载汉魏间研究者五家，然五家《尔雅注》早不见全本，清人几种辑本大体齐备可资参看，《尔雅》注中，郭璞《尔雅注》最有名。论《尔雅》意义，其作为我国最早的词典，“对后世辞书，特别是分类词汇的编写有很大影响”。又，《尔雅》在释义方式及编排上有一定缺点，如，“按照意义进行分类，随着时间推移，当时容易理解的分类，今天理解就困难了”；“用单词解释单词并不是好办法”；“同训的方法是有缺点的”。
《〈经籍籑诂〉和辞书编写》刊于《辞书研究》1986年第1期。清代学者阮元编《经籍籑诂》，汇集汉唐训诂资料，给人提供方便，于辞书编纂有益但需注意其不足之处。如，利用该书需鉴别哪些应作为辞书义项，哪些是随文释义；辞书建立义项要有概括性，该书逐条分别列出前代训诂，由于作者不同，所处时代不一，同一意义在表述上不尽一致，此做法需斟酌。
《语言学家黄侃》刊于《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黄侃先生在我国语言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其“上承汉唐语言研究的优良传统及清代乾嘉学者的朴学精神，在传统语言学各领域开展了多方面研究，同时吸收当代科学思想，为传统语言学注入新内容。”黄侃遗著十余种编成《黄季刚先生遗著专号》，其批改古籍数量较多，语言研究方面涉及文字、音韵、训诂等各领域，语言文献方面撰写了大量笺识及通论性著作。
《关于偏义复词》刊于《当代修辞学》1986年第2期，署名天水。偏义复词现象客观存在，“是为了句子中词语匀称的需要”。有个别论述修辞的文章在分析语言结构时将反义联合词组讲成偏义复词，扩大了其范围，赵先生认为欠妥当。
《说“复语”》刊于《当代修辞学》1986年第5期，署名天水。复语是指“同义联合词组”，即两个意义相同的词连用组成一个联合词组，充当句子成分，在秦汉时期较常见，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女还，顾反为女杀彘”中“顾反”连用。
《〈广雅〉散论》刊于《语言文字研究专辑》（下），吴文祺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文另载于，1990年《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论文选》（第2辑）。张揖在三国时代的语文学家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其著作大多佚亡，现完整保存的仅有《广雅》。《广雅》因袭《尔雅》，但各有特色。首先，二书各有其时代特点，“《尔雅》收集材料以经书为主，《广雅》则不限于经书”。其次，收录材料数量有差异，《广雅》取材主要为前代字书及古书注释。其训诂学价值主要在于“收录了丰富的前代训诂，保存了古词古语，对研究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及解读古籍中难懂的词句有所助益”。《广雅》注家现存最早的为隋代曹宪《广雅音》，后有《广雅疏义》《广雅疏证》等。
《瞭望周刊》第49期刊登赵先生与李格非教授合作《〈汉语大字典〉——汉字的档案库》。《汉语大字典》首卷已出版，文章总结其特色有三。一是“巨大”，共收楷书字头五万六千多，是当今世界上收集汉字单字最多的字典，全书共八卷，总字数两千多万，“堪称汉字的档案库”。二是以“字”为中心，对每个字的形、音、义均有全面的、历史的反映。三是“具有字典的典范性”，每一字头、字形的确定，古文字形体的选取，字音的标注，义项的建立，都逐一经过严格审核。
11月，著作《古代辞书史话》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史话》自1983年动笔历时近五年完成，该书的雏形为五十年代赵先生在少咸公指导下阅读语言学名著撰写的读书报告，这些报告曾在六十年代，由编辑胡客游以“书林漫步”之题发表于《成都晚报》，七十年代作为“训诂学”教材印发给学生，后在张光瑛先生建议下，整理成书。该书把握重点，以点带面，选择《尔雅》《方言》《说文》《释名》《佩文韵府》《康熙字典》《经传释词》《经籍籑诂》八部代表性辞书，总结每部辞书的特点、内容及编纂优缺得失。
硕士生龙异腾、李长庚、简启贤入学。
《训诂学的几个问题》刊于《语言研究论丛》（第四辑》。
《关于〈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刊于《辞书研究》1987年第1期，回顾《汉语大字典》十年编纂过程并作总结。字形方面，《字典》所作工作较多，纵向而言，凡有古文字形体的字头下，“根据需要收列能反映字形结构及源流演变的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并附简要说明”；横向而言，对异体字作了整理，“创辞书编写之先”。字音方面，编制了《广韵、集韵音节及其今读表》《汉语上古音字表》等，使标音有可靠依据。释义方面，对旧辞书的义项去伪存真，删去不当列义项，补充近现代义项，且根据当代学者的研究及考释补充旧字典漏收之义项。
《潜心壹志·乐在其中》刊于《辞书研究》1987年第4期，回顾编写《汉语大字典》过程中每有所得之乐趣及对材料仔细甄别核对的新发现，如“䚯”字新增“同讨”义项，新收录“𤧴”字等。
《〈简明古汉语字典〉评述》刊于《辞书研究》1987年第5期。文章评述张永言等六位先生编写的《简明古汉语字典》。其一，“释义是辞书编写的核心”，《字典》在释文的撰写上反复推敲斟酌。其二，“举例的目的在于佐证释义，义项之下选择例句是见功力的地方”，《字典》举例考虑周到。其三，《字典》编排有所创新，为读者提供便利。又，《字典》不足之处在于集体编写要做到前后照应难度不小，如《念奴娇·驿中言别友人》作者存疑，或认为文天祥作，或认为邓郯作。《词典》中，“伴”字义项列文天祥所作，而“颓”字下又列邓郯所作，“在一本书中署名应前后统一”。
《字典杂议》刊于《词典研究丛刊》（8）。字典编写的首要问题是收字问题；字形方面有必要分析汉字结构，说明其源流演变；字典注音可采用三段注音法，即现代汉语用《汉语拼音方案》标注普通话读音、中古汉语注出反切并标音韵地位、上古汉语注出韵部；辞书质量好坏，释义是关键。
著作《训诂学纲要》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书后记强调，“训诂学是我国传统语言学的一个重要部门，对阅读古籍、整理故书和辞书的文化建设、古汉语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纲要》以翔实的材料为基础，重视证据且论述严谨，从训诂学的重要性及训诂的流别、体制开端，介绍训诂用语，以形索义、因声求义、古音通假、义训方法、释义方式、同训、反训、词义引申、译语等训诂方法及要素。
《扬雄〈方言〉在语言学史上的地位》刊于张之强、许嘉璐编《古汉语论集》（第二辑）。“《方言》反映扬雄对语言问题有比较正确的认识，这些认识在世界语言学史上也是领先的。”扬雄《方言》的成就有五：“注意到语言在时间上的变化及地域上的转移，明确提出从时间、空间两维度来观察语言变化”；“提出了汉语方言的分区问题”；“注意到词的语义差别”；“注意到同一个词在不同方言里发生的变化”，提出了“转语”概念；在收集方言材料时用了调查的方法。其局限性有三：其一，仅是词汇的记录；其二，调查方法是先进的，但用方块汉字作为记录工具，方言上的语音差异无法表现；其三，个人力量单薄，收录漏错较多。然“以上局限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无法避免的”。
《训诂学史略》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史略》以时间为线索，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到隋唐、宋元明、清代、现代六编。汪启明教授总结该书特点有四：第一，不仅是史的描述，更注重研究，时下己见，将语法上的解释纳入训诂学领域的操作尤其值得称道；第二，持论审慎；第三，注重收集大家平时忽略未重视的材料；第四，注重追溯学术观点之源头。
硕士生高一勇、胡敕瑞入学。
《论我国字典编写的传统》刊于《词典研究丛刊》（10）。文章指出，我国字典编写历史悠久，“研究不同时代不同字典的编写情况，从中总结规律性东西，是继承我国字典编写悠久传统、为编写新字典服务不可或缺的”。“紧密结合社会的文化需求”，“面向古代，注意历史”，“字义的解释充分考虑到文化历史因素”，“密切联系语言学科的进展，不断吸收新的语言研究成果”乃我国字典编写传统。
《扬雄〈方言〉里的同源词》刊于吕叔湘等编著《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
《良师益友》刊于《辞书研究》1989年第2期，为祝贺《辞书研究》办刊十周年而作。“辞书，是国家文化发展的标志之一，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水平”，但出版专门研讨辞书刊物的国家不多，“《辞书研究》在我国的出版发行就更有其重要意义。”作为研讨辞书的专门刊物，其在揭示辞书的特点、探讨辞书编纂各方面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章。“词典学的理论非常重要，有词典学的理论指导，词典的编纂工作会进行得更加自觉，减少工作中的盲目性”，“词典学是词汇学的一个部门，它必须服从于一般语言学理论。但是词典学又有自己专门的研究对象。它的实用性很强，它要有助于指导词典编写实践。”
《汉语音韵学家赵少咸》载于《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由政协四川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省文史馆联合编纂。我国古音韵、文字、训诂等学术研究领域中，原四川大学教授赵少咸先生有突出贡献，不仅著述丰厚，且终身从事教育事业，不论道德亦或文章都令人敬慕。学术思想上，师承清代乾嘉学派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父子，近代学者中，与章太炎、黄侃均有交往，学术观点接近。其代表作为《广韵疏证》和《经典释文集说附笺》。
硕士生龙异腾、李长庚、简启贤毕业，学位论文分别为《〈史记索隐〉〈史记正义〉反切考》《〈文选〉音反切考》《郭璞音论》。
《收字杂议（字典论稿）》刊于《辞书研究》1990年第1期。编写字典，首先会遇到收字问题。论及收字原则，赵先生认为，“大型字典的编纂应考虑历史继承性，在已有字典的基础上扩大收字范围”，《康熙字典》可作为出发点；另，从传世典籍补充收字；出土文物中音义明确的字应收；为保存历史遗迹，清朝中叶创造的大批带“口”旁的新字，太平天国、小刀会、天地会一些专用字也应收；有影响的方言字酌情收；在我国文献中有影响的日本字应收列。又，字典收字应注意典范性，“见于古代典籍，如各种写本、坊间刻本等，收字可宽些，近现代的字收录可严些”。又强调，有人将除辞书记录外无其他用例之字视为“死字”，“字典编纂较好的提法是把字分为常用与不常用，在不常用字中还可划出生僻字”。
