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文学遗产》2018年第2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苗壮老师授权发布。
《后汉书·文苑传》的成立
苗 壮
摘 要：从《后汉书·文苑传》中“文体分类+篇数统计”的独特文体形态看，《后汉书·文苑传》成立原因复杂。面对着东汉以来所出现的大量审美文本，范晔在力图展现时代文学面貌的同时，既不能破坏纪传体史书的书写体式，又必须谨慎地处理魏晋以来基于审美文本所确立的文学批评体系可能对《文苑传》的评述构成的质疑。《后汉书·文苑传》的创制是纪传体史书在处理与外在审美文本关系中不断调整的结果，是纪传体史书的书写体系与新兴的文学批评体系二者协调的产物。
一、《后汉书·文苑传》的特殊体例
范晔（？-445），字蔚宗，是中国有名的史家。元嘉九年（432），刘义康生母彭城太妃薨。葬礼期间，司徒祭酒范广渊当值，作为尚书吏部郎的范晔与范广渊以及司徒左西属王深，夜中酣饮，听挽歌以为乐。彭城王刘义康闻之大怒，“左迁晔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1]范晔之《后汉书》的史学价值和意义自不待言。从现存的文献来看，范晔在《后汉书》中首创了《文苑传》的体例，这一体例亦为后世的史籍修纂者所承袭，几乎成为历代正史类史籍修纂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后汉书·文苑传》共载录二十九人，即杜笃、王隆、史岑、夏恭、夏牙、傅毅、黄香、刘毅、李尤、李胜、苏顺、曹众、曹朔、刘珍、葛龚、王逸、王延寿、崔琦、边韶、张升、赵壹、刘梁、刘桢、边让、郦炎、候瑾、高彪、张超、祢衡。其中正传二十二人，附其传者七人。《文苑传》亦被视为了解东汉时代整个文学状貌最主要的文献之一。
阅读《后汉书·文苑传》会发现这样一个非常奇怪而又有趣的现象，《文苑传》著录每一位人物的时候大致有一个固定的体例：先简述其人生平诸事，最后于传末统计其文章存世若干篇。其文章存世若干篇的统计方法也有大体固定的形式，即：首先对其全部文章做文体学的分类，其后统计出以上诸体类“凡多少篇”。且如清代史家章学诚所言：
所次文士诸传，识其文笔，皆云所著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2]
以《文苑传》中篇幅较短的“王隆传”和“李尤传（附李胜）”全文为例：
王隆字文山，冯翊云阳人也。王莽时，以父任为郎，后避难河西，为窦融左护军。建武中，为新汲令。能文章，所著诗、赋、铭、书凡二十六篇。[3]
李尤字伯仁，广汉雒人也。少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稍迁，安帝时为谏议大夫，受诏与谒者仆射刘珍等俱撰《汉记》。后帝废太子为济阴王，尤上书谏争。顺帝立，迁乐安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诗、赋、铭、诔、颂、《七叹》《哀典》，凡二十八篇。尤同郡李胜，亦有文才，为东观郎，著赋、诔、颂、论数十篇。（《后汉书》卷八十《文苑传》，第9册，第2616页）
《文苑传》中诸人的记述大体皆按此类体例。这一体例同样也出现在《文苑传》之外的许多列传篇章之中。比如卷二十八《冯衍传》：
（冯衍）所著赋、诔、铭、说、《问交》《德诰》《慎情》、书记说、自序、官录说、策，五十篇。（《后汉书》卷二十八《冯衍传》，第4册，第1003页）
卷七十九《儒林传》所录《服虔传》：
（服虔）所著赋、碑、诔、书记、《连珠》《九愤》，凡十余篇。（《后汉书》卷七十九《儒林传》，第9册，第2583页）
我将这一写作形式称为“文体分类+篇数统计”的书写体例。《后汉书·文苑传》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特的写作体例呢？
首先，我并不认为这种“文体分类”的工作是范晔完成的。可以推想，假设这一工作需要范晔自己完成的话，他必须收集和整理出每一位人物的全部著述，再对这些著述做文体学分类，最后完成统计，这大致相当于整理出一部别集的过程。如果《文苑传》中传主的著述都需要做出这种统计，就相当于整理出数十部别集，工作量相当惊人。此外，诸如上面引文中的李胜以及《文苑传》中诸如苏顺、王逸诸人，著录其人生平的笔墨仅一行有余，而范晔所面对的“文体分类+篇数统计”的工作量与这一行笔墨的记述，也显得太不对等。从纪传体史书的一般性写作特征来看，著录人物的生平行状，是其最主要的写作意图之一。即如唐代史家刘知几所言：
