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国寺大殿是我国江南地区现存年代最早的木构建筑，对于探讨南方早期木构技术具有重要的意义。《建筑史学刊》编委，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张十庆教授在《中国建筑史论汇刊》第五辑中发表《保国寺大殿复原研究——关于大殿瓜楞柱样式与构造的探讨》一文，以大殿瓜楞柱的构造做法分析为线索，通过相关历史痕迹的解析，分析论证大殿瓜楞柱原初的构造形式及其变化过程，以此作为保国寺大殿复原研究的一个方面。
保国寺大殿复原研究
关于大殿瓜楞柱样式与构造的探讨
一 关于大殿复原研究
1 大殿历史与现状
保国寺大殿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自宋至今已历千年，是我国江南地区现存年代最早的木构建筑。
保国寺大殿自宋代以来，历经修缮改易，两宋、明清都有修建活动，其中尤以清代前期的几次修缮改易，对大殿改变较大。据清嘉庆十年《保国寺志》，康熙二十三年（1684），僧显斋、景庵，“前拔游巡两翼，增广重檐，新装罗汉诸天像”，此次重修改变了大殿宋式单檐外观；约百年之后的乾隆十年（1745），僧唯安、体载再次对大殿“移梁换柱，立磉植楹”，替换和改造了大殿梁柱构架；乾隆三十一年（1766），又更换大殿内外铺地，悉以石板铺砌；乾隆四十六年（1781），大殿、山门遭风灾毁坏，几无完屋，次第修葺。
自1954年大殿发现以来，大殿又有多次修缮，其中以1975年的修缮最为重要。
在气候潮湿、虫害严重的南方地区，早期木构建筑荡然无存，唯保国寺大殿存留千年至今，十分难得。大殿历千年沧桑，原初宋构经历代残损变化和修缮改易的叠加，遂成大殿今貌。大殿虽经历代修缮改易，然主体构架仍大致保存了原初宋构的基本形制。此为保国寺大殿现状最重要的特征，也是保国寺大殿的价值所在。
现状大殿的整体遗存中，核心部位的殿身为原初宋构部分。殿身四周增扩部分为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所添加，在殿身东、西、南三面形成下檐。大殿宋构部分，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八椽，平面近方形，单檐歇山顶。檐柱12根，内柱4根，平面柱网呈九宫格形式（图1）。
图1 大殿现状平面图
大殿整体构架为厅堂形式，横架四缝，心间两缝主架为“八架椽屋前三椽栿后乳栿用四柱”的形式。大殿四内柱随举势升高，前内柱在前上平榑分位，后内柱在后中平榑分位，前内柱高于后内柱一架。周圈檐柱与内柱之间，以梁栿拉结联系，梁头绞于外檐柱头铺作，梁尾插于内柱柱身（图2）。
图2 大殿现状剖面图
2 复原分析的思路与方法
保国寺大殿作为江南唯一的北宋木构遗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尤其对于探讨江南早期木构技术，更具重要意义。
保国寺大殿自1954年发现以来的半个多世纪，尤受学界重视，相关研究已为数不少，其内容主要侧重于尺度、样式等方面的分析。随着近年来勘察的深入和研究的深化，复原研究必然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目标。一般而言，复原研究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形制样式，二是尺度规律。然目前关注形制复原的较少，一般多认为现状大殿除下檐及瓦作、外檐小木装修外，在整体形制上，宋构原初形态基本完整。然实际上，通过深入全面的勘测调查发现，大殿现状较原初形态仍有不少的改变，且这些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今人对大殿完整和真实的认识。故关于大殿形制的复原分析，有其相应的意义，并且仍有可能和有必要在新史料与新视角下，作进一步的复原分析。
本文的复原分析，是在东南大学2009年全面勘测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大殿历史痕迹的分析与解读，重点探讨大殿瓜楞柱的样式与构造问题。至于大殿形制复原分析的其他方面以及尺度复原探讨，留待另文。