《论字典》载于李格非教授与赵先生主编的《汉语大字典论文集》。该文谈道，字典是我国特有的辞书形式，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编纂新字典，“要在继承前代成果的基础上吸收现代辞书编纂理论中有用的东西”。字典有其自身特点，体现在八方面：收字、解形、清理异体字、审订读音、标注古音、诠解字义、揭示通假、精选用例。另，字典编纂应紧抓三环节：资料、队伍、规划。
《说讹字（字典论稿）》刊于《辞书研究》1990年第2期。“研究讹字是整理汉字的一项重要工作。”清理讹字对学习及使用汉字均有助益，编纂大型字典应继承该传统。论及如何确定讹字，可“从字形结构判断讹字，但应注意，如果在文献里面出现了用例，说明它具有社会性，已经积非成是，就不能将其看作讹字，可考虑作为异体字处理”，“核对引用的资料，也是发现讹字的一种重要方法”。论及如何处理讹字，“中小型字典没有必要收录讹字，大型字典要收一些讹字”，字典收录讹字只限于“本无其字，因讹成字”那一类，“不论采用什么方式，整个字典前后应该一致。”
《语法分析的两种方法》刊于《四川自考》1990年第2期。
《〈晏子春秋音义〉韵读订误》刊于《古汉语研究》1990年第3期。清人孙星衍撰《晏子春秋音义》厥功甚伟，但其揭示韵读，存有不少谬误。赵先生参考清儒及时贤研究成果，以《经训堂丛书》本为据，摘取孙星衍韵读之谬讹多条。
《字源考订与字头编排（字典论稿）》刊于《辞书研究》1990年第3期，又收录于《辞书研究三十年论文精选》，中国辞书学会编著，200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每个汉字都有发生发展的历史，从事字源考订是一个困难课题。“一个字产生的绝对年代不可能非常清楚，但相对年代是可确认的。”赵先生提出，在确定字的相对年代时可作如下设想：选择《说文》为横轴，凡《说文》中有的字，当认为是东汉前存在；再以《玉篇》《广韵》《类篇》《集韵》为横轴，不见于《说文》而见于这几部字典的，可认定为东汉至唐宋时期出现；后以《康熙字典》为轴，不见于上述字典而见于《康熙字典》的应为宋元明时代。另，后人的考订补充、佚亡的字典佚文、出土的竹简与帛书、历代碑刻、六朝以来的古抄本均可作为补充依据。又，可通过字典的解形、注音、举例揭示字源。论及字头编排，“字头的编排要求合理科学，字头的检索要求方便省事”，《汉语大字典》采用200部编排5万多汉字，部首的确立，字的归部，“一方面要照顾传统，同时又要适时通变”。同一部首内字头的编排，多采用笔画排列，部首内部同一笔画按“横、直、撇、点、折”顺序归类编排。
《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刊于《四川自考》1990年第3期。
《古文字形体的收列和字形解说（字典论稿）》刊于《辞书研究》1990年第4期。汉字属于表意文字，形体复杂，结构多样，“和字音、字义都有密切的联系”，“对大型字典而言，解形部分应占重要地位”。我国字典编纂一开始便将解形作为重要任务提出，许慎《说文》将“六书”理论系统化，奠定了汉字解形工作的基础。字典解形其一是“古文字形体的收列”，其二是“字形结构和源流演变的说明”。选取古文字形体应注意代表性，材料翔实是基本要求；罗列的古文字形体应精选，每个时期收字一般不超过三个。另，《说文》是字形结构及源流演变的重要参考书。
《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刊于《四川自考》1990年第4期。
《谈字典的修订工作——写在〈汉语大字典〉全书出齐的时候》刊于《辞书研究》1990年第5期，署名天水。70年代后期，我国辞书编写进入新时期，出版了不少新辞书，但新编的多，修订的少，“一部字典要能很好流传，不修订是不可能的”。修订字典可从以下考虑：“收字方面，有无应收而失收、不应收而收、重收”；“解形方面做了哪些工作，有何不足”；“音项建立是否恰当，注音是否规范，又读收列宽严是否合适”；“释义是否具有概括性，释文是否准确，释文与用例是否一致”；“异体字方面主体字是否正确”等。又强调，修订工作应抓好队伍、机构、经费、规划四环节。
《音项及有关问题（字典论稿）》刊于《辞书研究》1990年第5期。“音项的建立对字典编纂至关重要。”“一个字头有一个读音就建一个音项，多音字有几个读音就建几个音项”，音项标注应以规范读音为准，大型字典“在音项标注方面还要历史地反映这个字头的读音”。又，“语音要受社会制约”，“按照音变规律类推出来的音，一定要服从普通话语音结构规律的支配”。论及古音标注问题，“大型字典的注音工作主张选择在字音历史上影响最大、对读者最有用的上古、中古、现代三段标音法”。并强调，音项的建立及字音标注应注意三点：“注意汉语和汉字自身的特点，注意字的形、音、义三方面的联系”；“正确掌握和运用语音演变规律”；“注意语言的社会性”。
《字义的类型（字典论稿）》刊于《辞书研究》1990年第6期，字典以字头为收列单位，每个字头下包含的意义多少并不一致。“分析字的这些意义，发现它们有不同类型，对于编纂字典非常重要”。具体而言，第一，“区分造字之义和词义”；第二，“处理好词的本义和引申义”；第三，“重视假借义和通假义”；第四，对于义项编排，“编纂人员需具有语言的观点、历史的观点，历史地处理字所表示的意义”，“应有助于读者明白这个字所表示的各个意义之间的关系”。
《评〈古汉语知识辞典〉》刊于《阅读与写作》1990年第10期。
《音韵学纲要》，由巴蜀书社于7月出版发行，《纲要》的写作自1986年开始，历时三年。该书分三部分展开，其一为中古音系的分析，分别从材料、方法、声类、韵类、声韵辨识展开；其二为上古音的考订，介绍材料和方法、古韵的分部、古声类、四声、音值的考订；其三介绍音韵学的作用，论述音韵学在语言研究、古籍整理方面的作用。学习音韵学应“从已有的知识出发，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具体方法为“从中古的反切入手，掌握中古的声韵调，然后上考古，下推今。”2020年，该书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再版。
10月，与李格非教授主编的《汉语大字典论文集》由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是年，《汉语大字典》编纂工作结束，赵先生被国务院学位评审委员会增列为汉语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开始招收“先秦两汉汉语”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
重庆师专王霁云随赵先生做访问学者，研究课题为“《尔雅》的词汇研究”。
《字的通假义（字典论稿）》刊于《辞书研究》1991年第1期。“通假是古汉语书面语言中音同、音近、意义无关的字的通用，越古的文献通假现象越多。”字典编纂常会遇到通假问题，“根据通假字的性质来辨认通假字较为可行”，具体而言，第一，“通假字是同一历史平面上用字的分歧现象”。第二，“通假字在那个时代读音有关联，或是相同，或是相近。不符合这个条件的，不是通假关系。”第三，“通假字必须有用例或其他的证据”。又，“通假字要和假借字、古今字区别开”，但他们有交叉重叠之处。编纂字典列出通假义项是总结前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将古代汉语书面语言中存在的通假现象规律化、系统化，供人们查检参考，因此，“遇到不同的说法应有倾向性，参考众多的语言事实，择善而从”。
《〈汉语大字典〉的终审定稿工作》刊于《词典研究丛刊》（12），《汉语大字典》于1980年进入全面编写阶段，1983年底完成大部分初稿，1984年冬转入终审。按审稿规定，要将两千多万字的字稿逐一审定，终审工作要抓好队伍的组建和工作方法的完善。回顾终审工作，赵先生强调两点：其一，“字典本身是一个统一整体，各个方面都有相关与照应，不限于成套条目”；其二，“终审定稿工作的时间宜长一些，至少要多于初稿编写时间”。
《有关文字的几个问题》刊于《四川自考》1991年第2期。
《有关释义的几个问题（字典论稿）》刊于《辞书研究》1991年第2期，“释义是字典编纂的灵魂，在字典的解形、注音和释义三方面，释义占比最大”。论及释义问题摘录如下：第一，“释义和古书注释是训诂的两大支派，二者相互促进”。新编字典总是凭借已有字典，不断吸收新的训诂成果而前进。“建立义项应有翔实的材料作后盾，忌照搬照抄”。释义时，“要把这个字所表示的有关联的意义联系起来，同时注意与其有同义关系、反义关系的字的意义”。第二，释义应注意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传统注释里的训诂资料是编纂字典写好释文的重要来源”。第三，旧日字典对魏晋以下材料和成果吸收不够，编纂字典时，对这些意义“要以语言社会性的原则进行检验”，具体而言，“要注意新建的这个义项在同时代的作品中有多少用例，它和以前的义项有无联系，以后的文献中是否继续使用，同时还要把它放到这个字的整个意义系统中去考察，看它是原有意义的引申还是依声托事的假借”。第四，“释文应该用当代规范语言，不宜用简古的文言词语，更不宜用方言，准确简炼是撰写字典释文的重要要求”。
《词汇和基本词汇》刊于《四川自考》1991年第3期。
《字典的举例（字典论稿）》刊于《辞书研究》1991年第3期。举例在字典中有重要地位，“近代的大型字典编纂，要求释义尽可能举出用例”。其一，“举例的主要作用在于佐证释义”，通过举例可为读者提供更多信息及知识；其二，“举例的另一作用是提示语源”；其三，“举例又称书证，分例证和例句两部分，例证和例句不一定能严格分开。有些义项仅见于辞书，还未发现用例，引用辞书作例证就非常重要”；其四，“引证应有一定的原则”，如，举例的字要与字头一致，不宜引用异体字，有些异文恰与字典收录的字头一致，则可按规定的版本引出例句，再加按语引出异文或旧校。“一般的字典举一个用例就可以了。大型字典不妨多举几例。”
《引例诸忌及有关问题（字典论稿）》刊于《辞书研究》1991年第4期。文章讨论字典的引例限制：一、“字典引例最好用直接材料”。二、“伪书材料，若无必要，不宜引用”。三、“有歧义的句子，若没有一个倾向性的意见，或者虽然有一种意见占优势，但是反对的人依然不少，为慎重计，以不采用为宜。”四、“有文字校勘问题的材料，若无必要，不宜引用。”五、“一个句子里被释字头出现两次或更多，但所表示意义不同，最好不用于例句。”六、“意义不明、未经前人研究的句子最好不用作例句。”
《论宋明时代的语言研究》刊于《湖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6期。宋代至明代八百年间，语言研究的范围扩大，开拓了一些新领域，提出了某些新问题。具体而言，第一，“辞书编纂有不同于前代的特点”。皇帝下诏，由政府组织力量编纂一些大型辞书；出现了韵书、字书并行的双轨制现象；在改进辞书的编排上有许多新的尝试。第二，“音韵学的范围有所扩大”，不再只限于《切韵》系韵书，“古音学受到重视，北音学有了发展”。第三，“文字学有开拓性成果”。“大徐本说文”刊行，宋代《说文》研究出现新流派，即王安石《字说》；古文字研究分为两派，其一为六艺文字的收集，其二为钟鼎文字的考释。第四，训诂研究，“右文说”较为瞩目。
硕士生高一勇、胡敕瑞毕业，学位论文分别为《〈南齐书〉中旧词的新生义和新生双音词词义的初步考察及其分析》《〈论衡〉的新词新义初探》。
赵先生首个博士生汪启明入学。