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4]
即便为了展现其人的文学才能，收录某些优秀文本的全篇或片段，同时告知读者其人还有那些名篇著作亡佚或传世就可以了，这也是后世一般《文苑传》或《文学传》的大致做法。而为人物的著述做文体学的分类，对于纪传体史书没有多大实际的价值。因此，我怀疑这种独特的体例只是范晔抄录其他既有文献的结果。
为此，我们必须将讨论放置于范晔是如何在《后汉书》这种纪传体史书的体例中描述时代文学面貌的问题上，即从《后汉书·文苑传》何以成立这一关键性的问题出发，才能得到确切的结论。
二、书写史的研究思路
解释《后汉书·文苑传》何以成立，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据《晋书·范晔传》所述，元嘉二十二年（445），范晔因与孔熙先等密谋拥立刘义康被人告发，终以谋反处死，其时，范晔的《后汉书》并没有完成。按照汉代以来纪传体史书写作的通例，史家往往会在史书之末写作一篇总结性的文章解析各篇的写作主旨，如《史记·司马迁自序》《汉书·叙传》诸篇。由于《后汉书》未能彻底完成，《后汉书》缺少这样一篇总结各篇写作主旨的文章，故而我们无从知晓范晔设立《文苑传》的初衷。更可惜的是，根据刘知几的描述，似乎《后汉书·文苑传》原本有范晔所作之序，以叙述写作意图：
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窃以《书》列典谟，《诗》含比兴，若不先叙其意，难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畅厥义……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史通通释·序例》，第80-81页）
如果真实的话，今天见到的《后汉书·文苑传》并没有这篇序，应该是散佚了，可以说，可资用于论证的资料非常有限。由此对于今天的研究家而言，如果仅仅依靠传统的文献主义方法，试图解答这一论题几乎无法入手。
不过，有一种新理解路向似乎可以对此作出一些尝试。我认为，任何书写者的书写行为势必以某种已有的写作范式为导向，当他取用了这一范式之后，其所书写的文本也必将受到这一大的传统书写惯则的规训。比如同样以东汉时代的历史为记述对象，司马彪、谢承、范晔等人以纪传体史书的体式，袁宏则承继了编年体史书的体式建构自己的文本体系。前者以《史记》《汉书》为范例；后者则取法于《春秋》《左传》（《史通通释》，第24页）。应用了不同的体式之后，其构建文本的方式就必然纳入各自的书写系统之中，其内部的书写规范不可以任意地更变，不同书写体式之间的界限也不可以轻易地僭越。即便在某一书写体式系统的建构过程中有所创制，也需建立在业已认可了传统体式惯则的基础之上，在次一层级上予以调整、补充和拓展。从《后汉书·文苑传》来看，它无疑属于纪传体史书书写体式之下衍伸出的新的文本组织形态，它的存续与建构也势必依从如上的原则和规范。所以，当确立了以上的理解路向之后，也许可以从《文苑传》同纪传体史书的体式关系——这一更为宏大的书写传统中，检讨其成立的可能。
简而言之，《文苑传》的成立是一个在书写体式中组织文本、择取人物的问题，即哪些人物或文本需要排除在外，哪些需要进入，其进入的方式如何等等。为了解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对《文苑传》的性质做一些必要的解析。
在文字的书写能力尚未普及的东汉时代，掌握文字的家族群体往往凭借其书写能力，进入到国家文书行政的体系之中，成为兼具官僚、地方氏族、知识分子等多重身份的社会精英阶层。《文苑传》当中所要展现的人物序列，他们无疑都是这一社会精英阶层当中的成员。不过，范晔对《文苑传》中诸人认可的首要身份并不是行政官员、氏族代表、经学家等等，而是以“文”作为首要身份特征的一类人群，后世往往称之为文人、文士等等。从《文苑传》的写作来看，对于以“文”为身份特征的人群予以立传，同其他人群的列传有相当大的差别。比如范晔《后汉书》中《儒林传》的人物以“六经”传承的学术流脉和知识谱系为特征，“录其能通经名家者”（《后汉书》卷六十九《儒林传》，第9册，第2548页）；同样，诸如《循吏》《酷吏》《宦者》《外戚》《党锢》等篇章则主要是以这些人物在国家政治体系中所处的职官或身份地位予以认定的。凭借国家的行政构架，身份使他们处于某一相对固定位置，而身份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实在性。与此相反，《文苑传》中的诸人，范晔更侧重的是社会整体或知识阶层对他们出众的书写能力或才华的共同认可。虽然书写能力在秦汉的知识精英阶层中间已经作为一般技能被学习和掌握，但是《文苑传》中的人物却极为擅长写作以诗赋等为中心、能够给人带来审美愉悦感的篇辞。对他们而言，“文”的身份已经超越了社会精英固有的身份特征，成为社会认可他们声望的首要评价标准。范晔正是以此作为拣选他们进入《文苑传》的条件，在介述其人之时，范晔往往称其人“能文章”“以文章显”，比如：
