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着读杜牧的诗。杜牧的诗，除了满满的风流韵致之外，总也还夹着铮铮的剑气，所以我们说他是“剑胆琴心”，是书剑风流的真名士。
一、弟弟的眼病
我们知道，杜牧有一个从小相依为命的弟弟叫杜顗，很可能是小时候夜晚无烛却还硬要读书的缘故（前文说过，杜牧和弟弟一起在家庙时曾经有整整三年的“食野蒿藿，寒无夜烛”的困苦日子），杜顗的眼睛一直不好。
又或者他从小就有眼疾，因为据载他们的母亲曾长期禁止杜顗入学读书，大概到了十七岁时，杜顗才读了《尚书》十三篇，《礼记》七篇，《汉书》也刚刚读到了《贾谊传》。如果我们结合李白“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来做对比，杜家兄弟取得文学成就比李白小，除了时代原因，很可能也跟他们所受的早期教育过少有关。
（“五岁诵六甲”的李白）
早教很重要，不过这是题外话，杜顗错过了早教最侍时期，但杜顗仍然跟杜牧一样，也是二十六岁通过了进士试，甚至还直接获得了试秘书省正字、匦使判官的职务。有意思的是，李德裕很快给杜顗送来了聘书，节度巡官，“京衔”是试协律郎，协律郎是掌管音律的官，并不重要，有这个官衔，也只是为了寄俸禄罢了。李德裕这个动作看似很轻巧，实际上，党争的烦扰已经降临到杜家兄弟头上，杜牧显然是牛僧孺的人，亲厚程度前文已经说过。李德裕偏偏要邀请杜顗入幕，这至少说明，“牛李党争”在争夺人才方面，显然也是实力相当的，一对亲兄弟，却要分属在不同的阵营党同伐异，足见党争之烈，这也是这次党争危害长久的深层原因：大家想尽一切办法，不是为了强国，而是为了强大自己的利益集团。
到了公元837年（唐文宗开成二年），这一年很重要，因为诗人司空图（后来写《二十四诗品》的那位）在这一年出生，李商隐在这一年中了进士，杜牧的大儿子出生。也是在这一年，杜顗的眼病已经严重到几近失明的地步，任监察御史、分司东都的杜牧当然不能坐视不理，于是请假去同州请来了同州眼科医师石公集，相携前往扬州为杜顗治疗。
（李商隐小像）
从洛阳到同州（陕西大荔），再从同州到洛阳，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杜牧的假期超过了三个月。按当时的规定，职事官假期超过三个月，即合停官，相当于自动退职。就算再闲的职位，也不能长期不到职啊。
好在杜牧并不在乎，他很快在新任的宣歙观察使崔郸那里得到了一份工作：宣州团练判官，京衔是殿中侍御史内供奉。总之，杜牧再次入幕，虽仍然不能影响朝局，但生活不成问题，他也确实需要这份工资，弟弟要看病啊。
二、宰相被刺
中晚唐，大唐帝国的国家形势有多危难，至少有两次宰相被刺事件足以说明问题：
第一次是武元衡被刺，结局是当街斩首，当朝宰相因为平藩态度强硬，被藩镇势力（平卢节度使李师道）直接杀死，同时被刺的还有副宰相裴度，不过，因为裴度当天戴的帽子足够厚，刀未砍透，只受了重伤。试想，一百多米宽的大道，又在京城，多人护卫的宰相竟然眼睁睁被人割了首级，足见藩镇势力多么霸横。这是元和十年（815年）的事情；
（宰相武元衡在上朝途中被斩首）
第二次是宰相李石，事情发生在“甘露之变”以后，过程很是惊险：宰相李石在上朝途中，突然有流矢飞来，他当即受了擦杀，座骑受惊，本能向回奔跑，谁知到了坊口，又遇夹击，这次是利刃凌空而下，马因受惊，所以跑得飞快，生生被砍断了马尾，宰相的生死就在毫发之间。消息传来，人人自危，据说第二天，上朝的只有九个人。所不同的是，这次刺杀，是宦官仇士良的指使，唐文宗知道，大臣们也都知道，但谁也无可奈何，最终的结果就是李石离京避祸，南下江陵出镇荆南了事。这一次，是开成三年（838）的事情。
（甘露之变时的大唐）
两次宰相被刺，其间相差不过才二十多年，一次来自外部藩镇，一次来自内廷宦官。杜牧时代的大唐帝国，在内外交困中消耗着最后的一点精气神。
也就是在李石被刺的这一年冬天，杜牧却收到了新的任命，让他回京担任左补阙，史馆修撰。
不过，杜牧并没有马上就赶去上任，他太熟悉京城那些事儿了。
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我们需要把眼光放回到杜牧二十岁时，因为就在那个年纪，杜牧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十一家注孙子》书影）
杜牧在他的《注孙子序》里说：
“某自此谓幼所读《礼》，真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为数。及年二十，始读《尚书》《毛诗》《左传》《国语》、十三代史书，见其树立其国，灭亡其国，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圣贤才能多闻博识之士，则必树立其国也；壮健击刺不学之徒，则必败亡其国也。然后信知为国家者，兵最为大，非贤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败灭，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虚也。”