访问学者谭国玺入学。
《训诂学纲要》获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先秦两汉人名异文的音韵分析》刊于《第二届国际声韵学学术研究会论文集》，由台湾中山大学国文系编纂出版。姓名学是语言学中研究姓氏名号的学科，“不同民族的姓氏名号有不同的特点，反映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及语言状况”。我国姓氏名号的研究较早，积累了丰富成果。文章从音韵学角度出发，分别列举声类、韵部、声调材料对先秦两汉人名异文作分析，“验证清代以来的古音研究之结论大体是可靠的”，为汉语语音史研究提供资料。
《关于〈集韵〉的校理》刊于《中国语文通讯》（香港）第23期。《集韵》是宋代继《广韵》后的又一部大型官修韵书，全书收字三万余，据卷首韵例，其在收字、注音、释义等方面力求完备。“这部书除了音韵学价值，在训诂学和文字学方面也有重要作用。”文章介绍其版本、历代校理情况，提出整理《集韵》的方向：首先是“版本校勘”；其次是“收录各家校语及前人语言文字研究涉及《集韵》的成果”；“用传世典籍校《集韵》，发现其编者未认真核对原书，有所遗漏，可补苴”。另提出，“校理《集韵》不仅要注意版本讹误，还应注意编者粗疏之误”。
《训诂和训诂学》刊于《四川自考》1992年第1期。
《以形说义》刊于《四川自考》1992年第3期。
《两年受业终生难忘》收录于《高名凯先生纪念文集》，由语文出版社出版发行。文章回顾1953年9月至1955年6月在北大从高名凯先生治学之往事。
《谈通假字》刊于《四川自考》1992年第5期。
《仍须努力》刊于《辞书研究》1992年第5期，为贺上海辞书学会成立十周年而作。
《语源的探索》刊于《四川自考》1992年第7期。
《关于连绵字》刊于《四川自考》1992年第9期。
《扬雄》载于《中国古代语言学家评传》，由吉常宏、王佩增编，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西汉扬雄是善于摹仿的多产作家，《训纂》和《方言》是其语言学著作。《训纂》已佚亡，《说文解字》等著作有所征引；《方言》为其代表作。文章梳理扬雄编写《方言》的缘由、过程及篇卷变化等情况，总结《方言》在语言学史上的地位及局限性。
1992年起，赵先生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博士生张显成入学。
访问学者夏中易入学，研究课题为“古入声的实质”。
《记汲古阁影宋抄本〈集韵〉》刊于《四川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1990年夏，赵先生于宁波天一阁得见汲古阁影宋抄本《集韵》一部，十卷，并记该本情况。
为四川师范大学宋子然先生著作《训诂学》作序，当中提及训诂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很大发展，不少大学开出该课程，教材出版三十余种，但因需求量大，多数脱销，给学习带来不便。宋子然先生撰写的著作为电大及自学教材，全书“论述清楚，举例翔实，能够满足社会需要”。
是年2月，博士生刘利入学。
《读〈经典释文〉札记》刊于《语苑新论》（纪念张世禄先生学术文集），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经典释文》为陆德明代表作，在语言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赵先生研读该书思考札记如下：一、《经典释文》“不是辞书，不具备辞书特性”。“辞书讲求语言文字经济性，在特定范围内为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知识信息，要避免重复。”《经典释文》按照经注原文排列，同一字头及注音释义可能多次重复出现。二、《经典释文》为“前代经典音训的总结”。《经典释文》包括《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和《尔雅》十四部书。既解经文，也释所据注文，全书收录前代经师音训百余家，根据“多闻阙疑”的读书方法，对前代旧说广为收罗。三、“确定读书的正音规范”。四、“方言和正音”。五、《经典释文》内容丰富，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论中国语言学的民族传统》刊于《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2期。“中国是世界语言学的三大发源地之一，我国的语言研究是在未受外来影响下产生的。”“语言结构要素的各个方面，不论是语音、词汇，还是语法，我国学者很早就开始研究”，其结构框架、理论叙述跟现代语言学有较大差异，说明“我国语言研究的产生、形成于自己民族传统基础之上，有自身特点”。其一，“讲求实际”；其二，“重视文字的研究”；其三，“能够融会贯通地吸收外来文化”。
《论先秦两汉汉语》刊于《古汉语研究》1994年第3期。先秦两汉汉语是“汉语发展的源头，汉语后来的发展变化都和它有各种联系”，“研究这个阶段的汉语，既有实践意义也有理论意义”。其一，先秦两汉时期，有传世典籍百种以上，为汉语史的研究提供了方便。近百年考古出土的大批文献，未经篡改，接近当时语言实际，更为认识这一阶段的汉语提供了有价值的依据。其二，“研究历史应注意分期，分期的目的在于使历史线索更加明显”，先秦两汉汉语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殷商时期”；“春秋战国—西汉时期”；“东汉时期”。其三，该时期“语言分布地区广，形成了不同方言”。《孟子》《左传》均有记载，西汉扬雄《方言》记录较详。其四，先秦两汉由于社会内部职业分工，出现了各个技术领域的专门著作及专业用语。“研究古代各个行业的专业用语，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课题”，应注意各行各业的专书，还应注意其他传世典籍。另总结，这一时期语言研究硕果累累，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最迫切的是资料工作，检索困难、难以集中问题亟需解决，以期作用于语言研究”。
《〈广韵〉与等》刊于《音韵学研究》（第三辑）。
《我的祖父》刊于《语文建设》1994年第10期。回顾少咸公对其从事语言文字研究的指导，学前念《三字经》，小学读《诗经》，初中习《左传》《礼记》，高中始念《说文》，每日5字，大学读《切韵考》、圈《广韵》，毕业后研习《经典释文》弄清每条音义内容，后，少咸公督习《尔雅》《方言》《释文》《广雅疏证》等。
博士生汪启明毕业，博士学位论文为《先秦两汉齐语研究》。
博士生张文国入学。
《记古逸丛书三编影印宋刻本〈集韵〉》刊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5年第1期。据刻工姓名及籍贯，赵先生认为“古逸丛书三编影印宋刻本《集韵》是南宋潭州刻本”有依据。“现知的宋本《集韵》有三种，除南宋潭州刻本（曹寅所据刻本），还有南宋明州刻本（钱曾王述古堂影宋抄本、毛晋汲古阁影宋抄本均本此）、南宋金州刻本（缺卷一，现存九卷，藏于日本宫内省图书寮）。”曹本多错讹，源于此宋刻本，但按自己刻书的行款格式改变了原书格局，“若校雠不精，势必增加新的讹误”。此宋刻本“可校正明州本《集韵》的地方也多”，“用它作为校理的工作底本也是可行的”。
《继承和抄袭岂能混为一谈》刊于《辞书研究》1995年第3期。“在辞书编纂中，继承和抄袭有本质不同。”《康熙字典》以《字汇》《正字通》为蓝本，“增《字汇》之阙遗，删《正字通》之繁冗”为继承。《中华大字典》纠正《康熙字典》之误，对《经籍籑诂》认真取舍是为继承。抄袭是把一部或几部辞书加以“组合”，拼凑成书，“释义及举例上的抄袭最易发现”。另，“引用前代辞书的材料作为义项的书证，是辞书编纂的需要，从古到今的编写体例、规则都是如此，和抄袭不是一回事。”
《皖派训诂研究》刊于《河北师院学报》1995年第4期。戴震于学术多有成就，经段玉裁、王念孙继承发扬，称“皖派”。皖派于训诂研究有重要贡献，其训诂有如下特点：其一，“清代古音学的发展，促进了训诂研究”。皖派学者不仅大量实践，撰述众多，且在理论方面亦有进步。其二，“考释名物、典章、制度是皖派训诂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三，皖派训诂研究“在资料的占有及问题的分析上有高于同时代学者的地方”。另，皖派学术活动在18世纪至19世纪初处于领先地位，但亦有主观臆断及不够稳妥之处。如今，“西方语言理论、古音学、语法学、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调查等成果的引进和运用，给训诂学注入了新的内容，开辟了更广阔的研究空间”。
是年6月，博士生张显成毕业，博士学位论文为《先秦两汉医籍用语研究》；12月，博士生刘利毕业，博士学位论文为《先秦汉语助动词研究》。
9月，博士生管锡华、杨文全入学。
《谈异体字》，为贺《辞书研究》百期作，发表于《辞书研究》1996年第6期。通常说的异体字指“音义相同而形体不同的字”，可从纵横两方面观察。纵向来说，“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到楷书阶段不可避免出现异体字”；横向来说，“可对汉字发展每一阶段的异体字进行分析研究”。就今天而言，异体字应是正体和俗体，古体和今体，繁体和简体。“用形声字的方式组成异体字是常见方式”；“改造字的部件位置、用会意方式造出新字，与已有的字组成异体字也为数不少”；“字的形体讹变，约定俗成，也会出现新的异体字”。又强调，“字典编纂须处理好异体字，判断字的异体关系于字典辞书有重要价值”，“字典编纂工作中收集资料非常重要，收集的资料多了，对于确定字的异体关系也就有了保证”。
《读李实〈蜀语〉》刊于《李实学术研讨会文集》，由李行健等主编，语文出版社出版。明末清初遂宁人李实所著《蜀语》继承了扬雄调查活语言的传统。“《蜀语》记录的词语绝大部分是生活所必需的词，今天还有不少活在蜀人口中。”李实用“内省法”，“以自己能讲的话作为调查研究对象”，其“记录的蜀语可看作明朝末年的四川话”。文章推断，“《蜀语》是研究明朝末年到今天蜀语变化的极好材料”，根据现代语言学方法，整理《蜀语》语音系统，对比今天的遂宁话，“对于认识明末以来这一地区的语音变化很有好处”。
12月，赵先生为管锡华《尔雅研究》作序，该文另收录于《古籍研究》1997年第1期。《尔雅研究》于1996年12月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管锡华研治《尔雅》有年，该书对《尔雅》的名义、撰人、时代、著录、篇卷、内容、性质、体例等各方面都做了详尽探讨并提出自己看法。“《尔雅》的价值”一章，“不仅从语言学的各个部门进行论述，还从文化学和自然科学的角度做了分析，颇有新意。”赵先生特别提到“《尔雅》古今研究”一章，“各个方面都涉及到了，持论平实，不偏不倚，单这一章就是一部很好的《尔雅学史》”，“全书引证翔实，胜义纷陈；且文笔流畅，有极大可读性。”
博士生张能甫入学。
访问学者吉仕梅入学，研究方向为“《睡虎地秦墓竹简》语言研究”。