杜笃，笃于狱中为诔，辞最高，美帝之，赐帛免刑。
王隆，能文章。
史岑，亦以文章显，莽以为谒者。
夏恭，恭善为文。
傅毅，毅追美李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庙颂未立，乃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奏之，由是文雅显于朝廷。
黄香，遂博学经典，究精道术，能文章，京师号曰“天下无双江夏黄童”。
李尤，少以文章显。
李胜，亦有文才，为东观郎。
葛龚，和帝时，以善文记知名。
崔琦，少游学京师，以文章博通称。
边韶，以文章知名，教授数百人。
可以说，《文苑传》对东汉人物的择选，通过“文”这一独特的身份将之与纪传体史书的写作联系在一起。
不过，这里依旧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风险。因为对写作家是否有文才的评判，其根本依据是此人所写作的一系列审美文本（即范晔所谓之“文章”）被社会认可的程度。但是，“迨至魏、晋，始有专门论文之作”[5]，在社会声望之外，开始形成了一种专门针对文章本身新的批评传统。即如刘勰所胪列的一系列批判著述：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玚《文论》，陆机《文赋》，仲洽《流别》，宏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6]
这套批评传统与社会声望的评价完全不同，它更侧重于审美文本自身的价值，进而对审美文本何以产生美感、其价值如何认定、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等专项问题进行讨论。今天在文学学科之内，我们将之称为文学批评。在范晔的时代，这一文学批评传统已经成就了相当的规模，并且将之前秦汉时代、甚至更为辽远时代的审美文本，都纳入到这套批评谱系之中。
从《后汉书·文苑传》的赞语中可知，范晔本人对这套文学批评传统也非常熟悉。[7]由于《文苑传》之外尚且游弋着大量的审美文本，而基于这些审美文本形成的文学批评标准，就迫使《文苑传》不得不面临一种尴尬的境遇，即《文苑传》并不具有解释东汉时代文学成就绝对的权威性。事实也是如此，比如较范晔时代稍早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从“颂”这一文体的流变入手，梳理了西汉后期以来著名的写作家及其作品：
昔班固为《安丰戴侯颂》，史岑为《出师颂》《和熹邓后颂》，与鲁颂体意相类，而文辞之异，古今之变也。扬雄《赵充国颂》，颂而似雅，傅毅《显宗颂》，文与周颂相似，而杂以风雅之意；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8]
其中，东汉班固、史岑、傅毅、马融四人中，只有史岑、傅毅二人入《文苑传》。而范晔时代稍后的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更是梳理了自传说时代开始直到南朝的文学发展脉络，其中他这样描述了东汉以来的文学发展的面貌：
自哀平陵替，光武中兴，深怀图谶，颇略文华，然杜笃献诔以免刑，班彪参奏以补令，虽非旁求，亦不遐弃。及明章叠耀，崇爱儒术，肄礼璧堂，讲文虎观，孟坚珥笔于国史，贾逵给札于瑞颂；东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论；帝则藩仪，辉光相照矣。自和安以下，迄至顺桓，则有班傅三崔，王马张蔡，磊落鸿儒，才不时乏，而文章之选，存而不论。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降及灵帝，时好辞制，造羲皇之书，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招集浅陋，故杨赐号为驩兜，蔡邕比之俳优，其馀风遗文，盖蔑如也。（《文心雕龙注·时序》，第673页）