20岁之前，杜牧已经认为《礼》中所教的东西“不足取信，不足为数。”说什么“礼”啊，没有实力，礼都是虚的，他认为“树立其国，未始不由兵也。”或者这正是杜牧后来专心致志钻研《孙子兵法》的原因。对于杜牧来说，《孙子兵法》里开宗名义讲的一段话“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实在是天下至理。
（杜牧画像）
现实也很有说服力，李师道手里有兵，他可以去刺杀武元衡，可以不服朝廷管制；仇士良手中有兵，连皇帝也完全可以控制在手中，刺杀李石，只不过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普通手段罢了，实在惹急了，直接“换”皇帝，也是可以做到的。
朝廷手里没有兵权，兵权都在宦官手里，这使获得新官职的杜牧犹豫了。尽管这个官职相当不错。
左补阙、史馆修撰，左补阙，言官，天子近臣，朝局能说得上话，职位清要；史馆修撰，代国修史，前任宰相薛元超的三个终身憾事，到这一年为止，杜牧全部完成了。最初以进士擢第，娶了五姓女（崔氏是杜牧的第二任妻子），这次就要进长安修国史了。我们无法断定这一次杜牧是如何获得这个职位的，因为当时的朝廷里，四位宰相，杨嗣复和李珏两位是“牛党”，郑覃、陈夷行似乎是“李党”，你看，多平衡，又是多么误国！究竟是谁的提议让杜牧走上了这样一个职位，答案已经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
四、一首“翻案诗”
杜牧很会写“翻案诗”，比如“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又比如“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所谓的翻案，就是因为诗人的视角和结论不同常人。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首诗同样是这样的“翻案诗”，诗的标题是《题商山四皓庙》，全诗如下：
吕氏强梁嗣子柔，我于天性岂恩仇！
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
“商山四皓”是秦朝末年四位信奉黄老之学的博士：东园公唐秉、夏黄公崔广、绮里季吴实、甪（lù）里先生周术。这四人为避秦乱而隐居商山，结茅山林。由于四人德高望重，汉高祖刘邦立国后多次请他们出山为官，四皓坚辞不至。
（商山四皓）
后来刘邦宠幸戚夫人，打算另立太子，吕后急找张良商量，张良便出计请商山四皓出面。后来商山四皓被太子刘盈请去，成为太子上宾。刘邦见太子有四位大贤辅佐，消除了改立赵王（戚夫人子）为太子的念头，刘盈后来继位，为汉惠帝。因此，历史一般认为：“商山四皓”起到了“安刘”的作用。
但实际情况呢？由于汉惠帝性格懦弱，吕后生前大肆培植吕氏势力，朝政其实在吕氏手中控制，天下，几乎就在吕氏手中。
（影视作品里的吕后）
吕后死后，诸吕造反，太尉周勃设计进入北军，集合部队，命令“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结果士兵们全部脱掉了左边的衣袖（左袒）。控制了北军之后，周勃又灭掉了不肯顺服的南军统帅吕产，随即扭转时局。如此推算，对刘氏江山起决定作用的是“商山四皓”吗？显然不是。
吕氏强梁嗣子柔，我于天性岂恩仇！吕后强硬狠毒，野心勃勃；她的儿子孝惠帝刘盈，却仁爱温善，软弱无力。诗人在想，难道人的天性就是互相恩仇对立，互相残杀，行凶作恶吗？
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按照诗意，这里的南军，应当是“北”军（杜牧当然熟知这段历史，南军并没有参与袒袖的选择。可能是限于音节平仄，只能写成南军），如果不是北军的将士们都纷脱掉了左边的袖子，“商山四皓”到底是安刘，还是灭刘，还很难说吧！
（“袒左”的周勃）
杜牧在赴长安任职的路上路过商山四皓庙时，有感而发写成的一首诗，在杜牧眼中，人心向背才是决定汉王朝是否安稳的决定性因素，而不是什么须发皆白的“商山四皓”，如果不是周勃以人心向背控制了北军，天下早就不姓刘了。
此时的杜牧，已经离长安不远，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首明显剖析汉代朝局的诗呢？很大可能是他早已经意识到，此次长安之行，无论如何努力，都不会有好的结果，天下人心丧乱，更重要的是，军队不在朝廷手里。想一想也是：宰相都不能保证人身安全，杜牧的不安和犹豫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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