《这种“共享”要不得》刊于《辞书研究》1997年第2期。文章驳斥王同亿“义项共享论”，指出其混淆了“词的义项”及“辞书的义项”，混淆了语言的客观存在及辞书编纂者的创造性劳动。辞书的性质、规模、任务各有不同，对于某个具体的词，处理不尽一致，释文的撰写则更具创造性。
《别了，省成中》刊于《龙门阵》1997年第2期。
《冉駹的“冉”不宜音nán》刊于《语文建设》1997年第4期。据考证，冉駹的“冉”宜音rǎn，为汉代西南的少数民族。
12月，作《训诂原理》跋，孙雍长著《训诂原理》由语文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六章，结构安排有鲜明特色。赵先生总结，书中花三章论述“以声音通训诂是清儒在训诂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从“训诂之旨，本乎声音”，到字的声音与形、义的关系，到声义同源各节，胜义纷陈。书中“理论深刻，思虑缜密，能成一家之言”，“举证翔实，多为一手材料”，与东拼西凑以成“专著”者，不可同日而语。
当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出版，赵先生受邀撰“赵振铎”章，作本人语言文字工作自述，简述1975年始编《汉语大字典》至1999年全书出版全过程，及在高校招收学生及授课情况。
博士生张文国毕业，博士学位论文为《〈左传〉名词研究》。
访问学者徐之明入校，研究题目为“《文选》音研究”。
《训诂的内容和辨析词义的方法》刊于《四川自考》1998年第1期。
与黄峰合作的《扬雄〈方言〉里面的外来词》刊于《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2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扬雄《方言》‘所载亦无绝域重译之语’欠妥当。”李敬忠先生《〈方言〉中的民族语词试析》“以《方言》中的楚语、南楚语作研究对象，考订出外来词近三十个，蔚为大观”。本世纪民族及民族语言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一些学者逐渐明白“民族的交往、语言的接触，相互之间会产生词汇的借用，从而出现外来词”，《方言》外来词问题受到关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主要“将《方言》里的词，根据古音学的知识构拟出汉代语音形式，然后将其与少数民族语言在意义上相同或相近的词作比较”，若“语音上能对应，意义上说得过去，就承认该词是从某个民族语言借来的”。赵先生强调，“语言发展不平衡，它们的变化有快慢之分，只有在特定条件下，少数民族语言还保留了更古的形态，用它来和构拟的语音形式对比，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令人信服的结论”，若“不注意使用语言人民的历史，不尽可能多的吸收旁证材料”，“那样的对比研究是很危险的”。
《字典资料工作的反思》刊于《辞书研究》1998年第2期。“资料建设对辞书编纂非常重要，它是辞书能否达到高质量的基础。”《汉语大字典》编纂起步时，耗时两年收集资料，全书编成时，计有资料卡片近700万张。制作的资料分引得式、剪贴式、选择式及收录注释式四类。又强调，“古书的注释是辞书建立义项的重要依据，在看书收词的过程中，对于前人或近人的注释资料也要认真收集”。“编写是检查资料工作好坏的重要环节。”编写字条时，根据已收集的资料进行排比，“对前代辞书已建立的义项逐一检验，在义项的增删、释文的撰写、例句的选择等方面发现收集的资料不够使用，要设法补充新的资料”。十余年的编写实践也有教训，“最主要的一点是要抓好编写人员业务素质的培养。”另，随着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用电脑处理语料使辞书编纂在收集资料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但要把这些资料作进一步处理，把其中的词语按照意义进行归纳排比，还得靠辞书编纂者的创造性劳动。”
《训诂与语法》刊于《四川自考》1998年第2期。“我国古代没有西方语法学这样的学科，但是也不是没有语法研究”，“汉语的语法主要表现在词在句中的顺序及虚词两方面”。其举例分析虚词、对文、倒文、省文，用现代语法学观点考察前代学者的语句分析，发现其说法有可斟酌之处。另提出语法分析的新思考，古今语法不通，“运用语法分析的方法研究语言，要有历史主义的观点”。
与黄峰合作的《〈方言〉里的秦晋陇冀梁益方言》刊于《四川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扬雄《方言》记录了不少古代方言词，标记这些词的地理分布所用地名非常复杂。一些学者据《方言》材料进行归纳排比，求得汉代方言分区。罗常培、周祖谟两先生将当时汉语方言分为七大区，“这七大区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来观察”。横向看，“扬雄时代，原来众多的汉语方言已经汇合成这样七个大的方言区，当然其内部还会有分歧，会有一些次方言或土语”。纵向看，“这七个大的方言区又是经过复杂的历史形成过程，可以从这些地区的历史演变得到证实”。文章具体以秦晋陇冀梁益方言为例分析。
《〈尔雅〉和〈尔雅诂林〉》刊于《古汉语研究》1998年第4期，又收录于湖北教育出版社20周年纪念文集《书缘文心》，湖北教育出版社编，2002年出版。《尔雅》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分类综合词典，成书于战国时期，“其作用不仅在于解经，它对了解古代语言，探讨古代社会都有很重要的作用”。朱祖延教授领导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诸先生编纂的《尔雅诂林》有几大优点：其一是“收罗宏富”，其二是“择本精审”，其三是“编排得当”。
为汪启明《先秦两汉齐语研究》作序，汪启明所著《先秦两汉齐语研究》于1998年8月由巴蜀书社出版。赵先生谈到，“上古汉语方言的形成既有语言分化的一面，也有语言不够统一的一面。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人们对它的研究还非常不够。”该书以一个方言群为对象探讨该问题，“作者认识到上古汉语方言距今有两三千年历史，文献难微，要想研究成果接近当时真相，必须就时空两个方面加以分疏。因此确定研究的时间以先秦两汉为限，范围以齐语为准。”又评论，“作者广泛地收集资料，运用传统语言学实证方法，吸收现代语言学共时和历时的概念，注意语言的文化背景，联系古代齐人的历史，对先秦两汉的齐语做了多方面探索，方法得当。”另，书后所附“齐语词目表”和“先秦两汉齐语韵谱”很有参考价值，该书“对前人的研究做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同时又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资料翔实，论证严密，有所发现，有所发明，这样来研究上古汉语某一地方方言还不多见，可视之为一块引玉之砖。”
作《左传名词研究》序，张文国所著《左传名词研究》于1998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以《左传》里使用的名词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意义与语法功能相结合的方法，对《左传》中的名词作穷尽性研究，就名词的分类、名词的语法功能、名动两用现象、名词的省略等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赵先生认为，“语法史的研究应该建立在研究各个时期、各种著作、各种语法现象的基础上。对它们的研究越多、越深入，概括的语法规律也就越可靠、越有说服力。”又指出，“张文国的《左传名词研究》不是孤立地、静止地研究《左传》的名词，而是把名词放在整个词类和句法层面的大背景下进行观察，同时还注意古今的比较”。书中另讨论《左传》里名词的省略，论述汉语中特有的“套盒”结构，“运用了现代语言学的新观点和新方法，使人耳目一新”，赵先生强调，长期以来的语法研究都偏重于动词或虚词，而对名词的研究显得薄弱，“此书以名词为研究对象，论证了名词在语法中的地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并点评“此书条理明晰，立论有据，陈意精审，可成一家之言。”
是年3月，《辞书学纲要》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发行。《辞书学纲要》源于赵先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承担的编辑专业教学任务，结合《成都大词典》《四川百科全书》等的编撰实践增补而成，《纲要》明确了辞书学学科研究对象及性质，提出“辞书学是以辞书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研究辞书的性质、产生和发展，辞书的类型、辞书的编撰工艺以及辞书评估等问题。”《纲要》分别从形式、内容、释义三方面归纳辞书特征。形式上，“辞书都要收列一定词目并按某种方式将其编排”；内容上，“辞书收词需要注释”；释义上，“辞书需满足提供知识信息的密集性及浓缩性”。《纲要》为辞书编纂过程中的某些难题提出了解决规则。此书2020年再版。
同年，被四川省人民政府评为学术带头人。
博士生管锡华毕业，博士学位论文为《〈史记〉单音词研究》。
《两汉的经学和语言学》刊于《楚雄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汉代语言研究的发生和发展与经学有密切关系”。汉武帝表彰六经，独尊儒术，奠定了经学在学术史上的统治地位。“古文经学家特别注意语言文字的疏通，他们对准确理解经典下了很大功夫，在汉代语言研究发展中的作用不可低估”，“但并未摆脱经学的樊篱”。但汉代一些流传至今的辞书不为经学目的而作，“脱离了经学的附庸地位，属于语言学范围”，如扬雄《方言》、许慎《说文解字》、刘熙《释名》均为纯粹语言学著作。东汉时期，高诱注《战国策》、《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王逸注《楚辞》，赵岐注《孟子》等，有许多有价值的语言学资料。因此，由此，“早在东汉时期，我国已有一批研究语言的著作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向着独立的语言学学科道路发展了”。
《骈文精华》由巴蜀书社出版发行。该书为赵先生受巴蜀书社邀约，厘定选目并审阅撰稿。考虑到“魏晋至唐宋阶段为骈文发展的重要时期”，选文以该阶段为主，便于更好地体现骈文特征。该书的撰稿人还有于盛廷、龙异腾、朱光宝、李长庚、李良镕、汪启明、张立、张文国、张显成、赵开、高一勇、龚祖培、黄峰、简启贤等先生。