在刘勰描述的文学谱系当中，东汉时代优秀的写作家包括杜笃、班彪、班固、贾逵、东平王刘苍、沛献王刘辅、傅毅、崔骃、崔瑗、崔寔、王逸、王延寿、马融、张衡、蔡邕诸人，他们的篇辞是时代文风的代表[9]。而其中仅有杜笃、傅毅、王逸、王延寿四人收录于《文苑传》当中。此类文学谱系的勾勒，在魏晋时期的文学批评论著中不胜枚举。就客观而言，从魏晋以来，依据审美文本自身衍生出的文学批评体系，足以与范晔的描述相对抗，甚至可以将《文苑传》的评价体系予以颠覆。所以，范晔必须审慎地处理《文苑传》与外在审美文本之间的关系。
三、纪传体史书的体式
其实，范晔所采用的纪传体史书的书写体式之内，已经提供了如何处理文人身份的认定与外在审美文本之间关系的方法。《梁书·文学传》的序言中，就追溯了范晔《后汉书》与这种传统写作体式的联系：
昔司马迁、班固书，并为《司马相如传》，相如不预汉廷大事，盖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为《贾邹枚路传》，亦取其能文传者焉。范氏《后汉书》有《文苑传》，所载之人，其详已甚。[10]
在纪传体史书的书写体式之中，司马迁和班固都采用了一种独传的形式——描述人物的生平，并在其中整篇地引述其代表性的审美文本，以彰显其文采。在这些传记的行文中，依旧以纪传体史书的一般体式，即“录人臣之行状”为叙述的第一层级结构，将其人所写作的那些具有审美特征的文本编织其中，构成在叙述生平事项的固定结构之下第二层级的审美文本叙述的情节。比如《史记·司马相如传》在叙述司马相如生平诸事的过程中，将其具有代表性的辞赋穿插其间，其中包括《子虚赋》《喻巴蜀檄》《难蜀父老》《哀秦二世赋》《上书谏猎》《大人赋》诸篇[11]。由于引述过多，所占篇幅过大，班固在将司马相如录入《汉书》之时，虽然全取《史记·司马相如传》，但是后世流传中却将之分为上、下二篇。司马迁和班固分别对这篇《司马相如传》做出了如下的评语：
《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於无为。作《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12]
太史公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第9册，第3073页）
文艳用寡，子虚乌有，寓言淫丽，托风终始，见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述《司马相如传》第二十七。[13]
从司马相如的生平来看，其作为知识精英当中的一员，虽然也曾历任职官，但是无论是司马迁还是班固，都认为司马相如具有他人无法企及的辞赋书写才能，并称赞司马相如的辞赋符合源于儒家的托物讽谏的写作传统。那么，辞赋家的身份就构成了司马相如首要身份特征。在行文中，司马迁将那些原本不属于构成列传必然要素的外在审美文本长篇累牍地穿插其中，即有意地以此为凭证，夯实自己对司马相如辞赋家身份的认可。在这种写法中，第一层级人物生平的叙述提供了语境，第二层级的文本引述展现其人文采，从而使列传对人物的评判与可能对其构成挑战的外在审美文本批评融汇在一起。我将这种纪传体史书处理审美文本的方法，称为“双层写作结构”[14]。
人物生平叙述（第一层级）——审美文本（第二层级）
除了《史记》《汉书》的《司马相如传》之外，诸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汉书·贾邹枚路传》《汉书·东方朔传》《汉书·扬雄传》等篇章也都采用了这种传记中穿插审美文本的双层写作结构。可以说，这种组织文本的方法是对一般纪传体史书书写体式的延展和补充，在客观上也可理解为，是纪传体史书体式对外在审美文本批评有可能对之形成挑战的一种权衡。
此外，这种双层写作结构还有另一个优势。由于审美文本的引述是生平事迹叙述之下的第二层级，那么在其生平事迹的第一层级上还可以展现人物其他的侧面或特征。比如《汉书·东方朔传》虽引述《谏除上林苑》《化民有道对》《答客难》《非有先生论》等审美文本以彰显“东方赡辞”的身份特征，但是在第一层级的叙述中，也通过其他故事情节建构起东方朔诙达多端的性格。即如班固对《东方朔传》写作主旨的描述：
东方赡辞，诙谐倡优，讥苑扞偃，正谏举邮，怀肉污殿，弛张沉浮。述《东方朔传》第三十五。（《汉书》卷一百《叙传》，第12册，第4258页）
又如《汉书·扬雄传》在第二层级上全取扬雄《反离骚》《甘泉赋》《河东赋》《长杨赋》《解嘲》《解难》诸审美文本，全篇在肯定扬雄的辞赋家身份的同时，也在第一层级上展现了他在经学等其他方面的成绩。亦如班固所言：