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经年历久，不可避免的变形残损和修缮改易，渐渐地改变着原初的形态和面貌，因而难有完整保留下来者。存世千年的保国寺大殿，现状已远非原貌，较宋构原初形态已有相当的改变，故以千年之后的现状去把握原状，是相当困难的。然历史上历次修缮改易，或多或少都会留下相应的历史痕迹与修缮现象。通过精细勘测所获得和认知的大殿修缮改易的历史痕迹，是大殿复原分析的一个重要依据和线索。故在复原分析方法上，本文通过建筑遗构及遗迹的实证性方法，从历史痕迹的解析出发，探寻复原线索和依据，谨慎分析考证和判断，努力揭示那些隐藏在各种旧貌痕迹后面的原初形制和意图。力求尽可能真实地推溯宋构原状，以使我们对大殿的认识，更加贴近历史的真实。
还值得指出的是，勘察工作的深入和全面，是遗构实证性研究最重要的前提，然目前大殿未落架的现状，限制了大殿隐蔽部分的深入勘察。因而，在目前可见现状的限定下，本文的复原分析论证，难免会有不确定因素和疑难困惑，故一些相关分析，或作为推论，或作为疑问提出，期待今后大殿的落架勘察和修缮，有可能进一步证实或修正本文的复原分析。
二 大殿瓜楞柱现状
1 诸柱现状分析
瓜楞柱，以柱面的瓜楞形分瓣而得名。在保国寺大殿上，瓜楞分瓣是其构件造型的一个显著特征，大殿宋构部分檐柱12根，内柱4根，其现状皆为瓜楞柱的形式。保国寺大殿的瓜楞造型，有瓜楞柱与瓜瓣斗这两个构件，且二者对应关联。也就是说，在瓜楞分瓣的形式设计上，柱与柱上栌斗是一整体的关联存在。现状大殿虽部分柱为后世更换，但瓜楞造型的宋式特征得以延续和保存，这一点可以根据柱上瓜瓣斗的对应关系得以证实。
根据文献记载及遗构勘察，大殿宋构原柱在后世历次修缮中，或撤换更替，或修缮改造，16根柱应都非原物或原状。尤其是乾隆十年（1745）的大殿修缮，“移梁换柱，立磉植楹”，更换和改造了大殿的柱与础。关于此次修缮究竟更换了几根柱子，还需进一步的分辨考证，但至少所有16根柱皆经过改造，即截短了柱根，更换了柱础。文献与现状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近代以来，大殿又有多次修缮，其中尤以1975年的修缮影响较大，此次修缮的抽换构件有明确的记录。1975年大殿修缮，抽换了东北角柱、东前内柱；对东西两后内柱，袪除槽朽部分，填充新木，并用高分子粘合；东山后柱也以环氧树脂加固，保持了此前的外观原貌。
现大殿柱础形式多样，高低不一，皆非原物，都是后世多次修缮更替的结果。其中前部八柱下的清式鼓墩，推测应是乾隆十年大殿修缮时“移梁换柱，立磉植楹”的结果。且清代鼓墩之下，仍存有疑为宋代覆盆柱础的遗痕。比较现状四内柱柱径，皆大于柱下覆盆遗痕。如若柱下覆盆遗痕确认为宋构原初柱础的话，那么现状四内柱柱径，都大于原柱直径，此也间接说明四内柱应非原物。
现状12根檐柱，从材料及形制上看，后世更换者也不在少数。具体而言，12根檐柱中唯前檐东平柱、东南角柱、东山前柱、西山后柱等5柱，有可能仍是宋构原柱。而其他诸柱，应都经后世抽换改造，或保持了宋式，或连宋式特征也已不存。如后檐两平柱，柱头平直无收分，应是后世换柱过程中丢失了原柱的宋式特征。
大殿现状瓜楞柱的形式特征，依柱面设瓣形式，分作三种，即：全柱面8瓣、角柱面（3/4面）4瓣、半柱面（1/2面）2瓣。12根柱中，除西山前柱在后世修缮换柱过程中，弄错了瓜楞分瓣形式，其他诸柱分瓣形式，应都为原初的宋式。
大殿现状两后内柱柱脚位置，也非宋初原状。根据石佛座年代的分析，推测大殿东西后内柱柱脚，原先应直接落于佛坛背面的地面上，崇宁年间捐造石佛座，将后内柱柱脚围砌于佛座内。因恐柱脚糟朽，故将柱脚抬至石佛座上，成现状形式。因此可以认为四内柱的柱脚高差始自崇宁元年的佛坛改造。
2 样式与构造
历来瓜楞柱做法，具有样式与构造两方面的意义。即在样式上表现为瓜瓣形式，在构造上则有拼合柱与整木柱这两种不同的形式。本节对大殿瓜楞柱的现状构造做法作分析探讨。
大殿现状瓜楞柱在构造上，拼合柱与整木柱这两种形式并存，且拼合柱又根据构造做法，分作段合拼柱与包镶拼柱两种。具体而言，段合拼柱以中心四小柱加外嵌四辅瓣小料组成，形成外观八瓣的瓜楞柱形式。其中心四小柱组合承重，外嵌四瓣装饰，整体八拼形式。大殿现状四内柱，为此四段合八拼构造形式，唯西后内柱略有变化（图3）；包镶拼柱以心柱和外围八瓣小料组成，也形成外观八瓣的瓜楞柱形式。其中心柱承重，外镶八瓣装饰，整体九拼形式。大殿现状唯前檐西平柱、西山前柱为此包镶九拼构造形式（图4）。保国寺大殿拼合柱的八拼柱与九拼柱，在构造形式上相应表现为段合拼柱与包镶拼柱这两种形式。