12月，《述古堂影宋钞本〈集韵〉二三事》刊于《新国学》（第一卷），四川大学中文系《新国学》编辑委员会编，巴蜀书社出版发行。钱氏述古堂影宋钞本《集韵》藏于上海图书馆，八十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顾廷龙先生为此书撰写跋文，介绍此本源流。赵先生校理《集韵》研读该书，有所发现：其一，顾先生之“毛钞和钱钞同出一个底本”论断正确，并在此基础上考证毛钞和钱钞的底本应是明州刻本。其二，钱钞多有空白，而毛钞基本没有缺脱。将二者对比，“钱钞保留明州本的原貌更多，在明州本未影印问世前，了解明州本的原貌，钱钞更优”。其三，“如果要补钱钞的空白之处，最好以毛本为基础，参以清人以明州本校《集韵》的校语，写出新的附录，庶几可接近明州本原貌”。
博士生杨文全毕业，博士学位论文为《近百年的中国语文辞书》。
博士生张能甫毕业，博士学位论文为《郑玄注释语言词汇研究》。
《唐人笔记里面的方俗读音》（一）（二），分别刊于《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二辑、第三辑。“唐人笔记里有一些方俗读音材料，应为当时方言俗读的真实写照，对汉语史特别是语言史大有好处”。现存唐人笔记几十种，经收集得方音材料六十余条，可窥得如下：第一，“汉语方言很早以来就分为南北两大系”；第二，“笔记中记载较多俗语，他们有的和正音规范有一定差别，而字典辞书往往未收录”。赵先生从声韵调三方面对其中材料进行分析。声母方面，从发音部位、发音方法观察唐人笔记中方俗读音，可发现，“唐人笔记中的材料可帮助证明张世禄对于轻唇音中的非、敷两母合流发生之现象”；“六朝经师的切语中可发现的清浊互用现象，唐人笔记也有”。韵母情况较复杂，可从韵尾的阴阳入手，亦可从韵摄关系出发，还可从介音的开合等角度分析。声调异读在唐人笔记里也多有记载，文章论及平、上、去三声变化。
为刘利《先秦汉语助动词研究》作序，刘利所著《先秦汉语助动词研究》于2000年3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选取先秦这个历史断面，对出现在该时期的助动词进行系统的清理和研究，从助动词的范围到其内部再分类，再到单个助动词的使用状况等一系列问题均做了全面探索。赵先生指出，“就历史上某个阶段的助动词作如此全面的探讨，这在汉语语法研究领域还是第一次。这对于认识汉语早期助动词的存在及使用状况，探索助动词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又，“详实的定量分析和具有理论深度的定性讨论是本书的鲜明特色。”回顾与刘利的学术交往，“他在学业上不仅勤于探索，而且显示出一种追求，就是一方面重视对古代语言现象本身作实际求是的分析，另一方面也重视向现代语言学理论借鉴有价值的思想和方法。”
为杨文全《近百年的中国汉语语文辞书》作序，杨文全所著《近百年的中国汉语语文辞书》于2000年3月由巴蜀书社出版发行。全书三十余万字，评述了近百年我国语文辞书的成就、经验及不足，“既有历史阶段的划分勾勒，又有各种门类的分析阐述”。赵先生评价，“总结辞书的编纂经验，对于发展我国的辞书事业将会有重要的意义”，“全书采用点面结合的叙述方法，一个时期以几部辞书为重点，清理了近百年我国汉语语文辞书的发展、体制沿革的线索，时有新意。”
为张能甫《郑玄注释语言词汇研究》作序，张能甫所著《郑玄注释语言词汇研究》于2000年3月由巴蜀书社出版，为张君博士论文。“古书注释一般比较接近当时语言实际，是研究汉语史的有用资料。”郑玄著作较多，现完整保存的有《毛诗笺》、《三礼注》，部分《论语注》残卷及经注佚文，体量较大。全书三章，第一章讨论单音词的历史层次与基本词。第二章为复音词的历史层次研究，选取郑玄注释语言中的3650个复音词分析。“数据最能够说明问题，论文从调查得来的数据对于认识汉语词汇发展的历史，无疑会有很大的说服力。”第三章是新词新义，提出了衡量新词新义的标准，并对可认定是新词或新义的一百余词进行详尽分析，“用功之勤可以想见”，赵先生强调，“论文得到参评专家一致好评，并顺利通过答辩。”
为管锡华《〈史记〉单音词研究》作序，管锡华所著《〈史记〉单音词研究》于2000年5月由巴蜀书社出版发行。赵先生谈到，《史记》语料丰富、词汇量大，在汉语史上有重要地位，“研究它的语言对认识西汉汉语面貌有无比重要的作用”。全书采用共时描写、历时比较及数理统计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发掘、细致描写《史记》中700余个单音词新义，深入分析其中二十余组单音同义词的发展演变，探讨从先秦到《史记》成书时代汉语单音词及词义的发展趋势与规律，“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深化了上古词汇史的研究，拓宽了这一研究领域”。赵先生评论“全文材料丰富，内容充实，条理清晰，观点正确，重视对学术研究现状的调查和吸收，能够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继续钻研，确实难得。”
《魏晋南北朝的语言学简述》刊于《楚雄师专学报》2000年第4期。“我国语言学史，对两汉和唐的研究比较充分，而对魏晋到隋这几百年的研究相对说显得不够。”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解经专著具有较高语言学水平，以郭璞为代表的注经大家，著作中有鲜明语言学观点；重视当时的活语言；注重采用描写方式。东汉时期出现的反切注音方式，到了魏晋大为盛行，出现一批新编字典，如晋朝吕忱《字林》、梁朝顾野王《玉篇》、魏宣武帝时期江式《古今文字》等。此外，该历史阶段，“汉语和不同民族语言相互融合、双语现象的出现促进了非汉语的研究”。
为张显成《先秦两汉医学用语研究》作序，张显成所著《先秦两汉医学用语研究》于2000年4月由巴蜀书社出版发行。该书以传世先秦两汉简帛医籍为主要研究材料，探讨先秦两汉医学用语的基本面貌，追溯医学用语的来源，阐明先秦两汉医学用语对全民语言的影响，论述先秦两汉医学用语在汉语历史词汇学上的研究价值，考释简帛医籍一些至今未得释读或未得完满释读的词语。赵先生强调，“书中有些考释文字不局限于一词一语，而是通过具体词语的考释总结出一些规律的东西，给人以启迪。”
为张文国《〈尚书〉语法研究》作序，张文国所著《〈尚书〉语法研究》于2000年8月由巴蜀书社出版发行。赵先生提到，“《尚书》难读，除了注疏外，清人研究《尚书》的著作在清正续《解经》中就不少。近人治《尚书》，更留心于甲、金文献，要写出一本描写《尚书》语法结构的专著，难度不小，工作量大。”张君“用突出重点的办法，点面结合，不作一般论述，而以讨论问题的方式说明自己的观点。”全书十二章，“每章都是自己的研究心得，分开来看，是一篇篇独立论文，胜义纷陈，使人耳目一新。”又强调，“研究语法，首先要读懂原文，即或某一词有不同的解释，也要慎于抉择，求得一个比较合理的说法”，张文国在研治中“不仅利用汉唐旧注及清人新疏，对时人的多种白话译本也有所涉猎，特别可贵的是通过语法分析，对一些白话译文提出自己的见解，令人折服。”
《中国语言学史》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一部实用教材，兼有科学论文的特点。导言介绍中国语言学史的定义及特征，认为“中国语言学史有它自身的特点”，我国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与西方语言学的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不尽相同但特点显著，并提出，“中国语言学史是世界语言学史的一部分”。该书将我国语言学发展分为六期分别论述，先秦时期、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明时期、清代到“五四”以前、“五四”到八十年代。书中所用材料均为赵先生亲自收集，少有的部分二手材料也经先生仔细核对使用，在此基础上，提出许多新见地，对历代的语言学家及其成就评价科学，论述客观中肯。
是年，从川大退休，开始全身心投入《集韵》的整理与研究。
《先秦诸子的语言观》刊于《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1期。先秦诸子有关语言的论述，大家看法不尽相同。讨论先秦诸子有关语言的用语问题时，首先“要注意用语有古今之殊，各家有自己的用法特点及特殊理解”。其次“要明确古书不是手著，先秦诸子的著作应是其和弟子共同所著”。再次，“讨论问题应就事论事，不宜过多发挥”，又，“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框架去硬装古代学者的论述，不可能得到正确结论”。
《读〈集韵考正〉琐记》收录于徐时仪等编《语苑集锦--许威汉先生从教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逢平阳许威汉教授执教五十周年大庆暨七五华诞，赵先生撰该文为许先生祝寿。姚觐元刻《集韵》时于叙中言《集韵》一书触处皆误，清代学者理董此书者数十家，瑞安方成珪《集韵考正》影响最大，赵先生校理《集韵》有年，发现方成珪所见尚有可补苴之处。
《论中古汉语》刊于《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从三国到唐朝这一时期的汉语--中古汉语的研究还十分薄弱”，“汉语与外族语的融合情况研究不够”；口语与书面语的研究有一批好成果。音韵方面虽有较重要著作，但“偏重于韵母方面的研究，对声母的研究则稍显不足”。“词汇史的研究是语言各要素中最薄弱的环节”，语法理论的研究亦很不够。
《关于赵少咸之死》刊于《红岩春秋》2001年第5期。叙述赵少咸“文革”间情况，1966年8月因病入院，一月后回将军街40号疗养。“红卫兵”破四旧抄了家，手稿《广韵疏证》《经典释文集说附笺》及七十余箱藏书及姑丈殷孟伦寄存之十余箱书籍被抄，赵少咸受打击，1966年病故。
《字典论》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发行。我国字典编纂历史悠久，从《说文解字》始，历代学者编纂了许多有价值的字典，但“并未将编纂中的经验总结成篇”，赵先生在《汉语大字典》编纂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写成《字典论》，系统论述我国字典编写的收字、古音标注、通假字、字形、释义、字典修订等各方面内容。对于大型辞书编写，赵先生提出应坚持“古今兼收，源流并重”，“既要尊重历史，也要兼顾古今关系，落脚点在社会现实需要”。
《三国志校笺》由巴蜀书社出版发行。《三国志校笺》为赵幼文先生遗稿，由赵先生与夫人鄢先觉先生、儿子赵开、儿媳黄峰共同整理，赵先生作序。赵幼文先生研治《三国志》五十余年，反复校勘众本，著有《武英殿本三国志刊误》《三国志集解献疑》《三国志裴注疏证》三部遗稿。整理后的《三国志校笺》采众家之长，破解疑难、广列异文，补充纠正前人相关研究，学界评价其为目前最好的《三国志》整理本。同年，《三国志校笺》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全国古籍整理出版一等奖。
为《汉小学四种》作序，该书包括《说文解字注》，《尔雅义疏》，《方言笺疏》，《释名疏证补》，书后附索引，由巴蜀书社出版。
