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7月10日，日本内山书店时隔70余年重回中国，在天津开业。书店的牌匾下面有两句话 “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这是内山书店对于日中文化交流的美好期许，也可以说是内山书店一直以来的行为准则。那么这个内山书店到底和中国有着怎样的渊源？它和鲁迅等一众中国文人又有怎样的关系？今天使馆君就来讲讲内山书店的故事。
咱们先说说东京的内山书店。它坐落在爱书人的天堂——东京的神保町古书街上。神保町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以聚集众多书店和出版社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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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山书店书店门脸不大，普普通通的外观，可一进去就像进了书的海洋。除了日文书之外，这里还贩卖很多畅销的中文书籍、古籍，甚至杂志，因此特别受在日华人和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日本人的欢迎。
内山书店的创始人是内山完造，中文名叫邬其山。而如今日本东京的内山书店，是内山先生的弟弟内山嘉吉于1935年开办的了。1913年，内山先生从日本来到上海，刚开始是从事药品销售的工作。1917年，内山先生的书店在上海开张，主要销售中日文图书和一些基督教的书籍。一开始是他的夫人美喜负责经营，场所就是自家的住宅，后来随着书店越来越受当地人欢迎，书店换到了更大的地方，内山先生也辞了工作，和妻子一起专心经营书店。
鲁迅先生1927年左右迁居到上海，直到1936年去世，在这期间和内山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内山先生在《我的朋友鲁迅》一书中提到了他和鲁迅的初见，那是内山书店中再平常不过的一天，一位客人买了很多书，并让老板送到自己的住处。内山先生问这位客人怎么称呼，对方说叫他周树人就好。内山先生这才知道，面前的客人就是最近刚从广州来到上海的鲁迅。后来，鲁迅又搬到了距离内山书店不远的地方，几乎每天都会去内山书店坐坐，看看书，聊聊天。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一个日本人在中国开书店显然要面临很多困难。曾经有人写文章说内山先生是日本间谍，在文章末尾还对鲁迅先生进行了攻击，说内山书店的顾客都是间谍的探子，而鲁迅先生是探子的头子。
面对这样无端的指责，鲁迅先生在《伪自由书》的后记里给予了犀利的反击：
“先前的揭发者，说人抄袭是一定根据书本的，现在却可以从别的嘴里听来，专凭他的耳朵了。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
除了鲁迅先生，内山书店跟中国很多文人也保持着密切联系，郁达夫也写过内山书店：
内山完造，在中国先则卖药，后则经营贩卖书籍，前后总已有了二十几年的历史。他生活很简单，懂得生意经，并且也染上了中国人的习气，喜欢讲交情。因此，我们这一批在日本住久的人在上海，总老喜欢到他店里去坐坐谈谈。
在《回忆鲁迅》里，郁达夫是这么写的：
“鲁迅住的景云里那一所房子，是在北四川路尽头的西面，去虹口花园很近的地方。因而去狄思威路北的内山书店亦只有几百步路。“
除此之外，内山书店的常客们还组成了一个名为“文艺漫谈会”的组织，上海的许多日中文人都会通过这个漫谈会进行交流，探讨文学戏剧。
当然，内山书店里不光是岁月静好，风花雪月，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许多文人会受到追捕迫害，内山书店就为文人们提供保护。不仅是鲁迅，郭沫若等人都受到过内山书店的保护和帮助。
1947年，内山先生被遣返回日本，内山书店也就彻底离开了中国。回国之后，他一直致力于日中两国民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为了让日本人了解真实的中国，消解两国之间的误会，内山先生把他在中国的见闻撰写成书，1948年，他在日本各地举行了“中国漫谈”的巡回讲演。
1950年，内山先生参加筹建日中友好协会，并出任首任理事长。1953年，内山先生时隔6年再次回到了中国，还在北京见到了鲁迅的妻子许广平和儿子周海婴。返日之后的内山先生致力于接待访问日本的中国人的工作，1955年郭沫若率队访问日本的时候，与内山先生再次相见。而后的1956年，许广平来到日本，原本行程中有为鲁迅先生的恩师藤野先生扫墓的计划，却由于身体不适没能成行，内山先生就前往福井县，代许广平为藤野先生扫了墓。
1956年，内山先生又一次来到中国，时隔9年访问了上海，终于来到了鲁迅先生的墓前祭拜。1959年9月，内山先生受到邀请前往北京，但非常遗憾的是，到达北京后不久他就突发脑溢血去世，遗体安葬在了他的夫人美喜身边，长眠于上海。
关于内山先生的一生，有太多太多可以讲述的，但或许可以浓缩为他与夫人墓前镌刻的几句话：
以书肆为津梁
期文化之交互
生为中华友
殁作华中土
吁嗟于
如此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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