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互联网巨头都高调地做起了同一件事：脱贫。12月1日，阿里巴巴36位合伙人在IPO敲钟后第二次集体亮相，宣布了阿里巴巴的脱贫计划：阿里巴巴成立脱贫专项基金，在未来5年投入100亿元用于脱贫；刘强东则做起了一个贫困村的“名誉村长”，京东提出产业扶贫、创业扶贫、招工扶贫、金融扶贫等策略，给贫困地区“输血”和“造血”两手抓……扶贫脱贫成了中国互联网巨头们的公益重点，在此之前，大小互联网巨头在公益慈善领域也已动作频频，承担越来越多的企业社会责任。事实上，不只是中国本土科技巨头，国际巨头在中国也一直十分重视公益慈善。
中国成为世界AI人才猎场
说到国际科技巨头的中国公益慈善行动，就不得不提苹果。
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时，苹果只捐出了40万元，与其他动辄捐款上千万的巨头比相形见绌，苹果因为“对慈善吝啬”而受到中国网友和媒体批评。事实上，不热衷于“直接捐款”是乔布斯时代的苹果的整体风格，而不只是针对中国市场，因为乔布斯反感“直接捐款”的做法，1997年重返苹果时，乔布斯关掉了多个慈善项目，《纽约时报》甚至还报道过乔布斯是一个零捐款、零慈善者。
当然，苹果是有所行动的。比如苹果在2006年就参与了U2乐队的Bono发起的慈善项目：(RED)，旨在帮助非洲防治艾滋病。在总计3.6亿美元的捐款中，苹果贡献了大约三分之一，约1.2亿美元。在库克接掌苹果后，苹果在慈善公益上相对更加积极，2015年库克启动了“苹果员工日”，鼓励员工做志愿服务，在美国飓风、加州大火等自然灾难发生后积极捐款。苹果在中国也有所行动，库克多次访华，开始关注富士康员工健康、环保、教育等问题。
不过，苹果在中国还没有形成公益体系，微软和三星在中国则积极很多，且形成了体系。
微软将全球开展的公益项目“搬到”中国，与业务紧密结合。2014年将“编程一小时”活动引入中国，并携手各界合作伙伴，开发了适合不同教学环境需求、寓教于乐的计算机课程。微软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起的“西部农村教育信息化项目”利用 Office 365 远程云服务和 Kinect 体感技术，打造一套简单易操作的实时远程教学解决方案，实现了直观、生动的实时远程教学互动。微软还在中国推进的一系列扶植创新的“Spark”计划，针对大学生、创业企业、开发者提供免费软件体验和技术支持服务。其外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在中国也有扶贫、抗击传染病等方面的行动。
三星在中国的公益做得更加深入和本土化。自1992年进入中国后，三星在中国已拥有超过10万雇员，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名为“中国三星”而不是一般外企的“XX中国”，也表明三星对中国市场彻底本土化运营的思路。对公益三星一直很重视，2013年中国三星宣布责任经营，公益成为三星的一个事业，结合社会变迁和自身业务发展不断调整，实现了全球公益项目和本土项目的结合，形成了科普创新、教育资源、社会帮扶、环境保护等四大公益领域。在《2016中国企业公益研究报告》中，三星电子仅次于华润集团，排在第二，远远超过科技行业的其他玩家。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中，国际科技巨头在中国市场获取了大量的利润，他们不忘回馈中国市场，对公益的投入力度越来越大，解决社会问题，承担社会责任，通过此举不只是可以提升公众形象、更好地开展业务，还可与当地社会良性互动，共同发展。
科技巨头全球化时如何做好当地公益？
在中国科技巨头纷纷谋求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如何在海外市场做好当地公益，过去多年来海外巨头在中国的公益慈善行动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第一，关注当地社会的特色问题。
有些问题是全社会都面临的，比如自然灾害、抵抗疾病、环境保护等等；但有些问题则是特定市场才存在的。要做好本土公益不能将全球体系生搬硬套，而是要结合当地社会环境构建本土公益体系，实现全球公益项目与本土项目的有机结合。比如三星在中国的公益，即有环境保护这样的全社会问题，也积极参与中国本土的希望工程项目解决教育问题，截至目前已援建超过150所希望小学。
同时，科技巨头还要结合当地社会变迁，与时俱进调整公益策略，三星在中国建设希望小学的速度变缓，因为许多孩子跟随父母到了城市，三星对教育扶贫的关注就不只是停留在农村教育上，对随迁和留守儿童这两个群体的教育支持上也有更多资源倾斜。
第二，结合自身业务可持续地做。
越来越多的科技巨头意识到，公益慈善不能只是豪掷千金，不能跟扶贫济困或者说灾后救助划上等号。企业要可持续地去“经营”公益，将之当成业务，采取科学手段，同时与自身业务结合。比如教育支持就不是纯硬件投入，中国三星已在150所三星希望小学中开设三星智能教室、智慧教师培训等项目，让受助对象可持续发展。
