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裕会天然带动富裕吗——闲话经济学家的“去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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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本管理类杂志上读到介绍国内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近况的文章，据说这位经济学家在谈到两极分化的时候讲：富裕是靠富裕带动的。不知道这个观点是否得到确认，如果属以讹传讹则应到智者为止；如果确有此言，则值得商榷。联想到主流经济学中出现的“去政治化”倾向，富裕带动富裕之说可能有悖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这一经济学常识，有必要加以澄清。

                               经济学家的“去政治化”

    一个时期以来，经济学家受到人们不少的责难，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人们的误解和偏见，但是我以为也有主流经济学家自身的问题，类似于富裕是靠富裕带动的观点，就很难自圆其说。因为相对于两极分化问题的解决而言，“富裕是靠富裕带动的”前一个富裕指得是共同富裕，后一个富裕则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的富裕，两者的内在逻辑作为一个经济学论断无法成立，只是在暗示这种问题只有依靠政治制度来解决。照此推论，经济学的研究就可能是一种去政治化。

    马克思在对再生产的研究中指出，社会再生产不仅表现为商品的再生产，还表现为反映着在物的掩盖下商品经济关系的再生产。他认为在一次生产过程以后，工人走出生产过程时和进入这个过程以前一样，仍然一无所有，他们获得的工资仅够维持生命的延续和家庭的生活，有时还不够，为了生活，工人不得不继续出卖劳动力。在这里，甚至工人的个人消费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是资本家生产劳动力的一种必要手段。没有工人的消费，就没有劳动力的再生产，劳动力的再生产对于资本家来说，也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因此，从社会角度来看，工人阶级即使在直接劳动过程以外，也同死的劳动工具一样是资本的附属物。”可见，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联系起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来考察，它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虽然是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研究，其中也包含商品经济生产一般的规律，其研究方法对于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再生产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我们用不着使用“剝削”“剩余价值”这样的字眼，但是这并不等于当今的生产中没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对于当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要求他们重视生产关系的作用并不是“强加了过多的负载，硬要它去完成本该不属于它和它也承担不了的功能”。

由此可知，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生产或再生产中，不仅让一部分人取得了先富起来的物质财富，同时也生产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生产关系，在这样的生产或再生产中，怎么可能产生先富带后富，或者共同富裕的奇迹呢？合理的解释就是把它做为一个政治问题另行解决。也就是说，经济学家现在给出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模式，至于共同富裕的问题则另请高明。确有经济学家主张：为了中国的改革大业，为了中国的学术事业，要将政治和学术、政治批判和学术批判、道德评判和学术评价区分开来。这对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或许“既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对经济学研究不能如此，如果主流经济学家在这样做学术，那就是“去政治化”。

主流经济学家对生产关系的忽视绝非是不经意间发生的，而是对西方经济学“主流”追逐的结果。过去我们在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不难发观对西方经济学存在的所谓庸俗性的提醒，而现在则多为不加分析的吹捧。根据这种吹捧，则需要反过来质疑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直至要求去掉政治经济学称谓中的“政治”两个字。当然，任何科学都向前发展着的，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中，尤其是其中的社会主义部分确有不尽科学之处，这有待于当今的理论家加以完善。但是，如果为了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接轨”而放弃了原本科学的部分，那结果往往是令人担忧的。在学识渊博的主流经济学家面前讨论生产关系或许是班门弄斧，他们也不是完全忽视生产关系，只是试图绕开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难点捧出自己的研究成果。“你约束你的官员行为，我搞我的经济方案”，我只解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问题，共同富裕则是政府的事，这难道不是“去政治化”的一种另类表现吗？。

效率之“鸡”交不出公平之“蛋”

单从经济活动分析，有一种观点认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可以拿出更多的钱消费，例如雇保姆、进娱乐场所之类，这就为后富的一部分人提供了工作岗位，因此可以认定富裕是靠富裕带动的。有人甚至认为，就连现在乞丐的生活都比过去好多了。这其实是拿绝对贫困的逐步解决来模糊相对贫困的扩大，后者更直接涉及社会公平问题。

应当氶认，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保持了长期的高速度，其中也有主流经济学家的贡献。但是正如成绩有主流经济学家的一份一样，对于其中存在的问题主流经济学家也难辞其咎。效率与公平历来是经济学研究所无法迴避的一对矛盾，关键在于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效率”解决之后，实现共同富裕的“公平”瓶颈能不能有新的突破，能否用解决前一问题的办法解决后者的问题。实践证明，效率之“鸡”并非必然能交出公平之“蛋”。

    提高了经济效率固然可以下出更多的“蛋”，但是问题在于，效率之“鸡”能否把“蛋”自觉的交出来作出更为公平的分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仍然涉及到再生产过程中有没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也就是说，在强调效率的再生产中，是强调讲效率的生产关系，还是强调讲公平的生产关系。如果按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模式设计出来的生产方式组织再生产，如果它取得了成效，那么就很难设想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会在下一轮生产中会放弃自己的特权，不去强调先富起来的价值。或许可以把共同富裕的问题交由社会解决，但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仍然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既得利益者极力影响政府决策的倾向不容忽视。一方面，社会再生产不断地生产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生产关系，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另一方面要求社会公益去填补贫富日益悬殊的裂缝，社会资源从何而来？即便社会公益能够解决问题，也可以从中看出，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生产关系中，富裕是靠富裕带动的现象也不会自然而然的产生。如果再追问究竟是谁养活了谁，社会财富是谁创造的这些“政治”课题，富裕是靠富裕带动的观念就更加难以成立。

