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商德底线挺在规则前面：以正治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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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迫切需要，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成为全社会的当务之急；作为社会经济的细胞——企业不可能置之度外。从源头上为相关惩防体系建设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撑和动力源泉，恰恰需要业界从净化经济土壤开始。然而在商言商，企业不可能脱离赢利实际空谈廉政。把商德底线挺在规则前面，在经营中坚持以正治企，不仅适合廉政文化建设的需要，更有利于企业的成功转型。

在以正治企中自律 

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地方调研时指出，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法律前面，挺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前沿”，可谓抓住了廉政的“牛鼻子”。作为党风政风基础的社会风气当然也不能例外。虽然反腐倡廉并不直接针对经营行为，但是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经营行为是否正当，则对党风政风并非一个简单适应的问题，存在着源与流的互动。把商德底线挺在规则前面，严格自律，就可以为反腐倡廉做出积极贡献。

企业的廉政建设其实就是以正治企。所谓以正治企，可以视之为道家以正治国理念在企业经营中的一种折射，在传统文化中，以正治国又依托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与此相对应，企业依法治企与以德治企当然十分必要。然而古人告诉我们：“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离娄上》），况且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存在着道德有可能被屏蔽，而法律又暂时触及不到的地方。既需要管理者严格自律，又需要敢于担当，重在过程控制。也就是说，一切取决于管理者对于“正然”的把握，需要发挥以正治企的独特作用。所谓“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汉书·贾谊传》）的事实则说明，管理者或者执行者“正然”的表现更具有实际意义，在以正治企中把商德底线挺在规则前面十分必要。

企业固然需要经营自主权，但并非没有限度。其上限就是法律禁止性规定。如果说商业规范与企业内部的合法规定、制度也有法律意义，那么可以通称之为规则。企业经营自由度的下限就是道德底线或者叫商德底线。在规则与商德底线之间，就属于以正治企规制的范畴。把商德底线挺在规则前面算不上新发现，商业实践中早已有之，比如《世界直销商德约法》（简称商德约法）得到的响应。商德约法并非法律，属于直销业自律办法；但遵守该约法所需的道德行为标准，将其挺于国家法律要求之前，已经成为直销公司公认的责任。即使没有签订书面契约，一语既出就要诚守信誉；“商无信不富”等等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至理箴言，理应列为从事任何职业行为的首要道德规范。

的确，在依法治国成为国家战略后，随着行政审批的减少，权力被“关进笼子”，市场经营“法无禁止即可为”；然而这绝非意味着企业社会责任的减轻，反而使得把商德底线挺在规则前面更重要，需要厘清可为与妄为的界限。相对于腐败现象而言，随着经济创新领域的不断出现，总会为权钱交易提供新的“契机”或者手段，暴露出法律规定的空白；然而。法规一时的空白处不是道德的飞地，坚持以正治企就是要守正。即使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存在着新的套利捷径，也绝不浑水摸鱼。这时候的守正就是在义利冲突中守住商德底线，坚持以义为先。“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面对权力寻租的诱惑，在舆论上解决好“不想”的课题，在规则上扎紧“不能”的篱笆。

净化经济转型环境

以正治企不仅是廉政建设结合企业实际的表现，更是适应经济转型的重要课题。一方面，随着反腐高压的常态化，依赖权钱交易的套利空间必然减少，企业必须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惯性中走出来；另一方面，面对互联网经济等等新经济形态的冲击，企业必须破釜沉舟，通过以正治企强身固本。两方面的结合，反映了守正出新的逻辑必然。这反过来可以净化经济环境，使得腐败行为、权利寻租找不到市场，实现良性互动。

以正治企为社会提供的是正能量，有助于净化廉政建设的土壤。企业的廉政建设固然需要在商言商，但绝非一切向钱看；守住商德底线，在客观上就不会为社会提供腐败的温床。当然，以正治企作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并非仅仅是对新常态的简单适应，而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不少成功企业有益经验的梳理，可以视之为中国式企业管理实践的新解读。除了华为、阿里等等优秀企业的成功实际上体现了以正治企的理念之外，许多企业也都明确提出了类似于以正治企的理念，比如万科曾经提出“守正筑坚”等等，成为中国企业在全球经济中崛起的主旋律。而以正治企在理念上的不同表述，并非比谁更能“高大上”，而在于谁更能守住底线，由此决定着以正治企的质量。