前几天三星“探知未来”科普创新大赛总决赛在北京举行，我此前观摩了广州复赛，对这一点感知更为强烈。“探知未来”是三星全球性公益项目，由中国三星2013年引入中国，针对全国大、中和小学生举办，旨在科普知识和激发创新，今年的比赛项目就包括风能利用、火星探索、未来出行等领域，激发青少年围绕风能、太空、出行等领域展开创新，提高理论知识的实践应用能力、动手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等。每年的比赛内容都由三星公益团队调研后再进行迭代设计，与社会发展趋势和三星的业务特性结合。
这个比赛除了能激发青少年的创新外，还可以传播科技创新理念，来自茂名十六中的黄老师就表示：“得益于三星，我们提高了科学创新氛围，承担起传播科技创新的理念”，参赛选手的学业生涯甚至人生也可能因此改变，比如连续两届获奖的梁丰研就获得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offer。
这个比赛非常纯粹，活动上看不到任何三星广告植入，三星做这个事情不像有些企业做“聚光灯下的慈善”追名逐利，而是将之当成整个公益事业的一部分，三星做公益不局限于扶贫济困这样的狭义慈善，而是深度参与、与业务融合，让社会变得更好。
第三，比社会要求的做得更多一些。
苹果在汶川地震捐款40万元，被指责小气，之后在雅安地震捐款5000万元，也没有得到好评。虽然逼捐不值得提倡，但国际巨头到本土市场开展公益，不能被动式参与，说白了要“自觉”，积极主动，承担巨头责任，秉持“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原则，做得比当地政府、社会的期待更多更好。
尽管苹果在中国的公益项目已经比往年多了一些，但因为最初态度不积极，且只满足了社会的最低要求，所以现在外界对它没有什么好评。三星、微软等巨头，在中国做得则比大家预期的更多更好，中国三星根据“政府政策关心”、“能引起人民共鸣”及“自己能力范围内”三大原则将公益活动划分为希望运动、爱心运动、分享运动、绿色运动等四大领域，超出各界预期，堪称正面案例。
因此，如果中国科技巨头要到海外发展，在当地赚取利润后就一定要重视本土公益，结合当地特色问题，主动积极出招、超出最低标准，同时要将公益当成事业可持续地经营。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巨头要做好表率
事实上，企业社会责任不是巨头的专属，更不是国际科技巨头能独当的重任。
企业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就是企业的环境，没有好的环境就不会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去年在人民日报刊文《积极追寻社会价值》表示：
“不论是初创企业、中小企业还是大企业、特大企业，它们的终极目标都应该是成为社会企业。如果中国的企业都能这样做，国家就会发展得更好，社会更安定，百姓更幸福。”
越来越多的来自各行各业的大小企业都意识到企业应当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与社会共同发展。不过，怎么承担责任？依法纳税、奉公守法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最低要求，企业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公益慈善中，不应该把慈善公益当成聚光灯下获得好评或者关注的手段，否则就是伪慈善。企业要将公益当成企业发展的重要部分，与企业发展战略、文化组织建设、技术研发投入等等并举。
优秀的公司从一开始都会注重企业社会责任，且不论企业做到多大规模都不懈怠。比如中国三星刚成立的1992年进入中国后就开始做公益；京东只有38个员工的时候就资助了38个孤儿,刘强东还曾表示“有多少员工就资助多少孤儿”；阿里巴巴很早就确立了全员公益制度，公益成了员工KPI的一部分，公益投入也与公司业绩直接挂钩，马云再忙都不忘投入时间到公益事业中。
巨头企业，特别是掌握最前沿技术的科技巨头要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不只是作为一个巨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体现，还能给各行各业、中小企业做好表率。科技巨头也可以提供更多科学的公益方法论。当科技巨头对于公益慈善的认知越来越进步，行动越来越积极，方法越来越科学，各行各业的企业都会因此受益，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世界也会变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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