图3 现状四内柱段合拼柱形式
图4 现状包镶拼柱形式
段合拼柱与包镶拼柱，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以小拼大的构造方法。从拼合构造的角度而言，大殿段合拼柱的实质是以小拼大的结构性拼合，包镶拼柱的实质是以小拼大的装饰性拼合。
（2）独特的西南角柱
拼合诸柱中，西南角柱的拼合做法较为独特。以往有认为此柱也为包镶九拼柱，实则不然。根据现状勘测分析，西南角柱应为不规则的段合拼柱形式。具体而言，主体以三根断面稍大的圆料拼合，圆料外露部分剜刻瓜楞，接缝处及其他部分再以三块小料补嵌，大小不等的六木相拼，形成八瓣瓜楞形式。此柱虽拼料甚不规则，然就拼合构造的性质而言，仍可归属段合拼柱的形式（图5）。在柱形外观上，此柱瓜瓣大小不一，且柱头瓜瓣与栌斗分瓣的对位不甚吻合。因此推测，现状此柱应为后世修缮所换，其不规则的段合拼法，也可能来自于旧料的改造。
图5 现状西南角柱拼合做法
（3）前檐柱的认识
大殿现状前檐四柱的构造形式，做法不一。其中前檐东平柱与东南角柱，为整木柱形式，西南角柱为段合拼柱形式，前檐西平柱为包镶九拼的形式。
前檐东平柱与东南角柱为整木瓜楞柱，瓜楞由整木剜刻而成，此二柱有可能仍是宋构原柱。大殿前檐柱现状，四柱中有三种构造形式，零乱而不统一，这一现象背后所透露的信息是什么？显然其最直接的指向是历代的替换修缮。推测大殿前檐瓜楞柱原先并无特殊之处，其原初构造做法同其他檐柱一样，也都是整木构造形式。详见后文分析。
（4）关于整木柱
大殿现状16根瓜楞柱，瓜瓣分瓣形式多样，断面构造亦各不相同。然实际上诸柱构造做法可归纳为两种，一是拼合柱，一是整木柱。
关于大殿的柱构造，以往由于较多地重视和强调拼合柱，相应忽视了对整木柱的认识。根据目前的勘察分析，大殿现状诸柱中，拼合柱计7根，不到半数，分布位置上为四内柱与三檐柱；而整木柱则占多数，计9根，皆为檐柱，檐柱12根中，仅西南角柱、前檐西平柱及西山前柱这三柱为拼合柱形式。整木瓜楞柱是保国寺大殿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现象和线索。
关于保国寺大殿柱构造现状的勘察分析，其意义之一是作为对其原初构造形式认识的线索和依据。然迄今为止，关于大殿原初柱构造形式的认识，多拘泥于现状。然是否能将现状瓜楞柱视作原初的宋物，以及将现状瓜楞柱拼合构造视作原初的宋式，都是值得怀疑的问题，有必要深究和探讨。柱构造这一线索，对于保国寺大殿的复原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 历史痕迹与复原线索
1 传承与变化
虽然大殿宋构原柱在后世修缮中，或更替或改造，16根柱多已非原物或原状，但大殿瓜楞柱形式的宋式特征应是没有疑问的，现存与瓜楞柱对应的瓜瓣斗，间接地佐证了这一点。然而，尽管大殿现状瓜楞柱在样式上传承了宋式，但现状瓜楞柱本身却未必就一定是宋物，其拼合构造做法，也不一定就是宋构原初的构造形式。在复原分析思路上，有必要辨析瓜楞柱的瓜楞形式与拼合构造的关系。
或有认为，瓜楞柱应具有拼合做法的构造特点，实则不然。瓜楞柱与拼合柱二者并不等同，瓜瓣形式与拼合构造之间，也不具有必然的逻辑或因果关系。也就是说，瓜楞柱不一定用拼合构造，拼合柱也不一定是瓜楞形式。
理清了这一逻辑关系和分析思路后，再根据大殿现状仍有半数以上的整木瓜楞柱的存在，有理由产生如下的推测和设想：大殿现状的拼合瓜楞柱，原初有可能也是整木瓜楞柱的形式，只是在后世修缮换柱时改为拼合柱形式。这一推测的另一方面原因还在于，现状的拼合瓜楞柱现象，与大殿的一些历史痕迹不相吻合，多有疑问。
2 拼合构造的疑问
关于现状瓜楞柱的拼合构造现象，有如下一些疑问值得探讨：
其一，从用料的角度而言，拼合瓜楞柱的构造做法，其目的无疑在于以小拼大。然根据大殿构件用料状况的分析，大殿营造当初，应并不缺大材。通过大殿构件截纹的纹理分析，可大致推测相应的料材尺寸。勘察中以此方法推知，当时斗、栱料材尺寸有在直径60余厘米以上者。能以如此大材解割成斗、栱小料，说明当时不缺大材；而径60余厘米以上材，足以充大殿任何柱材。再如，作为大殿最重要的四内柱，现状中心四拼小柱径约30厘米，较榑尺寸小得多。大殿榑尺度甚大，不仅榑径粗壮，且皆榑长通跨三间（除牛脊榑外），也就是说当时大料充足，应无小料拼大材的需要。更何况大殿诸柱中较次要的檐柱，都采用了整木瓜楞柱的形式，为何最重要的四内柱却采用拼合瓜楞柱的形式？