坚持以正治企集聚或者提升核心竞争力，防止被潜规则的一时得利所误。在媒体披露的落马贪官忏悔录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语句：“有谁在我刚开始违纪的时候，能及时提醒，甚至早一点给我纪律处分，就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如果说把纪律挺在法律前面，可以及时制止一般违规行为，防止党员干部由违纪跌入腐败的深渊，体现着党组织管党治党的责任和对党员干部的真正关心爱护；那么以正治企对商德底线的坚守所起的作用也是同样。一般说来，企业按照潜规则办事往往可以获得一定的资源倾斜或者较多的商业机会；但是这样一来就会产生潜规则关系的再生产，产生套利依赖；而一个贪官的倒台带来的“地震”往往会使得企业一蹶不振。不仅“吃”进去的会“吐”出来，而且会失去最宝贵的时间。

以正治企固然存在着对商德底线的“严防死守”，但并非消极应对，同时体现着积极进取的精神，在市场开拓中足以成为一种经营智慧，有助于抢占道义制高点。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优秀民族企业的成长，无不寄托着其领军人物实业救国、实业强国的梦想，对历史的进步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在强手如林中独树一帜。在企业内部，通过对商德底线的坚守，可以避免逆选择，提升团队凝聚力，消除管理短板，提高协作效率，从而达到内圣外王的效果。在潜规则盛行的情况下，在以正治企中承担更多的责任或许会加大成本，经历更多的磨难，但后发优势终将会体现出来。因为历史的进步总是要激浊扬清的，正所谓“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在市场周期中也是一样。

祛邪固本展现生机 

以正治企固然需要响亮的理念引领，但关键不在于怎么说，而在于怎么做，而且需要通过以正兴企的成效来证明。通过“治”企而“兴”企，说明治企之“治”，主要针对的是企业的管理者，尤其是高管；从而把兴企的希望建立在以人为本上。同时需要坚持对外价值观与对内价值观的一致性，不能既在内部要求通过创新开源节流又允许在对外往来中按照潜规则套利，否则会被员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讲规则，在守住底线中积累软实力。一般说来，商德底线的要求似乎不高，比如万科的“守正筑坚”以“不行贿”为底线，看起来属于原本就应当做到的事情；但是如果能够真正做到，就能积累起以正治企的软实力。由此可以看出，商德底线是与特定的规则对接的，其中的关键是要结合实际，突出经营特点，便于以正治企能够从抽象到具体、从理念形态到行动形态，以唤醒全体员工特别是高管的团队意识、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通过“眼里容不得沙子”的较真，在运营管理的每个细节和环节上始终坚持是否合规来判断和决策，进而逐步形成全新的合规文化氛围。在企业“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项目的竞争时，符合当地风情的合规管理尤为重要；需要通过以正治企将传统文化很好地转化为软实力。

循规律，以破釜沉舟的气概促进创新。在传统文化中，守正出新是相辅相成的。守正不是固步自封，需要与时俱进与出新；出新可以更好地守正。有了创新成果做支撑，用不着要求关说、关照，自然有利于祛除寻求政策“倾斜”的依赖性。从资本的逐利性来看，企业不乏创新的驱动力，因为通过创新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空间，提高劳动效率，超越平均利润。美籍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创新理论的鼻祖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唯一重要的工作应当是创新。而企业创新的潜能与现实中体现出来的之所以不完全是一回事，就是没有放弃套利的侥幸。通过以正治企破釜沉舟，无疑有助于以倒逼的方式将创新潜能释放出来。

做垂范，占领规则话语权竞争高地。把商德底线挺在规则前面，无疑是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增强了在规则面前接受检验的底气，客观上起到了引领规则的作用，提高了规则话语权，实现以正治企的最佳效果。以正治企之“正”，除了有正气、正当之类道义方面的要求，还有按规律办事的科学内涵。两方面的结合，则有提供规则、规范之意，即提供特点经营行为的样本。古时候的管理者就是以“正”为名，比如农业官员被称之为“农正”，“里正”、“火正”可以类推。这在当代创新领域尤为重要，在创新领域缺乏统一规范的情况下，要敢于担当，提供建章立制的最佳范本，自然就可以走出微笑曲线的洼地，占据价值链高端，同时可以成为令人尊敬的公司，像华为提供5G短码控制信道最终解决方案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