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秋天，大闸蟹上市的时候，总有人会将这张照片拿出来，并在边上出于某些目的配上“旧社会穷人只能靠吃大闸蟹勉强度日”。那么在旧社会穷人真的可以随便的吃大闸蟹吗？在说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搞清楚这张照片的来源。
照片的拍摄者是瓦尔特·阿鲁法特，1920年出生于纽约的宾厄姆顿，2007年11月30日逝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美国一艘驱逐舰上服务。1945年10月2日至1946年2月5日，他跟随军舰来到了上海，因他喜欢摄影，在上海期间拍摄了不少照片。而这张吃大闸蟹的照片也就是在这时候拍摄下来的。在照片的旁边瓦尔特·阿鲁法特仅仅注释了“Eating Crab”，并没有任何过多的描述。
在拍摄吃大闸蟹的同时，瓦尔特·阿鲁法特还拍摄了其他一些上海居民饮食就餐的日常，其中不乏买鸡，运猪等的照片。
那我们就可以说旧社会的上海居民都奔小康，饮食无忧了吗？
显然不能，因为就在瓦尔特·阿鲁法特的照片也有一家碗里就一点菜配一碗白米饭的照片。那么真实的旧社会上海百姓生活如何呢？
根据上海总工会1926年的调查，独身男工每月需生活费10.7元，夫妻二人生活则需要19.5元，三口之家的话需要23.8元。而英美烟公司的调查则为三口之家每月生活费为25元。上海社会局在1928年编写的《上海工人生活度》调查中指出，上海家庭在1928年的月平均支出为37.86元。
在当时的上海针对230家纱厂工人和305户家庭所做的调查发现，月收入在16-25元的家庭占到了92%，相当于绝大多数的工人收益只能够勉强度日。
但这也仅仅是建立在工人不会失业，工厂生产或经济环境没有变化的前提之下。而一旦出现任何的变化，这样的家庭马上就会沦为赤贫，没有任何的抵抗能力。
我们再来看一下教师的收益情况，1929年上海小学教师的平均工资为41.47元，中学老师为43.03元，大学老师为40-60元，也就是说小学老师的收入也就仅仅够勉强度日，中学老师稍强不多，只有大学老师以上才能略有结余。
在说了当时上海工人和教师的收入情况以后，我们再来看下当时的大闸蟹。当时正宗的好蟹才叫清水大闸蟹，而根本还没有所谓的阳澄湖大闸蟹一说。
1946年个大体肥的大闸蟹的价格是1万元买六只，而1947年1月的上海米价为每斤6400元。大家粗一看似乎觉得并不贵，一斤米的价钱就可以买3只大闸蟹，但当时工人工作一天的收入也就差不多只够买一斤米。
当时刚刚抗战结束，中国正遭受着世界上最严重的粮食危机，自己产量不足世界上也无粮可买，救济的粮食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大批的饥民涌入城市。
米价还在每天上涨，仅仅在1947年的上半年，米价就上涨了11倍多，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大家就可以想象哪里还有闲钱来吃大闸蟹，更不可能是你想吃就能吃的。
所以民国贫困人家穷得只能吃大闸蟹就是一个伪命题，不过是现代人对瓦尔特·阿鲁法特添油加醋的自由解读。
如果老先生泉下有知，不知道会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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