渊哉若人！实好斯文。初拟相如，献赋黄门，辍而覃思，草《法》纂《玄》，斟酌《六经》，放《易》象《论》，潜于篇籍，以章厥身。述《扬雄传》第五十七。（《汉书》卷一百《叙传》，第12册，第4265页）
唐代史家刘知几从维护正统的纪传体史书写作体式的角度，对这种变体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纪传体史书应该以《春秋》之义对人物和事件做出善恶是非的评判，尽管《史记》《汉书》是纪传体史书写作的经典范例，可是这些篇章中却不厌其烦地引述审美文本，使那些繁华富丽的文辞掩盖了纪传体史书写作的宗旨：
若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而前后《史》《汉》皆书诸列传，不其谬乎！（《史通通释·载文》，第114页）
可以说，这一评论正从另一面说明了双层写作结构是纪传体史书的写作体式同审美文本之间达成的一种新的写作样态，《史记》和《汉书》用“双层写作结构”组织起审美文本的方法，也为范晔的《后汉书》的写作（如刘知几指出的《后汉书·班固传》和《马融传》等篇章）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
四、《后汉书·文苑传》与审美文本
虽然范晔在编纂《后汉书》之时，已有《史记》《汉书》在处理“文”的问题上的新的写作体式，但是，范晔所面对的局面比司马迁或班固的时代要复杂许多。由于秦汉以来掌握书写能力的群体在不断扩张，特别是到了东汉时代，这一群体中已经涌现出了大批能够写作优秀审美文本的写作家。如果将这些写作家都按照传统的纪传体史书的体式一一列传，显然数量太多，这将导致《后汉书》的整体结构失调；如若将他们一并放置于《文苑传》当中，《文苑传》自身的篇幅又过大。此外，还需要引介大量的审美文本，并不容易处理。为此，范晔在《史记》《汉书》已有的体式上做了进一步的协调和变化。范晔的处理办法似乎可以视为一种二分法。他将这些具有优秀书写才能的人群分为两类：一类是沿用“双层写作结构”，收录文辞绝佳、事迹卓然，足以独立成篇的人物；另一类则是仅收录那些以文章驰名的人物群体。
在第一类中，范晔将一批最具影响力的写作家单独立传，或两三人一起立传。比如班彪、班固父子列入《班彪列传》。其写法也是在第一层级上叙述班氏父子的政治活动和史学成就，在第二层级插入代表性的审美文本。如《班彪列传》中对班固的记述，全文载录班固的《两都赋》和《曲引篇》，由于《两都赋》的篇幅过大，只能将列传分为上、下两篇以录用全文，用以支持范晔对班固“文”的身份的肯定。如范晔在传末赞语中云：
赞曰：二班怀文，裁成帝坟。比良迁董，兼丽卿云。彪识皇命，固迷世纷。（《后汉书》卷四十《班彪传》，第5册，第1387页）
通过使用“双层写作结构”，在列传中既保存了审美文本，又展现出班氏父子在史学和政治上的贡献。
又如《崔骃传》收录崔氏一族中，崔篆、崔骃、崔瑗、崔寔诸成员。在传记行文中也是按照双层写作结构，在第二层级上收录其审美文本：
《崔骃传》载崔篆《慰志赋》一篇，骃《达旨》一篇……皆以其文学优赡，词采壮丽也。[15]
以此证实“崔为文宗，世禅雕龙”（《后汉书》卷五十二《崔骃传》，第6册，第1733页）；同时，在第一层级的结构上则叙述崔氏一族自王莽篡政，经东汉一代，至于董卓之乱的政治变换中，以儒林文士之家，始终秉持正道的家族风尚。且如范晔于篇末之所定论：
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沉沦典籍，遂为儒家文林。骃、瑗虽先尽心于贵戚，而能终之以居正，则其归旨异夫进趣者乎！（《后汉书》卷五十二《崔骃传》，第6册，第1732-1733页）
当然必须指明的是，在范晔修纂《后汉书》之前，已经有《东观汉记》以及华峤、司马彪诸人有关于后汉历史的著述，这些著述多以纪传体写成。由于这些著作已经亡佚，仅存佚文，难窥全豹，我们无法确切地知晓它们在收录那些事迹卓然又兼具文才的人物之时，是否也使用了“双层写作结构”。不过，从其皆属于纪传体这一大的写作体式的统序来看，有可能这些著作也承袭了这一写法。范晔在修纂《后汉书》之时对这些著述多有借鉴乃至袭用[16]，那么范晔将这一类人物独立列传，可能只是在写作体式的统序之内延续了传统写法而已，并无创举。
在第二类中，对于那些仅以文章闻名于世的写作家，范晔则创制了《文苑传》——二十余人共载一传的新体例，将那些与前面诸人相比，生平事迹较为平淡，尚不足以独立成传的人物放置于此。即如清人刘天惠所言：
《后汉书》创立《文苑传》，所列凡二十二人，类皆载其诗赋于传中。盖文至东京而弥盛，有毕力为文章而他无可表见者，故特立此传。[17]
