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和尚难出管理“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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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香港学者指称大陆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时，固然让人们觉得解恨了一阵子；可是不知他们是否清楚问题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本土的和尚“真经”难出。比如关于管理伪书的叩问声日前平息了许多，但是当我们打净了假冒引进版的管理伪书之后，是否开始了对本土的管理经验的推介，使得管理“真经”赛过伪书的“繁荣”呢？伪书“繁荣”之后的暂时沉寂告诉我们，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除了证明自己是原装、正版引进的努力之外，本土的管理“真经”如果不是难得一见，也是难得畅销和在管理理论的丛林中脱颖而出，这多是因为本土的“和尚”“经”难出。

    这倒不是说国内缺少管理真经，当国内的一些出版商煞费苦心的搭哈佛“校车”，青睐洋专家的标签时，哈佛大学和不少著名研究机构的确已经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企业管理园地。例如继“海尔文化休克鱼”的案例被正式写进哈佛大学教材之后，《中国科技奇迹-联想在中国》又成为哈佛大学MBA的必修案例。但可惜的是，这些管理真经并不是出自真正的“和尚”之手，而是出于著名企业的领军人物，即“方丈”的大手笔。例如被哈佛大学所称道的“魏式理论”，就是中国航运界的“航空母舰”中远集团总裁魏家福的一次演讲。这些在实践中涌现出来的管理结晶虽然值得我们引以为骄傲，但多少让我们感到有某种对商业权势的追捧之嫌，不如由专事修炼的“和尚”们提炼出特定的模式来的客观。

    当然，历史上既是实践者又是理论家的精英也层出不穷，不论他是几百年出一个还是各领风骚三五年，都令人惊湵不已。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只有在实践中有权势才能在理论上有权威，有建树，他们才能出“真经”，那就值得商榷了。在传统文化中有所谓成者为王败者寇之说，这种观念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不容低估，往往就使得只有成功的“王者”（企业领袖）才能成为管理“真经”的代言人。但是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管理学已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偏偏出现了专事或者专门醉心、热心于管理理论研究的“和尚”，因为书斋中很难操纵实业的成功，成者为王败者寇的定势往往就使他们与真经无缘，尤其是本乡本土的“和尚”就更难出“经”，大一统的传统是不允许你“一人一义”、“十人十义”，妄出“经言”的。

    本土的“和尚”“经”难出，并不是说那些专事或者专门醉心、热心于管理理论研究的“和尚”手中没有真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在对现代公司的探索中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历程，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在创造了一个个经济奇迹的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企业管理实践经验，已经为“和尚”们对管理理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素材。那些专事或者专门醉心、热心于管理理论研究的“和尚”们或许只是些打工的秀才，可他们并不缺少智慧，如果再以博大精深的数千年文化积淀中的能量为动力，对管理实践经验进行认真地梳理，当然可以使其大为升值，升华为管理真经。事实上，随着教育的普及和人们素质的提高，在我们的身边不乏这样的“和尚”，他们也并没有放松自己的努力。在每一个成功的“方丈”背后，都很难否认他们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本土“和尚”“经”难出，从出版商的角度考虑，也不是故意为难他们出书，是利益的驱动使出版商形成了不成文的取舍标准，例如，首先是“趋炎附势”。为无名的小“和尚”出书，难免要多做一些市场开拓的工作，显然会加大成本，且存在着较大的市场风险。这就不如为“方丈”们出书来得痛快，且不说人家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大树底下好乘凉，为“方丈”们出了力，或许还可以拉一笔赞助费。至于贴上洋和尚的标签，虽然也算是搭便车，但涉嫌侵权，不在此列。其次是“求全责备”。为普通人出书，往往要考虑各路诸侯大小方丈们潜在的批评意见，要辩证地、全面地看问题，放之四海而皆准才行。殊不知管理理论多为应用性的“工具”，一个“真经”往往只能应对某一方面的问题，难免有些“偏执”，甚至片面。按照理想化的标准，这样的原创要末过不了审批关，要末导致原稿价值的丧失，等到时过境迁，“真经”也会变为昔日黄花，只好胎死腹中。再次是“书号运作”。现在出书说难也不难，只要没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花钱买个书号就行。如果是为了评职称或者其他切身利益，撰稿人有时不得不忍痛花个大价钱，被“宰”一次。只是作为职业行为，撰稿人或许就靠推出自己的“真经”挣些银子，提升些生活质量，如果看到还是只能赔钱赚吆喝，只好望而却步。

    本土“和尚”“经”难出，也不仅仅是出版者的责任，出版者既可能要受制往自己的“方丈”，又可能出于“媚俗”的无奈。这些因素反过来又影响着著书立说的“和尚”，他们或者“隐匿良道”，或者利用旁门左道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或者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式的平庸下去。也许正是类似这样的原因，使我们的管理理论陷入了“真经”难出，伪书不断的怪圈。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发现问题也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一半。当全社会真正明白了本土“和尚”“经”难出的原因之后，也就不难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我们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要立足本土。迷信洋和尚固然不妥，但是既然能尊重本土的成功“方丈”，也就应当尊重本土的辛劳“和尚”。“方丈”虽然也是广义的和尚，但他毕竟有自己的特殊职责，致力于企业的日常事务。如果能够充分发挥专司“念经”和尚的作用，使他们精心诠释的“真经”能够更好地传扬，有更多的受众或者“信徒”，也就更有助于“方丈”们集中精力在经济战线更好地建功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