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史》：锺繇

这一篇，我们细细说说锺繇。

生平

锺繇（151-230），字元常，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东汉末年因举孝廉走上仕途，历任尚书郎、阳陵令、廷尉正等。察举孝廉并不容易，举孝廉每年推举一次，且有人数的限定。汉武帝之后，察举一途成为入仕的正途，举孝廉亦成为一种政治待遇和权力，东汉和帝永元之际，举孝廉以人口为标准，人口满20万每年举孝廉一人，满40万每年举孝廉两人，以此推之；人口不满20万，每两年举孝廉一人；人口不满10万，每三年举孝廉一人（具体可见《后汉书》）。由此可知，锺繇是以才华（孝行与廉洁是品德的加成）显闻于乡里的。

（立于河南长葛的锺繇像）

后来，锺繇因自己身在皇帝身边的缘故，做了两件事，获得了曹操的好感：

第一件，在汉献帝被李傕、郭汜控制时，锺繇从侧面帮助曹操实现了与献帝的联络；第二件，锺繇帮助汉献帝摆脱了李傕、郭汜的控制。这很重要，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北方统一，也就不会有魏国的代汉立国了。

后来，袁绍与曹操的官渡之战中，锺繇又在后勤保障中为曹操提供了两千匹战马，这又使锺繇在曹氏集团中获得了更好的印象。

曹丕代汉称帝，锺繇是上表劝进的大臣之一。可见，锺繇不是书呆子，纯艺术家，他还是一个“识时务者”。

其实，锺繇还是一个学问家，他好春秋左氏学，

此后，曹丕敬重锺繇，拜锺繇为太尉（三公之首），后迁太傅，所以后人称锺繇为“锺太傅”。

锺繇三体

锺繇擅篆、隶、真、行、草多种书体，在书法方面颇有造诣，他推动了楷书的发展，对后世书法影响深远，后世尊为“楷书鼻祖”。他与书圣王羲之并称“钟王”。南朝庾肩吾《书品》评为“上品之上”，唐朝张怀瓘《书断》评为“神品”。

（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对锺繇的记录）

羊欣在《采古来能书人名》中对锺繇的书法师承、书法特点、擅长的书体介绍的最为具体，这也是所谓“锺书三体”的来历：

（锺繇三体）

注意，羊欣这里所记的“公车征”，并非人名，而是秦汉以来的一种选官制度。

所谓“铭石之书”，指的是用于书写碑刻的书体，依照当时的实际情况，书写碑额或用篆书，或用隶书，而书写碑文，更多情况下是隶书，因此，这里的“铭石之书”可以认定为隶书。

锺繇的“铭石书”作品，历来没有定论，曹魏时期的牟准说《上尊号奏》（见下图）是锺繇书写；

（《上尊号奏》拓本局部）

而唐代张怀瓘称《受禅表》（图亦见前文）是锺繇的作品，此二说均未获得普遍认可。但锺繇擅长铭石书是南朝、唐朝人的共识。推想一下，锺繇的铭石书，应当与前文所述的《熹平石经》《上尊号奏》《受禅表》的隶书体态相仿。

所谓的“章程书”，依照唐兰的解释：

（唐兰《中国文字学》143页）

“章程两字的合音，是正字（平声），后世把章程书读快了，就变成了正书，又变成真书。”我们可以认为“章程书”就是早期的楷书。人们之所以称之为章程书，大概是因为锺繇已经用这种书体写奏章了。传世的锺繇正书书迹，包括《贺捷表》《荐季直表》《宣示表》，都是他写给朝廷的奏章。这从侧面说明，正书已经获得了官方的认可，成为了正规合法的书体。

锺繇并不是正书的创制者，但他是文献记载中第一位擅长正书而闻名于世的书法家，这与他的社会地位大有关系，大概他对正书的提倡推广或者加工整理的功劳，后人便把正书的发明权归到他的名下，秦他为“正书之祖”。

（“正书之祖”锺繇画像，苏文画）

所谓的“行狎书”，即所谓“相闻者也”，就是专门用于书信往来的用途。其实，它就是介于草书和正体书之间的流畅书体，既便于书写，也便于识读，这是比较进步而合用的新书体，因为主要用于私人间的尺牍书疏，又称之为“相闻书”。说白话一点，互相传递消息、通报新闻的书体。

锺繇写行书，取法于东汉的刘德昇（刘德昇的介绍见前文《汉代士大夫书法家》），刘德昇被推认为“行书之祖”，实际上，我们知道，一个人是不可能发明一种书体的，只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刘德昇的贡献，在于他对行书这种书体的加工以及推广。

刘德昇有两个直传弟子，即锺繇和胡昭，“胡书肥，锺书瘦。”胡昭最终在历史长河中消失，渐渐不为人知了（毕竟他的社会地位是与锺繇无法相比的）。而锺繇的行书也最终湮灭于时代尘埃里，我们再也无法见到了，只能在“肥、瘦”之间获得一点两人行书特点的消息了。