其二，四内柱是大殿整体受力最重要的主柱，既使是为了拼合瓜楞造型，也应采用以中心柱和外围八瓣小柱组成的包镶柱较为合理。包镶拼柱的结构整体性，远胜于段合拼柱，然为何大殿现状四内柱却采用了结构整体性较差的段合拼柱的形式？
上述两个关于现状瓜楞柱构造的疑问，为四内柱原初为整木瓜楞形式的推测，提供了间接的支持。基于以上的疑问和推测，我们又从大殿构件特征和历史痕迹上，进一步找到了相关的线索和证据，为四内柱原初为整木瓜楞柱形式的推测，提供了直接的依据和证明。
3 四内柱构造分析
如前节分析，根据修缮记载与现状勘察，大殿现状四内柱应已非宋物。不仅如此，四内柱拼合构造做法，也未必就是宋构原初的形式。如何推断和判定四内柱的宋构原初构造形式，需要相关的证据与线索。然而既推定原柱不存，则无法在现状四内柱上找到直接的证据和线索。但由于与原柱有交接关系的其他构件尚在，如与原四内柱交接的柱顶栌斗、三椽栿、顺栿串、内额等构件。从这些构件的交接构造特征和历史痕迹上，有可能找到关于四内柱原初构造形式的直接证据和线索。
根据这一思路，在大殿勘察中，从构件交接关系的线索入手，重点、细致地勘察了上述相关构件与四内柱的交接构造特征和历史痕迹。虽然在不落架的状况下，勘察这些构件的交接构造特征相当困难，然终究还是确切地找到了关于四内柱原初构造形式的直接证据和线索，具体有两条：一是柱顶栌斗线索，二是与柱头交接的串额线索。以下依次分析讨论。
（1）栌斗线索：斗底卯口
仔细勘察大殿四内柱柱头，从柱头裂缝及斗底隙缝中发现栌斗底存有卯口痕迹。现状四内柱上的四个栌斗中，东、西前内柱与西后内柱这三个栌斗，均已确认斗底卯口的存在。唯东后内柱上栌斗缺失，现状为后世替换的圆形石斗，故原栌斗状况无从得知。然根据其他三栌斗判断，大殿四内柱栌斗的构造形式应是相同一致的。
关于栌斗底卯口具体状况，其中西后内柱栌斗底卯口破损；西前内柱栌斗底卯口，保存完整，卯口方形，方约9厘米，深约10厘米；东前内柱栌斗斗底卯口，从缝隙中看较大，约方10厘米左右。
斗底卯口与柱顶榫头（馒头榫）是一对相互依存的构造做法，用于固定柱头栌斗的位置，以防栌斗偏移。保国寺大殿这一构造做法，是柱头与栌斗交接构造的通常形式，在同时期的江南罗汉院大殿遗迹上也能看到，其遗存石柱上雕刻出柱顶榫头（馒头榫）（图6）。
图6 苏州罗汉院大殿柱顶榫头
除上述四内柱栌斗以外，保国寺大殿其他所有的斗与柱、斗与枋、斗与栱及斗与昂尾的交接构造，都设有卯口与榫头，以作连接固定。其榫头尺寸一般大者约方8厘米，小者约方1.5厘米。
大殿四内柱栌斗的底部卯口构造做法，证明了大殿四内柱原初必为整木柱形式。大殿现状拼合四内柱，柱顶中心为拼合孔洞，而非榫头，在构造形式上，与柱顶栌斗底的卯口做法不合。据此可以认为，现状四内柱不是与栌斗匹配的原柱。在宋构原初的构造中，内柱栌斗底部卯口，与整木柱的柱顶榫头卯合，以达到固定栌斗位置的目的。
分析至此，关于四内柱柱头栌斗的斗型问题，有必要作一讨论。现状四内柱柱头栌斗为讹角斗形式，不同于周圈檐柱栌斗的瓜瓣斗形式。讹角斗作为大殿栌斗斗型，用于补间铺作栌斗。因此现状四内柱讹角栌斗是否为宋物或宋式便是一个问题。
从现状讹角栌斗的残损破旧程度看，应不似后换构件，且现状四斗统一（除东后内柱改为石斗），皆为讹角斗形式。因此推测现状讹角斗非宋物或非宋式的可能较小。退一步说，即便不是原栌斗，现状栌斗至少也可以证明四内柱曾经为整木柱形式。至于内柱用讹角栌斗的原因，推测有可能因其高居内柱柱顶，为视线不及，故仅以简单的讹角斗代之。
以上根据内柱栌斗底部的卯口构造这一线索，分析推测了大殿现状拼合四内柱，并非宋构原初的构造形式，原初四内柱应为整木柱的形式。现状拼合四内柱应是后世修缮更换的结果，也即以拼合柱替换了整木柱。相应地，栌斗底部卯口失去了原有的构造作用。然作为历史痕迹，斗底卯口所表露的信息，却成为判定四内柱构造的直接依据。
（2）额串线索：镊口鼓卯构造
与大殿四内柱柱头交接的枋类构件有两种：一是顺栿串，二是屋内额。
如前节所述，为了分析判定四内柱原初的构造特点，在方法上可借助与四内柱有交接关系的构件，寻找相关的交接构造特征及其历史痕迹。根据这一思路，我们有针对性地对四内柱柱头与顺栿串、屋内额的交接构造作重点勘察。