如前所述，《文苑传》中一般都是非常简要的概述其生平，却特别强调其“有文才”的身份特征，以支持他们入传。《文苑传》寻找这些人物生平的史料并不困难，比如汉代官修史籍《东观汉记》以及之后谢承、司马彪等人的后汉史传对这些人物多有缀述[18]。但困难的是，如何在仅有一卷的篇幅中展现二十余人的文采？若一一录取其审美文本（哪怕每人仅收录一篇），《文苑传》将近乎于文选，篇幅难以容纳。若不予以审美文本的引述，则缺乏依据，不足以支持《文苑传》中这些写作家“能文章”“以文章显”身份特征的描绘。扩而言之，这种困难并非《文苑传》所独有。东汉时代许多的写作家都已经积累了数量可观的审美文本，比如冯衍之作有“五十篇”，崔瑗所作“凡五十七篇”、蔡邕所著“凡百四篇”等等。凡是范晔在《后汉书》中有意展现写作家文采的列传，似乎都面临着如何处理审美文本引入数量的问题。如何在为数众多的文章中拣选出一到数篇以支持这些人物“文”的身份，无疑都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五、挚虞文学批评系统的引入
为此，范晔巧妙地取用了业已形成规模、并蔚为大观的文学批评成果，对纪传体史书的体式做出补充和调节。如果站在文学研究的角度审视“所著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的写作体例（文体分类+篇数统计），这种文体分类无疑会调动起文学研究家的敏感和好奇，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诸如《昭明文选》之类文章总集的样貌。《昭明文选》的编纂方式是将文章分为赋、诗、骚、七、诏、策、令、教等三十余种文体[19]，文体相同的文章汇聚于统一的名称类属之下，再以时代顺序编次。即《文选序》中所云：
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20]
《昭明文选》修纂于六世纪初期，晚于范晔修纂《后汉书》之时。但是这种编纂体例却可以追溯到西晋挚虞所撰《文章流别》。进入西晋之后，唯美主义的写作风气开始流行，即《文心雕龙·明诗》中所言“晋世群才，稍入轻绮。”（《文心雕龙注·明诗》，第67页）但是于此同时，西晋朝廷以儒家理念作为政治志向的根本，却也同样激发了儒家复古主义文学观的兴起，由此挚虞建构起了庞大的《文章流别》文学批评系统。挚虞所纂《文章流别》今已散佚，据《隋书·经籍志》所言：
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21]
其中“总集类”著录：
《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 梁六十卷，志二卷，论二卷，挚虞撰。
《文章流别志论》二卷 挚虞撰。
可知，挚虞的《文章流别》的文学批评系统包括文章流别集、志、论三部分。分而言之，其一，《文章流别集》是《隋书·经籍志》所追溯的最早的诗文总集，其体例形态为《昭明文选》所沿用，皆以文体作为汇编文章的类属。《晋书·挚虞传》云：
虞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辅决录》。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22]
其中，“类聚区分”就是《昭明文选》中“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之意。《文章流别集》在南朝时代影响非常大，如刘勰所言：
挚虞述怀，必循规以温雅，其品藻流别，有条理焉。（《文心雕龙注·才略》，第701页）
以至于其后又出现了一系列遵循这一体例的续写总集文本，如：
《文章流别本》十二卷 谢混撰。
《续文章流别》三卷 孔宁撰。
其二，《文章流别论》。虽然其论业已散佚，但是佚文尚存，可窥见其貌，如《艺文类聚》所引其辞曰：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祝史陈辞，官箴王阙。《周礼》太师掌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言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颂者，美盛德之形容；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後世之为诗者多矣。其功德者谓之颂，其馀则总谓之诗。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史录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则以为律吕，或以颂形，或以颂声，其细已甚，非古颂之意。（《全晋文》卷七十七，第1905页）