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西晋之后，向锺繇取法的书法名家很多，比如：王廙、王导、卫夫人、王羲之等。这些人都是书法名家，我们大约可以从他们的作品里寻到一些锺繇行书的影子吧。

书迹流传和书艺特色

锺繇的书法，特别是他的行书和正书，曹魏以来十分流行。但是，在他逝世约八十年后的东晋时期，他的书迹已经格外珍稀。

南齐王僧虔《论书》有记载：王导“师法锺、卫，好尚无厌。丧乱狼狈，犹以锺繇《尚书宣示帖》（即《宣示表》）衣带过江”。所谓“衣带过江”，即把书帖缝在衣带之中带过长江，也称“怀帖过江”。

(王导像）

此帖后来在王羲之处，王羲之又将其借给了王脩（敬仁）。王脩死后，他的母亲见此帖是儿子的心爱之物，便把这件《尚书宣示帖》作了殉葬品。

锺繇书迹的毁佚方式当然不止殉葬，自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即307-317年间匈奴灭亡西晋的战争）以来，公私聚敛法书名画伴随着战乱、流徙，传世数量本来就很少的锺繇书迹就更是稀罕之物了。刘宋泰始六年（470）秘府所藏的“锺氏纸书”不过“六百九十七”字。

至唐朝，内府所收锺繇书迹，是与张芝、兄弟、王羲之父子归为一类的，因此未列具体数量。其后历经整理及汰除赝品之后的具体数量亦没有准确数字，但其总量不会过多。

宋朝大兴刻帖（刻帖已远不同于原迹了）。锺繇书迹见于丛帖中，太宗淳化三年（992）的《淳化阁帖》有锺繇书法《宣示表》《还示帖》（即《张乐帖》）《白骑帖》《常患帖》（即《常羸帖》）《雪寒帖》《长风帖》六种。

仁宗庆历五年至八年（1045-1048）刻《潭帖》（《长沙帖》）第一卷，见《力命表》《贺剋捷》（《贺捷表》《戎路表》）两种。徽宗大观三年（1109）《汝帖》收刻《墓田帖》；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刻《淳熙秘阁续帖》，收《荐季直表》。宋朝丛帖所见锺书，大抵不出以上十种。

明朝，还有一件传为锺繇所书的《调元表》，收刻在《泼墨斋法书》中。

汇总一下，锺繇书迹流传如下图：

（锺繇书变流传）

现在所见的锺繇书迹，不出上述十一种（即宋代十种加明代一种），皆刻本。而锺繇传世的著名作品，为《宣示》《力命》《荐季直》《贺捷》四表（上图标红），都是小楷。大概因为是呈送朝廷的奏表，因此都是正书。

1、《宣示表》。《宣示表》是锺书最负盛名的作品，对后世影响至大。

(《宣示表》局部）

目前所见的《宣示表》笔体平正整肃，隶意殆尽，与传世的王羲之楷书十分相似，所以后人定为王羲之临本。

2、《力命表》。《力命表》文字形体扁方，不及《宣示表》那样平整，笔体有迭宕之致，疏瘦自然，书体特征也有与王羲之笔体相通的嫌疑，因此，后人也认为是王羲之的临本。

（《力命表》局部）

3、《荐季直表》。《荐季直表》字势横扁，饶有隶书笔意；其结体颇显松散，又带有行书笔法，为传世的锺繇其他正书作品中所未见。不仅如此，此帖的笔画在锺繇作品中最见肥厚，纵向的笔画尤其明显，与“锺书瘦”的特征明显不吻合，估计是后人临摹失真造成的。

清代帖学家王澍断定其为伪迹。另，此表元朝以来，一直有一纸与刻本笔体相同的墨迹本传世，并有历代名家题跋，曾入藏南宋、清朝内府，毁于民国年间。

4、《贺捷表》。《贺捷表》中，横画、撇画和捺画伸展得过长，可见楷书形成之初保留的隶书写法，因此，《贺捷表》在写法上吻合一千七百年后考古发现的曹魏、西晋人的笔体真迹。可以说：《贺捷表》是现存锺繇书作中最能体现锺繇书法风格的作品。

（《贺捷表》拓本）

《贺捷表》中，纵向的笔画写得短促，横向的笔画写得伸展，即使字内没有横向的长笔画，也要通过结构的安排将字处理成疏散而横阔的状态，造成字的横势。

锺繇的书法，历代书家都表示了由衷的推崇和心悦的诚服。汇总锺繇的书法风格特征，可以用三个字形容：瘦劲、天然、古雅。

历史地位与影响

锺繇的书法成就及其历史性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对正书的形成有开创之功，为正书成为官方认可的正体字奠定了基础；二、为行书立法，使这一流便的书体得以迅速地普及。

锺繇书法对当世和后世的书法家一直具有影响力。但是，不同的历史阶段，情形也不大一样。汉魏之际，锺繇与张芝擅美。对锺繇名望的推崇和体态的效法，是并举不废。王羲之擅名东晋后，虽比肩锺、张，但是他仍然推重锺、张。“二王”之后，别开法门，锺书影响力骤减。到了当代，锺繇及其书法，终于成了一种书法理想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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