由于构件交接部分或槽朽严重，或叠实严密，其内部构造形式多难分辨。在与四内柱柱头交接的东西顺栿串、前后屋内额这四个构件中，仅有两处可见交接构造痕迹，一为东顺栿串，一为前内额。勘察发现上述东顺栿串及前内额与四内柱柱头交接的构造做法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采用特殊的燕尾榫构造形式，也就是《营造法式》所称的“镊口鼓卯”形式（图7）。所谓镊口鼓卯，表现为通常燕尾榫的榫、卯套叠构造做法，即一端卯口内作榫，另一端榫上又开卯口的形式（图8）。其特点是与一般常见的柱上做卯口、串额做榫头的形式不同，而是在柱头卯口内作榫头、串额榫头上又开卯口的形式。
图7 《营造法式》柱额榫卯三种（《营造法式》卷三十图样）
图8 镊口鼓卯形式及比较
经勘察发现，东顺栿串北端与东后内柱柱头交接上，顺栿串端头构造形式为镊口鼓卯形式。根据构架对称原则，糟朽的西顺栿串北端构造形式应与东顺栿串相同。
再看屋内额的构造形式。拉结东西前内柱的前内额，西端与西前内柱柱头交接，构造形式为镊口鼓卯形式（图9）。其东端由于压缝密实，无法探知，然根据构架对称原则，前内额东端以及后内额东西两端的构造形式，也都应为镊口鼓卯形式。实际上，镊口鼓卯做法是保国寺大殿串额类构件与柱头交接构造所通用的榫卯形式。也就是说，除四内柱以外，大殿檐柱与阑额的交接构造，经勘察发现也应都是镊口鼓卯的形式。
图9 西前内柱柱头现状构造节点示意
大殿周圈檐柱与上楣交接构造的镊口鼓卯做法，具体发现以下几处：其一是东山前柱柱头与南、北、西三向上楣的交接（图10），其二是前檐东平柱与东次间阑额的交接，其三是西山后柱与南、北二向上楣的交接，其四是后檐西平柱与心间上楣的交接。此外，还有西山平梁蜀柱与顺脊串西端的交接。
图10 东山前柱柱头现状构造节点示意图
在未落架的限制条件下，目前掌握的大殿柱与额串交接的镊口鼓卯做法共计七处，其中内柱两处，檐柱四处，蜀柱一处。镊口鼓卯做法应是保国寺大殿宋构原初柱额交接构造的统一榫卯形式。
榫卯构造的特点表现为交接构件的对应构造形式。镊口鼓卯构造形式的特点在于，额串端头开卯口，柱头侧面设榫头，二者是一对应的整体存在。比较保国寺大殿现状柱额交接构造及痕迹，在内柱节点上，额串一方存有卯口构造，柱头一方则无对应的榫头构造，究其原因，内柱现状的拼合构造使然。然而在整木构造的檐柱柱头节点上，柱头与楣、额交接的镊口鼓卯则完整存在。
基于以上的分析比较，大殿内柱的柱额交接构造的现象及痕迹也就易于解释了：大殿现状的拼合内柱，应非与额串对应的原初构件，内柱现状的拼合做法，不可能存有相应于镊口鼓卯的构造形式。因而，大殿内柱的现状构造痕迹和现象，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四内柱原初构造不可能是拼柱的形式，而必定是整木柱的形式。
实际上，本节所列的两个线索，即串额榫卯线索与斗底卯口线索的指向是一致的，二者都证实了原初四内柱的整木柱构造特点（图11）。
图11 西前内柱柱头构造节点复原示意
镊口鼓卯做法是一种不多见的特殊燕尾榫形式。镊口鼓卯的构造做法，较通常燕尾榫复杂，据当地工匠口述，一般多用在尺度较大的柱额构件的交接构造上，而不适用于较小尺度构件，至于拼合柱上，就更不可能采用。这一信息也间接地证明了大殿内柱的整木构造特点。
4 分析推论
上文根据勘察中所发现的诸柱构造现象和历史痕迹，分析推定这些构造现象和历史痕迹背后的原因，都指向一种可能，即大殿现状内柱及其拼合构造，既非原初宋物，也非原初宋式。尤其是栌斗和串额线索的分析表明，大殿现状的拼合柱四内柱，皆非宋构原物，而是后代修缮所替换者，宋构原柱应为整木柱形式。后世修缮不仅更换了宋构原柱，而且改变了宋构原柱的构造形式，从原初的整木柱变为现状的拼合柱。但在这一过程中，瓜楞造型的宋式特征得以保持和延续，然瓜楞造型的构造做法，则由原初的整木剜刻，变为现状的小料拼合。如若此分析成立的话，那么前述关于内柱拼合构造现象的疑问，由此得以解答。
除四内柱的段合拼柱外，大殿檐柱的3根包镶拼柱，同样也非宋物和宋式，而是后世修缮改造或更换的结果。大殿12根瓜楞檐柱中，现状仍有9根为整木剜刻的瓜楞柱形式，其虽未必都是宋构原柱，但皆传承了宋式。综上分析，大殿原初所有16根瓜楞柱，在构造和样式上应皆为整木柱柱身剜刻瓜瓣而成的瓜楞柱形式。
四 从整木柱到拼合柱
1 何时与何因
上文复原分析了保国寺大殿瓜楞柱原初的构造形式及后世的变化，认为大殿部分原初的整木柱，在后世修缮中替换为拼合柱。然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探究：一是何时替换改造？二是为何替换改造？