从此可知，挚虞《文章流别》批评系统创制的宗旨，即在于唯美主义文学写作浮泛化的语境中，再次重审儒家主义文学观的意义。此外，对于每一种文体，挚虞又都对之分别做出了惬当的评论。今天，《艺文类聚》等文献中尚可辑录出数条《文章流别论》的佚文，分别是对赋、诗、七发、箴、铭、哀辞等文体流变及其特征的评述（《全晋文》卷七十七，第1905-1906页），这些佚文也可以与《晋书·挚虞传》中“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的说法相印证。由此可以推断，《文章流别论》包括具有总论性质的对于文章发展的总体概述，同时又分别对于各种文体自身的流变脉络做出了论述，建构起严密的论证体系。
其三，则为《文章流别志》。与前两者明确的认识不同，至今学术界对《文章流别志》的认知莫衷一是[23]。最主要的原因，是《隋书·经籍志》又著录了一部“《文章志》四卷挚虞撰”（《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第4册，第991页），列于史部的簿录类之中。此外，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三国志》裴松之注、《昭明文选》李善注等文献中还保留了大量《文章志》的佚文。根据兴膳宏的考证以及他对于《文章流别》批评系统的描述：
《文章志》在《隋志》中与刘歆《七略》、王俭《今书七志》、阮孝绰《七录》等同被列入簿录类，从这一点看来，应该还是与文学有关著作的目录。因此，《流别志论》的“志”与《文章志》似应属于同一内容。借用刘师培的话来说，就是“志者，以人为纲者也；流别者，以文体为纲者也”（《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左盦外集》卷十三），故“志”与“论”乃是经丝与纬丝的关系，再加上辞章集《流别集》，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有机结构。[24]
我同意兴膳宏的看法，《文章流别志》与《文章志》应该属于同一内容，其中即包括了对人物生平事迹的记述，同时也著录了写作家的文章目录。由此，挚虞构建了由集、论、志三位一体的文学批评系统。
在这样一个庞大而在当时又影响巨大的文学批评系统之下，为《文苑传》中应该择取哪些审美文本所困惑的范晔，应该无法回避《文章流别》的批评系统，在写作中势必会对之有所采录或引鉴。其实，这一现象业已为清代的史家章学诚所注意到：
晋挚虞创为《文章志》，叙文士之生平，论辞章之端委；范史《文苑列传》所由仿也。（《文史通义校注·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中》，第685页）
章学诚以此提出《文苑传》模仿了《文章志》的观点。但是可能并不仅仅是模仿，范晔在编纂《后汉书》之时，对许多东汉时代人物的记述（不只是《文苑传》的部分）可能直接抄录了《文章志》的某些内容。理由是如前所述，由于工作量的问题，范晔不可能为每一位写作家专门收集整理辞篇并划分类属。在挚虞的《文章流别》系统中，“流别”（即文体分类）是其最重要的建构标准。挚虞从“文”出发，将审美文本的写作视作由古至今、从简至繁生生不息的共同体，进而厘清“文”衍生的脉络。表现在建构体系的具体语境中，即对降至汉魏的所有文章进行文体学的分类，并结集为《文章流别集》。而在《文章志》的编写中，只要按照《文章流别集》的诗、赋、碑、箴、颂、诔等分类体系，将写作家的审美文本按类别抽取出来，最后做简单的统计，就很容易得到这位写作家所写作的文类和文本的数量，亦即“文体分类+篇数统计”的书写体例。
这一点，在《文章志》的佚文中也可以得到明证。首先，从《文章志》佚文的行文方式来看，比如《三国志·刘表传》卷六裴松之注，引挚虞《文章志》曰：
（周）不疑死时年十七，著《文论》四首。[25]
《三国志·陈思王植传》卷十九裴松之注，引挚虞《文章志》曰：
刘季绪名修，刘表子。官至东安太守。著诗、赋、颂六篇。（《三国志》卷十九《陈思王植传》，第2册，第560页）
这些佚文与《后汉书·文苑传》中的叙述方式极为相似，都使用“文体分类+篇数统计”的书写体例。