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经济模式中牺牲公平或许没有错，社会不能非法剝夺效率之“鸡”所下的“蛋”，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不能再把公共资源拿去为效率之“鸡”营造其安乐窝，例如采取变革产权的方式把原本不属于他们的产权也交由他们在先富起来的过程中变现。国有企业中“穷庙富方丈”的现象已经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而这又是国企“冰棍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来解决国企“冰棍化”的问题的前提是应当根治“穷庙富方丈”的现象，改变将国企“冰棍化”的生产关系；如果企图绕开生产关系，把掩盖着的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方丈”合法化，人为地加快其进程，当然也就超出了社会公平的承受能力。在这种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富裕是靠富裕带动的这一观点怎么能让世人信服呢？

    实际上，“主流”经济学家自己也很明白，如果将他们的经济研究成果付诸实践，即使近乎完美的方案往往也会被念歪了“经”，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新的形势下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在作祟。也许社会应该为主流经济学家提供一种理想的环境，抽去社会再生产中的生产关系元素，过滤公平意识，由他们进行经济模型的试验，取得数据后走上诺贝尔奖台。但是正如他们自己所承认的那样，这样的研究成果“一旦进入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它必然是失败的和无效的”。其实，主流经济学家关于“政治约束越来越小”的意识增强，正是与他们的学术研究“去政治化”的诉求相一致的。与其苛求社会环境，倒不如更加客观的面对现实，即面对市场化的扭曲，在推行市场化的方案时就应当考虑到其间的博弈，在引进西方管理理念，实施经济方案时就树立起其天敌，适应生产关系新的博弈性。在经济博弈中作出“契约”安排和制订游戏规则或许不仅是针对生产关系，可它毕竟使我们看到了生产关系不可忽视的侧面。在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度里研究经济问题，生产关系的作用更为重要，掌握好效率与公平的平衡才容易为中国的老百姓接受，才可以更好地解决民生大计。如果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过程中对于腐败只是“利用”和赎买，那就是在组织对腐败的再生产，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让人们相信富裕是靠富裕带动的，那就等于在说腐败有理有功。

不妨做共享式改革利益代言人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先富帮后富是可能的，但这和生意场上富裕靠富裕带动的神话是两回事，生产力的进步与收入差距加大也不要混为一谈。在生产中申言富裕靠富裕带动与其说是对弱势群体的一种安抚，倒不如说对既得利益者更为有利。主流经济学家为了证明自己在政治上的超脱，当舆论指责他们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时，往往都极力加以否认，以证明自己的清白。有意思的是，他们不否认“利益集团”的存在也足以使人警醒。“利益集团”正是社会生产中生产关系的产物，而任何“利益集团”都会在再生产中维护符合自己集团利益的生产关系，“去政治化”行不通。既然如此，主流经济学家就不必讳言利益代言人的角色，在经济研究中重新认识生产关系的作用，在兼顾公平的原则下实现正确的定位，在推进共享式改革中作利益共享的代言人。

    应当承认，经济学研究的理想状态之一就是对经济现象做出物理的描述，尽量得出客现的结论。但是不要忘了，既使像纯科学的物理学也存在着“不确定原理”。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告诉我们，“自然科学并非简单地描述和解释大自然；它是大自然和我们自身相互作用的一部分。”“我们所观察到的并非大自然本身，而是我们的探究方法所揭示的大自然。”这是在阐明一个道理，研究者采用的观察方法也会对观察结果产生相当的影响，即我们所获得的观察结果与采用的观察方法有关。当然，我们这里不是要否定观察结果的客观性，而是强调研究结果与研究者所使使用的方法，所处的立场有关，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更是如此。马克思从不掩饰自己经济学研究的党性，公开承认自己的理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不怕资产阶级的攻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固然不再需要阶级的分析的方法，但是站在什么立场说话的问题依然存在，“去政治化”做不到，也没有迴避的必要。

    问题在于，弱势群体想通过再生产改变自己的弱势地位，而强势群体总想在再生产中生产出使自己更强的生产关系，而无论他们以什么语言表述或者不表述都是如此。可供经济学家做出选择的是，要么站在各种利益主体兼顾的立场，要么站在某个特定利益主体的立场。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生活中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要求经济模式的提供者必须明确其结果到底是独享还是共享，以便参与的相关利益主体有一个合理的预期。经济学家对此有权利作出自己的选择，作为个人可以参加其中的利益博弈，但是在参与博弈时不能同时以裁判者的身份介入。既使经济学家的裁断是正确的，当他以经济学家的身份提供经济方案时，就应当申明自己在多大范围内站在什么立场发言，敢于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能以公正的姿态掩盖为特权说话的实质，或者不敢站出来公开为更大多数的公众说话，以免产生误解和误导。

    如果说进一步的改革是共享式改革，那么从公众的期待来看，当然希望经济学充当共享式改革的代言人，其中包含着要敢于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相抗衡的要求，避免被他们“赎买”或“俘获”。如果经济学家选择了做共享式改革利益代言人的立场，就需要更多的为弱势群体代言，以便在再生产中产生出趋向于公平的生产关系，以这样的逻辑前提提供公平的博弈模式和规则，以关注生产关系的方式回归“政治”，否则主流经济学家也难以保持自己人格的统一。因为如果他们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之外，在生产过程之外为弱势群体说话，那只是乞求既得利益者的施舍和良心发现，既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不能保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质量。例如刺激消费扩大内需问题，假如劳动者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生产关系之中，那么他当然需要更多的储蓄而不敢消费，扩大内需就会感到动力不足。又如，如果只是在一个生产周期完成之后再去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那也是治标不治本，因为一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再生产一定还会生产出拖欠工资的生产关系，在下一个生产周期中，农民工仍将无可奈何地投入到工资被拖欠的生产之中。类似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主流经济学家从“去政治化”的边缘走回来，否则，富裕靠富裕带动就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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