关于何时替换改造的问题，根据目前已有资料和线索分析，现状拼合柱，尤其是拼合四内柱，很可能是清乾隆年间“移梁换柱，立磉植楹”的结果。而大殿拼合构造的出现，或许更早于此。也就是说，从整木柱到拼合柱的改造，有可能早在清代之前就已经开始。
大殿立柱，因其直接接触地面潮气，使其相对于上部梁架构件而言，更易糟朽腐烂，特别是作为主构架的四内柱，所承荷载既大，相连梁枋额串又多，尤易损坏。因此，在清乾隆之前的七百余年间，大殿曾经有过移梁换柱的修缮，乃或整体落架的大修，都是十分自然和常见的事情。然关于具体的细节，还需要更多资料、线索的分析和证明。
关于为何替换改造的问题，也就是从整木柱到拼合柱的改造原因，有理由认为基于厅堂构架特征的换柱施工要求，是其主要因素。这一推测尤其是针对四内柱的性质及其相应的段合拼柱构造形式，且其换柱施工，是指厅堂整体构架在不落架的情况下抽换内柱的施工，即文献所记乾隆十年修缮大殿时的“移梁换柱”。
2 厅堂构架的换柱施工
对于保国寺大殿的厅堂构架而言，后代修缮换柱，作为构架主柱的四内柱首当其冲。大殿四内柱是承担整体荷载的主要构架，经年历久，尤易槽朽损坏，不堪使用，抽换则是必然。文献记载清乾隆年间大殿“移梁换柱”的修缮，根据传统施工工艺，即指不落架而换柱。所谓“移梁换柱”也就是托梁换柱，通过支撑托顶相交的梁额构件，抽换损坏的柱子。大殿现状梁枋底部所存压痕，正是历史上托梁换柱施工操作的明证。
然江南厅堂构架，由于连架式的整体性构架特征，檐柱相对较易抽换，而随举势升抵平榑的内柱抽换则非易事。具体而言，南方厅堂构架中构件的相互关系，檐柱与四内柱的差别甚大：周圈檐柱的构件拉结关系相对简单，而上抵平榑的四内柱则与梁、额、串、枋、栱的上下左右拉结关系繁多而复杂。保国寺大殿四内柱，前后左右、由上至下的梁栿额串拉结多达15道，相关交接构件则有30个。故在不作整体落架的条件下，修缮施工时欲抽换整木内柱，并保证所有相关构件安装复位且榫卯不受损伤，应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在内柱构架关系上，江南厅堂连架式构架与北方层叠式构架大不相同。
《营造法式》大木作功限中，规定了薦拔、抽换柱、栿等功限。关于薦拔抽换殿宇楼阁的柱、栿的功限：“以平柱为则，无副阶者，以长一丈七尺为率，六功”。然未有关于厅堂换柱施工的功限规定。比较殿阁无副阶平柱尚需六功，如若厅堂内柱抽换，当更为复杂和费功。
以四内柱为核心主体的厅堂构架，四内柱的抽换工程浩大，且极具难度。基于这一特点和线索，可以思考一下现状四内柱构造做法的成因：大殿四内柱的替换改造，为何既不取檐柱的整木构造形式，也不取檐柱的包镶拼合构造形式，独独采用了四段拼合构造形式，推测其原因正是在于唯有四段拼合的构造形式，可解决四内柱的抽换施工操作的困难。
与四内柱抽换采用拼合柱比较，大殿檐柱的抽换，则采用了结构整体性更好的包镶拼柱或整木柱形式。从厅堂构架换柱施工操作的角度，比较内柱与檐柱的构造形式差异，对认识大殿四内柱拼合构造的成因，或有益处。
保国寺大殿1975年维修时，在未落架的情况下，抽换了大殿的东前内柱。其抽换过程对于认识大殿四内柱构造的变化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以下通过大殿东前内柱的抽换施工分析，进一步证实上述关于四内柱拼合构造成因的推析。
3 东前内柱的抽换施工分析
1975年的保国寺大殿维修，是大殿自1954年发现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修缮。关于这次维修，除了现场照片之外，现有两份相关文献，一是1979年发表的《谈谈保国寺大殿的维修》，一是2003年发表的《保国寺大殿现存建筑之探索》。两文作者都是1975年修缮的当事者，且谈到了当时抽换大殿东前内柱的施工过程，其中所透露的信息尤值得关注。得益于这两份文献的记录，从而对大殿抽换内柱的施工过程有所了解。
（1）维修前的四内柱构造状况
保国寺大殿四内柱现状为统一的四段合拼柱形式，然在1975年维修之前，并非如此，现状四内柱统一的构造形式是1975年维修的结果。此前大殿四内柱的构造形式分作两种，两后内柱与西前内柱三者相同，为四段合拼柱形式，唯东前内柱为包镶拼柱形式，大殿四内柱的构造并不统一。
1975年维修检查时发现，大殿东前内柱糟朽严重。这次检查东前内柱的过程中，也明确了其构造形式：一是外圈有包镶的木条，二是内部糟朽中空。文献是这样记载的：“除去包镶上去的木条之后，露出许多大洞，柱子中间全是空的，不知是哪个时代修缮时塞进直径39公分的几段木头，亦大部糟朽，柱子表皮也已经大面积烂尽”。正是这次检查，发现了大殿东前内柱构造为中心整木、周圈包镶小木的包镶柱形式。然此时并不知道四内柱的其他三柱为段合拼柱形式。直至为更换东前内柱而对西前内柱进行钻孔探查时，才发现西前内柱构造为四段合拼柱形式。