为张华文《昆明方言词源断代考辨》作序，张华文所著《昆明方言词源断代考辨》由民族出版社于2002年7月出版发行。“方言有自己的结构特征，有自己的读音、词汇和语法规则”，又，“研究方言的各个要素，对于认识方言的结构特征，了解它和共同语的关系，对于推广普通话，促进现代汉语的规范化都有重要意义，对于汉语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理解也非常重要。”昆明早在先秦两汉便与中原有所接触，形成了汉语西南官话的云南话，“昆明方言和整个北方话有很大的一致性，但又保存了自己的特点”。张华文教授在《昆明方言词典》的基础上，对昆明方言的一些词语作探源工作，“将共时的静态分析和历时的比较研究结合起来写成《昆明方言词源断代考辨》”。赵先生指出，“考辨词语能够将文字、音韵、训诂各方面的知识融会贯通，综合运用”。华文教授“对所引证的材料都进行了细致研究，引文的起讫非常考究，论证的文字要言不烦”。总体而言，该书“是一本比较成功的著作”。
《怎样学习训诂学》刊于《四川自考》（文科版）2002年第9期。训诂学方法归结为八个字“循序渐进、逐步深入”，《左传》语料丰富，反映社会生活较广，可作为首选读物，读《左传》时认真查阅杜预注及孔颖达正义。
《谈谈训诂学》刊于《四川自考》（文科版）2002年第9期。
《为什么要学习训诂学》刊于《四川自考》（文科版）2002年第9期。现代训诂学作用有四：其一，语文教学需要。其二，古籍整理工作需要。其三，辞书释义需要。其四，汉语研究，特别是古代汉语研究，更离不开训诂学。
为龙异腾《基础汉字学》作序，龙异腾所著《基础汉字学》于2002年由巴蜀书社出版发行。“汉字形体众多，结构复杂，就现阶段的汉字数目来说，其字数已经超过六万”，“面对这样众多的文字，应该有一套分析它们的方法，做到以简驭繁”。赵先生评价“将汉字的本质、起源和发展，以及汉字的结构和汉字的运用诸方面的基本问题，深入浅出地表述出来”，“既有一定的理论性，又有很强的可读性，今天还不多见。”
为简启贤《〈字林〉音注研究》作序，该书由巴蜀书社于2003年1月出版，序言介绍，“从《诗经》音系到《切韵》音系之间的几百年里，语音状况如何？从《诗经》音系如何转变为《切韵》音系？中间经过了哪些阶段？由于资料不足，还研究得非常不够。”又，“这段时期的语音数据，比较集中的当然是韵文的押韵和经师学者们给难字注音的切语”，“简启贤君在这方面作了不少的工作”，赵先生评论“写得很有特色，确是深思熟虑之作，没有人云亦云，值得向同好推荐”。
《〈集韵〉的内部结构》刊于《汉语史学报》2003年第5期。文章为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全集出版及姜亮夫教授百岁冥寿之际撰文怀念。《集韵》在收字、注音、释义各方面都要求完备，在汉语史研究上有重要作用，三位教授都对这部书下过功夫。
《〈汉语大字典〉的功臣——忆李格非教授》刊于《辞书研究》2003年第6期。《汉语大字典》副主编李格非教授于2003年3月病故，赵先生回忆与李教授相交五十余年往事。二人初识于1953年北京大学进修期间，1959年于苏联莫斯科重逢，1975年开始合作编写《汉语大字典》，历时十六年。“如果当年没有他勇于承担任务，没有他运筹帷幄，精心策划，深入实际，了解和掌握情况，认真分析问题，细致地处理问题，《汉语大字典》不可能如期编写出来”，“他对大字典的贡献不可磨灭”。
《论章太炎、黄季刚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地位》刊于王宁主编《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1辑，章太炎、黄季刚是清末民初“传统语言学向现代语言学过渡时期的代表人物”，二人“在历史上起过的作用不能低估，应该把他们的活动放到当时的背景下去考察”。其一，二人“生活的时代决定他们在语言研究方面的特点”，章太炎流亡日本，“接触异国语言并利用其进行对比研究，视野开阔”；弟子黄季刚“很早就认识到在占有语言材料的基础上注意理论和方法”。其二，二人在古音学方面成就突出。“他们注意韵部、声类，并留心探讨整个声韵系统”。其三，二人在训诂学方面“注意分析前人训诂方法，归纳训诂条例，将训诂学提升到新的高度”。
为汪启明《汉小学文献语言研究丛稿》作序，汪启明所著《汉小学文献语言研究丛稿》于2003年4月由巴蜀书社出版发行，该书为汪君所写的24篇论文，内容包括音韵学、训诂学、语法学和文献学，可窥见其治学道路。如《〈六书音韵表·四〉合韵字研究》一文“论述多有创获”；章太炎系列文章“都有自己的看法，可成一家之言”；齐语相关论文则是博士学位论文前期成果，可见其“治学的用心”，“论文出版后，两三年时间再版了三次，足见它在海内外有相当影响。”赵先生又介绍，启明博士毕业后自巴蜀书社由编辑到总编室主任，由副社长到社长，“在繁复的社务工作中应付自如，并挤出时间做科研，相当不容易，其治学为人值得肯定”。序中回顾二人相识初，赵先生受邀作讲座，启明是“比较用心听讲的一个”，后赵先生于西南师大图书馆参加《汉语大字典》审稿工作，“几乎每天都要看到他在那里读书，给我的印象很深”，至从赵先生读博，对其治学为人更为熟悉。
为龙异腾《基础音韵学》作序，龙异腾所著《基础音韵学》于2003年8月由巴蜀书社出版发行。“音韵学是我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一个重要部门”，“音韵学学不好，学习其他古代汉语的课程都会遇到一些窒碍”，赵先生评论，“异腾的笔头真健”，回顾其在学期间“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个潜心用功的学生”，“期末考试的时候他的成绩是班上最高的”，“因学习成绩优异，提前通过论文答辩”。该书将重点放在中古语音系统的解释，“用现代语音学原理解释传统音韵学的概念，要言不烦，深中肯綮”，“书中结合贵州方言讲解全浊声母和入声韵的辨识，更能够给初学者以启迪。”
10月，《训诂学纲要》（修订本）由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说文〉四题》载于《朴学之路：徐复教授90寿辰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由马景仑等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世纪一部语文辞书力作——读〈故训汇纂〉》刊于《长江学术》（第六辑），另收录于《〈故训汇纂〉论文集》，宗福邦、罗积勇主编，商务印书馆2006年12月出版。宗福邦、陈世铙、萧海波三位教授主编，武汉大学古籍所诸先生参与，历时18年编成的《故训汇纂》是继《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之后新编的一部大型语文工具书，“这部书无论在质上、量上，都超过了清代阮元的《经籍籑诂》”。
《论〈集韵〉的收字》刊于《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七辑），《集韵》收字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以字头统计大体为三万多，“是当时韵书中收字最多的”。收字特征有四，其一，“《集韵》训字均本《说文》，《说文》不载，则引他书”。其二，“收录大量异体字，是非常宝贵的材料”，又强调，“不能够因为他们没有文献材料作依据就轻易把他们作为‘死字’而不去研究。”其三，“《集韵》收录的俗字，除在辩证其不当时将其标注为俗字，大都认为是某字的异体字”。然，《集韵》对某些俗字的批评有偏颇之处，许多俗字已流传并有群众基础，文献里也多有出现，“不承认它是不妥的”。其四，“任何辞书收录字词语料都无法尽善尽美”，《集韵》也有漏收、误收等情况。
《〈说文解字〉在语言学史上的地位》刊于王民才主编《许学研究集刊》，另载于《许慎文化研究（三）——第三届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说文解字》内容博大精深，体例完整严密，不仅在我国语言学史上影响深远，在世界语言学史上也应占有重要地位”。《说文》五百四十部目录即为后世部首表，“整体编排体系严整”。“许慎不仅对前人成就合理采纳，其创造性劳动使《说文》成为伟大著作”。另，“《说文叙》是一篇系统的文字学著作，是春秋战国以来文字学理论的总结，阐述了汉字的性质、起源、发展及汉字结构规律等问题”。又，“《说文》在字典学上有重要贡献，建立了一套字典编纂理论”。
《读李瑞禾先生的〈广韵与现代汉语方言〉》刊于《西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李瑞禾先生的《广韵与现代汉语方言》是一本“既实用又有学术价值的语言学专著”，该书具有“循序渐进”、“深入浅出”、“注意实用”、“有学术价值”等特点。
1月，《集韵研究》由语文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一部概论性著作，从辞书学及文献学两个角度全面系统地整理分析《集韵》。全书七章：撰人、结构、收字、注音、释义、版本、校理，每部分内容均有翔实论证及总结性介绍。
6月，《辞书学论文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该书为赵先生自选辞书学论文集，总结《汉语大字典》编纂工作的经验教训。全书按专著的框架组织展开，由四部分内容27篇论文组成：《汉语大字典》编纂问题11篇、辞书史内容11篇、音韵学读书笔记2篇、词汇相关内容3篇，全书以辞书理论贯穿。
为华学诚《扬雄方言校释汇证》作序，该序文另刊登于《书品》2006年第2期。华学诚所著《扬雄方言校释汇证》由中华书局于2006年1月出版发行。“扬雄《方言》在我国语言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在当时世界上而言也居于领先地位”，华学诚教授在学期间便关注《方言》研究，此后近二十年从未停止。周祖谟《方言校笺》距今有五十余年，“无法反映最新成果且暴露出一些原有问题”，华教授采录前人成果，编纂《扬雄方言校释汇证》，加入个人心得体会。全书分校勘和注释两部分，以上海涵芬楼四部丛刊影印宋李孟传本为底本，“全面搜集后世翻刻本及传抄本进行校勘”，“注释部分收录宏富，并对前人进行补正、解释前人未解或误解之处”。
《〈说文〉和〈集韵〉》刊于《许慎文化研究》，王蕴智、吴艾萍、郭树恒主编，文艺出版社出版。
《由“枳”和“䅩”的注音所想到的》刊于《辞书研究》2006年第 3期。《汉语大字典》对“枳”、“䅩”同一词语由于不同写法而注了不同读音，原因在于“定稿统一通读全书工作未做好，存在罅漏”，“深刻原因是对字音的选择、认定读音的规范工作做得不够”。又提出，“面对众多切语，从事字典编纂要慎重选择，选择的依据应该是当时的正音规范”。《汉语大字典》少量字用了《集韵》的反切，“考察其来源不难发现多数出于《经典释文》，且不是首音”，“类似情况有待于修订工作进一步研究”。
《从〈周礼正义〉看孙诒让对〈集韵〉的研究》刊于《四川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后收录于《中国训诂学报》2009年第1期，题名“从孙诒让的《周礼正义》看他对《集韵》的研究”。孙诒让曾打算在方成珪《集韵考证》基础上对《集韵》再做整理，然未实现，赵先生将孙氏《周礼正义》与《集韵》对照阅读，发现其研究《周礼》的许多材料可用以疏释《集韵》，非常精审。