此外，还有两处透露出《后汉书》在编纂中借用了挚虞《文章流别》体系的证据。其一，范晔的《后汉书·文苑传》中载录曹朔其人：
又有曹朔，不知何许人，作《汉颂》四篇。（《后汉书》卷七十《文苑传》，第9册，第2617页）
对于以纪传体为基本写作体式的史籍而言，其宗旨即在于“录人臣之行状”，而《文苑传》竟然不知道曹朔是谁，就为之列传，其行文非常令人费解。如果对比上文中《三国志·刘表传》卷六裴松之注引挚虞《文章志》中对于周不疑的记述，两者非常相似。在纪传体史书的书写体式中，“不知何许人”非常奇怪，但是在挚虞《文章流别》文学批评系统中，却不是一个问题。文学批评体系的重点在于鉴别审美文本的价值，而非写作家本人的生平事迹。所以对于挚虞的批评系统来说，写作家的信息缺失并不重要，只要有曹朔那四篇优秀的《汉颂》就足以奠定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如上所述，《文章流别》的集、志、论三者是相互分开，又彼此指向的。有可能范晔在阅读《文章流别集》时非常喜欢曹朔的《汉颂》四篇，因此在写作《文苑传》时直接把《文章志》中那明显来自文学批评系统的描述抄录进来。
其二，在《文苑传》以外，“文体分类+篇数统计”的写作体例也很多。其中《桓荣传》中著录桓麟其人，其辞曰：
父麟，字元凤，早有才惠。桓帝初，为议郎，入侍讲禁中，以直道牾左右，出为许令，病免。会母终，麟不胜丧，未祥而卒，年四十一。所著碑、诔、赞、说、书凡二十一篇。（《后汉书》卷三十七《桓荣传》，第5册，第1260页）
《桓荣传》中这段行文与《文苑传》中的叙述方式也很相似。更值得注意的是，章怀太子李贤在此处加入了这样一条注释：
案：挚虞《文章志》，麟文见在者十八篇，有碑九首，诔七首，《七说》一首，《沛相郭府君书》一首。（《后汉书》卷三十七《桓荣传》，第5册，第1260页）
这也就是说，在七世纪的时候，章怀太子李贤在注释此处之时，看到了尚存的《文章志》。但是此时《文章志》有些篇幅业已散佚，所以与《后汉书》记述的二十一篇相比，“见在者十八篇”，少了三篇。同时，从文体分类的比对上看，《后汉书》中著录“碑、诔、赞、说、书”五类，章怀太子李贤所见的《文章志》只有“碑、诔、说、书”四类，文体著录的顺序也完全一致，散佚的三篇可能就是缺失的“赞”的部分。由此可以判定，《后汉书·文苑传》中频频出现的“文体分类+篇数统计”现象，来自于挚虞的文学批评系统。
由于东汉以来不断激增的写作家和审美文本，史传对文章之士的评判不得不面对基于审美文本的文学批评的挑战。传统的纪传体式以引文的方式处理审美文本，而伴随着审美文本数量的增多，择取也越来越困难。同时，由于纪传体式自身的限制，无法将数量众多的审美文本完全纳入其中。为此，范晔一方面延续了传统书写体式的双层写作结构，在《文苑传》以及其他篇幅中插入审美文本，展现其人的文采；另一方面，则有意吸纳了《文章流别》的文学批评成果，移入“文体分类+篇数统计”的体例以完整地收录写作家的全部审美文本，甚至直接抄录了挚虞的《文章志》的部分篇章。“文体分类+篇数统计”的体例，其优势在于使那些原本徘徊在《后汉书》之外的审美文本，至少在形式上已被全部著录于此，实现了《后汉书》对全部审美文本的占有，在展现出写作家的成绩和时代文学完整面貌的同时，也弱化了这些文本可能形成的外部挑战。而就其最终的指向来看，其实《后汉书》已经被迫将评判审美文本的真正标准让渡给了独立于史传之外、并且愈加成熟的文学批评系统。由此，也就使得纪传体式与文学批评的系统达成了新的妥协。
结 论
《后汉书·文苑传》的创制是纪传体史书的书写体式在不断调整中，处理与外在审美文本关系的结果。在《后汉书》的编纂中，面对着东汉以来不断增加的写作家和审美文本，范晔一方面延续了之前《史记》《汉书》处理外在审美文本的方法，以生平事迹和审美文本的双层写作结构加以解决；另一方面，《后汉书》在此基础上作出了进一步调整，引入了已经出现并日益成熟的文学批评系统，将挚虞《文章流别》体系的已有成果纳入其中。所以，在《后汉书》中才会频频出现“文体分类+篇数统计”独特的书写体例。这种书写体例至少在形式上将写作家的所有文本著录于此，以展现出东汉时代文学完整的面貌。不过，这种书写体例对于纪传体史书并没有实在的意义，甚至显得过于累赘。而这一体例也伴随着六朝时期别集的整理，在后世的《文苑传》或《文学传》中转变为更加简略的“某某集多少卷”的形式，从而《文苑传》的写作体式也就将审美文本评价的权威彻底交给了独立存在并且日益蓬勃的文学批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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