（2）内柱构造形式的认识过程
大殿内柱四段拼合的构造形式，是1975年大殿维修的最重要的发现。而在此前，学界一直以为大殿仅为包镶拼柱形式。中国建筑研究室1955年发表的《余姚保国寺大殿》一文，并不知大殿四内柱的段合拼柱形式，只知道大殿有包镶做法，故文中记述“柱身外包镶木条”，成瓜楞形式。
1979年发表的宁波市文管会《谈谈保国寺大殿的维修》一文，记述了保国寺大殿1975年的这次维修，第一次公布了关于大殿四内柱构造形式的新发现。
学界论文中首次指出大殿四内柱段合拼柱做法的是潘谷西先生1980年完成的《营造法式初探（一）》，文中指出大殿“四根内柱是用拼合法制成的，其中三根是由八根木料拼成的八瓣形柱子，一根是由九根木料拼成的八瓣柱子”，并配有两种柱子的拼合示意图。也就是三根为四段合拼柱，一根为包镶柱。该文并明确注明根据1975年调查及戚德耀提供的资料。至此，保国寺大殿1975年这次重要的维修和调查结果，开始为学界所知。
其后，1985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中祁英涛先生执笔的“宋代木结构”一节，更直接指出了1975年保国寺大殿维修的新发现：
在1975年维修时发现，外檐十二根柱与过去估计一致，由整根木料制成，殿内四根金柱全是拼合柱，其中三根是用四条圆木相拼，接缝处各贴四根瓜棱，严格计算是由八根木料拼成，另一根是中心为整根圆木，周围用八根半圆枋木贴成瓜棱状，这根柱共由九根木料拼成。
1975年维修之前的大殿四内柱构造形式，正是在不断深入的调查过程中，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和掌握，即现代维修之前的大殿四内柱状况为：三根为段合拼柱，一根为包镶柱。
（3）现代修缮的换柱施工方法
1975年大殿的维修检查中，因东前内柱糟朽严重，不堪使用，经国家文物局同意更换新柱。
不落架的托梁换柱，有相应的条件和限制。对于厅堂大木构架而言，并非所有的构件都能安全无损地抽换，这决定于抽换构件和与之相交连接构件之间的构造和榫卯关系。而于厅堂构架中，构造和榫卯关系复杂的四内柱，则有诸多的约束和限制，其抽换极为困难。也就是说，既要保证所换新柱与所有相交构件能够顺利安装就位，又要使得与柱相交的所有构件榫卯不被损坏，保国寺大殿东前内柱的抽换，是几乎不可能的。从记述保国寺大殿施工过程的文献中，可以看到当年工匠抽换大殿东前内柱时所遇到的困难：
糟朽的东前内柱，东面承受着内额、丁头栱、乳栿、劄牵、挑斡（昂尾）等十二个构件，西面承受着内额、柱头枋等八个构件，南面和北面也还承受许多构件。要拆除这根内柱，调换一个新柱，在不落架、不影响屋面的前提下，四面几十个构件的榫头如何安装上去，是个大问题。
那么当时的工匠是如何解决了这个大问题呢？根据修缮文献记载，“最后从西前内柱的四段合做法中得到启示，就是用四根柱子拼合的办法，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当时工匠在抽换东前内柱不成、毫无办法的情况下，试着对西前内柱进行钻孔探查，结果不仅发现了西前内柱的四段合拼柱的构造形式，而且受其启发，采用同样的拼合做法，终于顺利地解决了东前内柱的抽换施工，并由此统一了四内柱的构造形式。
1975年抽换保国寺大殿东前内柱的施工过程，证明了抽换内柱施工是大殿内柱整木做法改用段合拼柱做法的直接成因。这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前文关于大殿四内柱原初为整木柱的分析。
由上述分析进而推测，大殿另外三根四段合拼柱，应是清乾隆年间“移梁换柱”时，将原初整木柱改作四段合拼柱的。当时只换了三根内柱，唯东前内柱尚好，故未作更换。此后，乾隆十年（1745年）至1975年又历两个多世纪，至1975年大殿维修检查时，四内柱中，唯清代未更换的东前内柱糟朽最甚，故而单独抽换了东前内柱。
关于大殿四内柱构造做法的分析，尚有两个问题需要解答，即1975年抽换的大殿东前内柱，是否是宋构原柱？其中心整木、外镶瓜瓣的包镶柱构造形式，是否是四内柱的宋式做法？