《〈集韵〉的版本和整理》载于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四川大学宋代文化研究中心所编《宋代文化研究》。现能看到的宋本《集韵》有三，一个是明州刻本，二是潭州刻本，三是藏于日本的金州刻本。“金州本、潭州本较接近”，“明州本错讹较少”。“《集韵》里有丰富的音韵、文字、训诂资料，对于从事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极有帮助”。另，整理《集韵》路径有二，一是“总结前人的校勘成果，在此基础上编出可资利用的《集韵》校本”；二是“从前代文献中钩稽出可证明《集韵》书中音义来源的材料，充实其内容，使其更好发挥工具书作用”。
《一件往事》刊于《走向新世纪--四川大学校庆一百一十周年文学与新闻学院纪念文集》，曹顺庆、熊兰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叙述赵先生1948年高考放榜至川大入学报道往事，学号370001，此后几十年，学习、工作“再也没挪过地方”。
为雷汉卿《近代方俗词丛考》作序，雷汉卿著《近代方俗词丛考》由巴蜀书社于2006年11月出版发行。“近代汉语的上限可到晚唐，我国语言研究历史中，近代汉语的研究较少”，二十世纪中后期开始受到重视，但“仍有许多空白”。雷汉卿所著《近代方俗词丛考》选择明清一些作品进行研究，并考释其中部分词语，考释中“非常注意语音变换及利用现代汉语方言词汇材料”；“也留心文句对比，从文句差异中找寻线索”，赵先生评论“是一部颇有分量的学术著作”。
《新世纪一部语文辞书力作——读〈故训汇纂〉》载于《〈故训汇纂〉论文集》，宗福邦、罗积勇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文章通过具体事例分析《经籍籑诂》的不足，证明《故训汇纂》超过它。肯定《故训汇纂》按《康熙字典》214部编排的合理性及《故训汇纂》在审音分义上的成绩，同时指出该书在收书和体例方面可商榷之处。
为李尔钢《词义与辞典释义》作序，该书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发行。李尔钢所著《词义与辞典释义》一书“有很强的理论性但不枯燥”，是“具有可读性的专著”。李尔钢将词义看作一种结构，将解释词义作为解构，根据结构的原理来探索解构，“具有新的理论内容”。
是年，赵先生获“中国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
博士生刘新春、贺菊玲入学。
《吕忱〈字林〉二三事》刊于《辞书研究》2007年第2期。“西晋吕忱的《字林》是仿《说文》的字书，于《说文》未收字多有补益。”该书“上承《说文》，下启《玉篇》”，六朝隋唐间很受重视，然至元朝已散佚。清朝始有辑佚。
《忆许绍早教授》刊于中华书局编《学林漫录》（第十六集），文章回忆与许绍早教授交往事。1953年二人相识在北大，为上下铺室友，许教授广东阳江人，中山大学语言学专业毕业。赵先生叙述，许绍早教授1955年发表在《中国语文》上的《汉语语法理论中的一些问题--读傅子东〈语法理论〉后》因文章扎实，被傅先生认为是吕叔湘先生所作。许教授“师从王力教授并有所发展，令人折服”。
为汪启明《华阳国志译注》作序，该书序同时发表于《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博士汪君启明，虑初学《华阳国志》者句读难通，文字困扰，另辟蹊径，细译全书，详加推敲，字斟句酌，写成《华阳国志译注》。”赵先生评价其“于词义之引申，文字之假借，疏通证明，多有创获。为初学者提供一个可以参考的本子，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孙诒让和〈集韵〉》刊于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主编《孙诒让研究论文集》，《集韵》“收字数目多，异体字、古体字、民间俗字都不少”，“注音及释义材料也很丰富”。孙诒让校本值得重视，其“利用现存典籍，把音韵学和文字学、训诂学结合校理，在校勘方面创获颇多”。
《评〈古代汉语通假字大字典〉》刊于《辞书研究》2008年第2期。王海根先生编纂的《古代汉语通假字大字典》是一部“有参考价值、实用的、旨在帮助人们读通古书的古汉语字典”，文章就其编纂特色、分类原则及具体内容作了评介。
《书〈古声韵学论著〉后》刊于《成都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钟树梁教授为著名学者、诗人，赵先生曾从钟先生治学。赵先生以读书札记的方式，从正音、韵书、韵表、轻唇音等方面阐述钟先生在古声韵学领域的高深造诣，对学术手稿《古声韵学论著》给予很高评价。
《〈集韵〉研究五十年》刊于《中国语言学》（第一辑）。《集韵》“收录了众多音切，记载了丰富词义，对于汉语语音史研究、方言词语考释很有意义”。论及整理《集韵》的工作，首先“要对这部书有全面理解，弄清这部书的编纂情况”；其次“要对该书进行校勘，整理出一个比较好的可利用的本子”；再就是“从前代文献里勾稽出可证明《集韵》音义来源的材料，充实其内容，使它能更好地发挥工具书作用”。
《我的一家》刊于《南大语言学》，文章介绍赵家情况：康熙九年（1670）于安徽休宁迁至浙江湖州。曾祖父在富顺、懋功做过知县。祖父赵少咸幼年从成都祝彦和治学，打下深厚的文史功底，写成《广韵疏证》及《经典释文集说附笺》，祖父有八男四女。父亲赵幼文先后任教于岳池县中、三台潼属中学、石室中学、西北中学、建国中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乐山师范、铭章中学，著有《殿本三国志考证》《三国志疏证》等。母亲谭莹如毕业于成都华英女中，曾执教于仁寿县小学校，后负担家务，抚养子女十人，于2005年谢世，终年九十八。
博士生吉仕梅入学，研究方向为“古汉语量词”。
《古蜀语词汇论纲》刊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古蜀地的主体民族应是在语言上和汉语有亲属关系的一个民族，蜀语是中上古时期汉语的重要方言，因时代绵远，文献不足征，考察古蜀语的词汇，是一个难题”。扬雄《方言》、许慎《说文》及前人一些注释中有少量这类词，对其进行研究“具有文献学和语言学双重价值”。赵先生参考部分文献，钩稽古籍，对部分古代蜀语词汇做了考察。
《从〈康熙字典〉看字典编纂的继承和创新》刊于《中华字典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书〈广雅疏证导读〉后》刊于《辞书研究》2009年第5期。张其昀先生的《广雅疏证导读》“全面阐述了王念孙以声音通训诂的思想”，“介绍了王念孙在训诂学、校勘学上的成就”，“对于初学《广雅疏证》的人有启迪作用”。
《怀念于安澜先生——在于安澜教授百岁华诞纪念会上的书面发言》载于《于安澜先生纪念集》。于安澜教授是我国老一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书法家、书画理论家，其《汉魏六朝韵谱》材料非常丰富，赵先生在北大进修期间于同学处借阅并做过详细摘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偶然于成都古籍书店购入三册全《汉魏六朝韵谱》，并标有编号“第二六八部”，从而珍藏。又，数次学术会议，主办方均安排赵先生与于教授同住并负责照顾于教授，从而有机会聆听教诲。
为夏中易《入声献疑》作序，夏中易所著《入声献疑》于2009年10月由巴蜀书社出版发行。“汉语的入声是音韵学上一个难题，值得深入研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做了历史回顾；用两章“从音理的角度讨论入声的性质，从汉语的音节结构特征到入声的声学特征”，赵先生评论，“这两章最能体现作者的学识和功力”。“现代汉语方言入声分析”中，作者“选择了上百个地方方言进行叙述，能够在不长的篇幅中，介绍这些方言，条理清晰，可读性强”。“论入派三声”对宗福邦教授“入派阴声”说做了进一步阐明。末章“试论中古汉语入声韵音节的声调”推测中古长安音和洛阳音的入声音节，对《切韵》入声韵与声调配合关系作了构想。
博士生刘新春、贺菊玲毕业，博士学位论文分别为《郭璞注语言学研究》《〈文选〉李善注语言学研究》。
是年，博士生周流溪入学，被称为“史上最牛博士”，其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香港大学名誉教授。2009年年届63岁，考入四川大学，投师于赵先生门下攻读博士，研究方向为“唐朝的音韵”。
博士生涂海强入学。
《再论字典的修订》刊于《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十四辑），“字典的修订是字典编纂的重要后续工作”，“但要在修订中发现硬伤、消灭硬伤并不容易”。
为贺菊玲《〈文选〉李善注语言学研究》作序，贺菊玲所著《〈文选〉李善注语言学研究》于2011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李善的《文选注》在我国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研究古书注释不能不谈到它。”赵先生评论，作者研究李善注之语言学思想能“从大处入手，将李善注置于六朝隋唐整个注释学领域思考，又能抓住一些细节仔细分析”，如对李善论及叶音材料则以六朝韵文押韵对比研究，从而发现其用韵特点。李善注常常提及“古字通”、“古字同”，作者“更穷尽分析李善注中有关材料，得出了切合实际的结论，比之清代学者薛传均、吕锦文有了更大进步。”
《悼朱祖延教授》刊于《辞书研究》2012年第 5期。朱祖延教授于2011年12月辞世，赵先生回忆与其三十余年之交往。肇自1975年因《汉语大字典》编写工作会议相识，至1990年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会的十六年间，二人在工作中建立了深厚友谊。“祖延教授留下了多部语文辞书巨著，光耀士林，垂范后昆，他的道德文章将永远铭记于大家心中”。
与黄峰合作《论汉语史的对象和任务——〈汉语史略〉之一》刊于《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8期。“汉语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性，汉语研究的任务就是从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考察这种规律性”。“汉语发展的最根本规律是语言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及质变规律”。“长期以来的汉语史研究局限于个别字词、个别读音、个别语言现象”，科学的汉语史研究始于20世纪 50 年代。汉语史研究主要是研究书面语，但“同时应该与活的语言相结合”。
与黄峰合作《关于汉语史和汉族人民的历史——〈汉语史略〉之二》刊于《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1期。“汉语在它的历史发展中与周边的民族语言及异域语言不断接触，它们影响了汉语的面貌”。文章强调，“语言历史与人民历史是密切相关的，研究汉语应结合汉族人民的历史展开”。