根据前节栌斗卯口线索以及额串榫卯构造线索的分析，四内柱无疑应为整木柱形式，而1975年维修前的东前内柱的包镶柱形式，从构造的角度而言，与前述的栌斗和额串榫卯做法尚能大致吻合。然尽管如此，根据南方气候潮湿、虫害严重、木构易糟朽损坏的特点推测，大殿主柱难以维持962年而不更换，且其间完全存在着落架大修换柱的可能。故1975年换柱前的旧柱应非宋构原柱，其包镶做法也非宋式，根据大殿檐柱普遍采用整木柱的特点分析，宋代初建时的四内柱应是整木柱形式。当然关于这一点只是推测，然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大殿宋构原初的四内柱不是四段合的拼柱形式。
4 对拼卯口形式
大殿现状四内柱的拼合构造，采用中心四段拼合承重，外嵌四瓣装饰的形式。中心四段拼柱与梁枋交接的榫卯构造，采用在相邻两拼料上各开半个卯口的形式，以便于换柱施工时的拼合操作。故现状四内柱的瓜瓣分位，皆为外嵌辅瓣坐柱中缝的形式，而其他整木柱及包镶拼柱，因无上述拼合卯口的构造要求，则都采用的是瓜瓣缝对柱中缝的形式（图12）。保国寺大殿唯四内柱瓜瓣坐柱中缝，其他诸柱皆瓣缝对中缝，这一现象正反映了四内柱在拼合构造上，追求便于换柱施工的对拼卯口构造的特色。
由于大殿四内柱的段合拼柱构造特点，带来了拼合内柱的结构整体性较弱的问题。尤其是在拼合构件之间的拉结构造糟朽损坏的情况下，柱之整体强度则大为减弱，成为大殿内柱倾斜的一个影响因素。比较江南元构天宁寺大殿，尽管所有的梁栿皆为拼合做法，独柱子用整木柱形式。此或说明江南匠人意识到厅堂构架上柱子对于整体结构稳定的重要性，从而避免采用拼合柱形式。
大殿现状四内柱的结构整体性，以中心四小柱的拼合构造最为重要，其做法为四小柱之间各以木楔两两贯通，拼合成整体。然作为大殿受力主架的四内柱，现状拼合构造多有松脱、开散现象，近代以来的修缮，为此又外加梢栓及铁箍，以作固定。
五 结语
瓜楞形式是保国寺大殿构件造型的一个显著特征。历来瓜楞柱做法，具有样式与构造两方面的意义，然保国寺大殿宋构瓜楞做法的意义则在于装饰。根据上文分析论证，大殿诸柱现状的拼合构造现象，皆是后世修缮的结果。尤其是大殿现状四内柱及其四段合拼合构造，既非原初宋物，也非原初宋式，而是后世修缮时，因应于厅堂构架换柱施工所采取的构造措施。因此，保国寺大殿现状瓜楞柱，并不能成为宋代江南使用拼合柱之例证，同样也不能成为印证《营造法式》拼柱做法与江南技术关联的线索。倒是此次保国寺大殿及时思寺大殿上发现的镊口鼓卯做法，却有可能成为推析《营造法式》南方因素的一个新线索。
瓜楞造型与拼合构造之间，并无必然的关联。江南地区瓜楞柱或更多表现的是装饰意义。至少保国寺大殿宋构原初的瓜楞柱形式并非源自拼合构造的因素。大殿宋构原初诸柱，应皆为整木瓜楞柱做法，以柱面剜刻瓜瓣的形式，表现瓜楞的装饰意味，并与柱头栌斗的整木瓜瓣做法，在造型与构造上，形成对应关联的整体存在。
构件的修缮更换是古代木构建筑生存延续的常态，其中主体构架的修缮抽换更是至关重要。从复原研究的角度而言，实物真实与样式真实这两方面是相关联的整体，考察保国寺大殿修缮过程中的构件更换，伴随着不同程度的构造形式的改变，而相应的历史痕迹和修缮现象，恰也成为保国寺大殿复原研究的一个重要线索。
历代修缮改易以及相应的施工操作，对始建原初的原物与原式的改变，是建筑史研究值得关注的现象和线索；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现代修缮施工有必要完整、全面地记录原状特征及修缮的改易替换，否则后人的相关研究将陷入盲目和偏离历史的真实。
关于保国寺大殿柱构造线索的复原分析，对于真实、完整地认识保国寺大殿，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简介
张十庆，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公众号图文有删节，完整阅读请参见《中国建筑史论汇刊》第五辑。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文标准引文格式如下，欢迎参考引用：
张十庆. 保国寺大殿复原研究：关于大殿瓜楞柱样式与构造的探讨[M]//王贵祥，贺从容. 中国建筑史论汇刊：第5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81-100.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