《怀念甄尚灵教授》刊于《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十五辑），文章回忆与甄尚灵教授相处往事。赵先生随甄教授学习“语言学引论”及“中国语言学”课程，甄教授所撰《成都话音系研究》、《四川方言音系》等广受好评，后参加《汉语大字典》编纂工作兢兢业业。甄教授“在理论、历史、现状各个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在当代语言学家中是难得的”。
《沪上童年》刊于《南大语言学》（第四编），赵先生1929随家人至沪，1935年归蓉，文章回顾上海的几年童年生活，叙述生动形象，感情真挚，公园落水有惊无险、法国卫兵童年阴影等小事跃然纸上。
8月，《字典论》第2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12月，《集韵校本》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发行。赵先生在《集韵研究》基础上，以顾千里嘉庆十九年（1814）重修曹氏刻本为底本，辅以五种宋本、影宋本和清人三十余种成果作为校雠本，对《集韵》做了全面校理，为学界首次对《集韵》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整理，书中既有校勘的文字、词语的疏通证明，也有典章制度、人物事迹的考证等，该书求“全”、求“真”、求“精”。
是年，赵先生受邀担任《汉语大词典》（修订本）副主编。
“在贵阳会议上的发言”“在武汉会议上的发言”载于《汉语大词典》（第二版）编纂出版学术讨论会发言汇编（二）。贵阳会议讲话谈道，辞书的修订工作，一是订，“订正前一版的错讹”；二是补，“方案规定补收条目及补充书证条目”。《汉语大词典》第二版预计二十五卷，时间紧任务重，“修订方案和编纂手册是指导编纂实践的主要依据”，“例证要翔实，不要有歧义，有争议的例子万不能作为例证”。武汉会议上，赵先生就《汉语大词典（第二版）编纂修订方案》和《汉语大词典（第二版）编纂手册》提出几点认识：关于资料工作，“修订方案中谈到前期准备工作特别强调资料准备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关于始见书，“要充分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特别是散见于各书和论文中的零星成果”；“要认真审视前代学人提供的材料，不宜盲从”；关于孤证问题，“第一版中孤证或无证条目几乎占四分之一，应尽可能对此类词目的书证予以丰富补充”。
《衷心的祝福》载于巴蜀书社出版《王世德文艺审美学文集》（第四卷）。逢王世德先生八十荣庆，赵先生回顾二人为北大的先后同学，川大共事等，赞誉其主编全国第一部《美学辞典》获北京金钥匙奖，专著10余部，论文八百余篇，“对全国美学学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是年，《集韵校本》获全国古籍整理出版二等奖、王力语言学奖一等奖。
博士生涂海强毕业，博士学位论文为《〈本草纲目〉药名词汇的认知研究》。
博士生张佳入学。
《关于〈集韵校本〉：敬复王培峰先生》刊于《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十八辑）。王培峰《〈集韵校本〉疏失补正》一文针对《集韵校本》提出数条意见，赵先生回复，《集韵校本》“底本的选定是以流传广泛、易于获得为依据”；《集韵考证》内容应当补入《集韵校本》，但卫天鹏、丁士涵校语未必来自《集韵考证》。
《集韵校本·序》载于《辞书研究》2014年第1期。《集韵》“对研究古音，探索词义，考察字形结构都有很大的好处”，“《集韵》注音将切语的类隔切改为音和切，每个韵内部的小韵按照声母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类聚在一起，开宋代韵书革命的先河，值得注意。”序言介绍，《集韵校本》以嘉庆十九年顾广圻重修本为底本，以前人编写长编的办法，将资料录入工作本。书中既有校勘的文字，也有词语的疏通证明，将文字的衍讹缺倒注在有关字的书眉，并按韵标号，校记附在全书之末。
为《广古书疑义举例 楚辞文法概要》作序，该书为徐仁甫著；徐湘霖编订，由中华书局于2014年1月出版。
是年，赵先生获“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优秀成果奖。
博士生刘桥入学。
《读〈说文〉一得--〈集韵〉引〈说文〉研究》刊于《许慎文化研究（二）--第二届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王蕴智，吴玉培主编，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5年2月出版。
7月，《中国语言学史》（修订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四川大学校史馆“四川大学馆藏精品集萃丛书”之《由精逮博积知为用--名师听名家课堂笔记》由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汇编四川大学重要教学资料，收录了赵先生大一时从杨明照先生学“读书指导”的课堂笔记，另有吴天墀教授记录之“殷周史料研究”课堂笔记（徐中枢教授讲授），胡昭曦教授记录之“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课堂笔记（缪钺教授讲授），该书为四川大学120周年校庆嘉宾纪念礼物之一。
博士生张佳毕业，博士学位论文为《〈搜神记〉词汇研究》。
《在莫斯科的日子》刊于《南大语言学》（第五编）。回顾1959年9月至1961年6月，赵先生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莫斯科大学授课，及闲暇图书馆阅览、摘录材料、领馆看电影等往事。
最后一届博士生刘桥毕业，博士学位论文为《集韵词汇释义研究》。
1月，《曹植集校注》再版，先生撰写后记，《曹植集校注》为赵幼文校注，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中上古蜀语考论》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汪启明、赵先生、伍宗文、赵静合著，获十八届“王力语言学一等奖”。该书运用多种方法，结合考古学、人类学、移民史等学术成果，确定了“蜀语”的始见书，并界定 “蜀语”、“蜀方言”“四川方言”，且证明蜀文化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蜀语为汉语的前身华夏语源头之一。
为《古音汇纂》作序，该书由宗福邦、陈世铙、于亭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训诂之旨，本于声音”，赵先生提出，“如能将前代音韵资料汇纂成书，能免去读者搜求之劳，对学术有益。”前有洪吉亮之《汉魏音》为人所称道，但“该书仅限于直音读若，不载东汉以来之切语”。后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姜亮夫教授计划编纂《经籍纂音》，未能施行。至本世纪初，宗福邦教授组织同仁历时十余年，编纂《古音汇纂》，方得大成。“该著作自定凡例，以部首归字，以字统音，千余万字，对后世治音韵学者，有大功。”
《训诂学纲要》（第三版）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2018年初，《训诂学纲要》被列入《长江学术文献大系·语言卷》出版计划，2019年3月再次修订出版。
为冉友侨《汉语异体字大字典》作序，该书由四川辞书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收录字头近4万个，对每一组异体字的形、音、义三者详加考订，着重辨析各异体字之间的异体关系。
作《鄢先觉文存》后记，该书由巴蜀书社于2019年3月出版。后记写于2017年冬，回顾与鄢先生六十余年交往事。鄢先生生于1929年，1949年入川大中文系，被省成中川大新生院同学会选为会长，为公认的才女。二人相识于1950年，同为中文系学生会学生代表，1958年二人结婚。此后六十余年，两位先生生活工作携手相伴，未曾分开。鄢先生因病于2015年5月30日辞世，文存收录鄢先生论著，谨以纪念。
1月，《辞书学纲要》（修订版）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8月《音韵学纲要》（修订版）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
《〈集韵〉校读记》刊于《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集韵》编刻时间不长，杂出众手，错讹难免，且与现代辞书格局不同。“如果对其进行一番校理，疏通证明，使其符合现代辞书的格局，对于使用这部辞书，继承文化遗产，都会有极大的好处。”赵先生介绍正在整理中的《集韵疏证》之成书及体例情况，该书在此前《集韵研究》（2006）、《集韵校本》（2010）基础上，以南宋潭州本《集韵》作工作底本，并在此基础上做文字形音义的疏通证明。“初稿于 2016 年完成，文字超过百万。随后进行录入。因为字数众多，不少字微机字库里面没有，需作技术处理，录入费时。现在已经录了八卷，还有两卷，如果没有意外，可望 2022 年完成。”
参考文献：
李开.2014，《校勘〈集韵〉的实践、例式和硕果——学习赵振铎先生〈集韵校本〉》，《辞书研究》第4期。
刘利,符永兰. 2003，《〈中国语言学史〉评介》，古汉语研究第4期。
《涛邻雅集》编委会（编）.2016，《涛邻雅集》四川辞书出版社。
汪启明,夏宇,吴迪,刘亚. 2007，《赵振铎先生辞书学思想述学》，《汉语史研究集刊》第10辑，巴蜀书社。
汪启明,于潇怡,焦树芳. 2017，《赵振铎先生学术述要——以著作为中心》，《国学茶座》第14期，山东人民出版社。
汪启明,田膂，2017，《〈集韵校本〉校勘学思想与方法》.《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2期。
汪启明,田膂. 2018，《〈集韵校本〉版本问题再谈》,《汉语史研究集刊》第24四辑，四川大学出版社。
杨文全,李韵. 2013，《赵振铎先生辞书学成就述论——以传统小学精华为基石 以理论实践互证为指归》，《乐山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
注释：
注：本文发表于《汉字汉语研究》2020年第4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孙泽仙、汪启明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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