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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音乐,停摆50年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人教版教材插画的话题也还在热议。

但小印今天还想讨论另一个话题,关于中国儿童音乐。

可以说,中国儿童音乐几乎停摆了50年。
 



儿歌去哪了?

人们常说“中国乐坛的黄金期已经过了15年了”。

但在一年一度的儿童节,当这句话的主语变成儿歌,数字可能得变成50年

《卖报歌》是1934年的,《让我们荡起双桨》是1955年的,穿花衣的《小燕子》从1957年飞到现在,《春天在哪里》也是1981年的老歌了。


90后引以为豪的《一分钱》,也不是自己的。

因为它诞生于1965年。

不过由于传唱了太久,所以到了10后,为了体现进步,有人提议改词。

因为如今的孩子没有见过“一分钱”,所以要把它改为“一元钱”。


孩子们的确没机会见到一分钱,但现在一元钱也很少见啊。

建议改成二维码,更贴合时代需要。

乐坛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符合时代特征的、适合广大少年儿童传唱的新歌了。

孩子们跟长辈之间代沟跟毛细血管一样密集,但只要一唱起《一分钱》《让我们荡起双桨》,祖父祖母和孙儿孙女,都可以无缝衔接。


一时说不清这到底是经典的魅力太大,还是儿歌创作的断层太严重。

这几年的儿歌内容也常常“剑走偏锋”。

经常会出现这种奇葩歌词:


不仅歌曲质量堪忧,一些经典也被人们曲意解读。



难道是我们没人写儿歌了吗?

问题恰恰在这里。

国内每年都有儿歌产出。

人民音乐出版社每年都会出一本《快乐阳光》少儿歌曲集,每年都会有150多首的新歌与孩子们见面。


还有《妈妈想我啦》,专为留守儿童创作,在2016 年初还被评为 “童声里的中国” 创作大赛最佳校园歌曲。

但你听过吗?

有的人可能都不知道国内还有专门评选儿童音乐的大赛。

©Gombri-lifir

百度上搜索出来儿歌大全,90%以上的歌曲还是几十年前的作品。

孩子们天天哼唱的要么是爷爷奶奶辈的老歌,要么就是《小苹果》《老婆最大》这种从广场舞大喇叭里学来的歌曲。
 
 
 

儿歌为什么“唱不响”?

很大原因是它传播途径不再像以前那样集中了。

以前的儿歌传播方式主要有 3 种:

一是通过电视晚会,最典型的就是1991年春晚的《鲁冰花》。
晚会传播依赖于电视,当年一家能有一个电视就是相当奢侈,而且也收不到几个台,一年到头最大的娱乐事件就是春晚。

所以春晚上的儿歌能一唱就红,一红就红十几年。

1991年春晚,甄妮演唱《鲁冰花》

二是作为儿童影视主题曲插曲。

《让我们荡起双桨》出自1955年的电影《祖国的花朵》;《小燕子》出自1957年电影《护士日记》。

更别提八九十年代国产动画片繁荣那段时间,《黑猫警长》《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蓝皮鼠大脸猫》至今也脍炙人口。

那时候娱乐消费方式也很匮乏,每天就是大风车、动画城、七巧板轮番轰炸,想学不会都难。


三是专攻儿歌创作的作曲家作品。

贺绿汀的《四季歌》,聂耳的《卖报歌》,潘振声的《一分钱》,谷建芬的《采蘑菇的小姑娘》,左宏元的《蜗牛与黄鹂鸟》,刘文正的《兰花草》……


在那个唱片没有被网络瓦解的时代,歌手出专辑是可以赚到钱的,所以不少专业歌手或团体都会唱儿歌,这对歌曲的传播有很大贡献。

邓丽君、卓依婷、甄妮、朱明瑛等等都唱过儿歌。

但现在,以上的条件都不存在了。

晚会没落了,电视不再是唯一的主流媒体,国产动画衰落了,唱片工业也网络化了,与之相随自然而然显得儿歌凋零了。

《丢手绢》,也是1948年的老歌了

前几年好不容易有一首《爸爸去哪儿》火遍大江南北,大人孩子都爱唱,可这首歌是综艺节目的主题曲,而且歌词也并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儿童视角。

像“搞定老妈绝代风华”“我也可以带你去火辣辣”,似乎并不适合在儿童间传唱,而更像一个亲子游戏,用来勾连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关系。

这就造成一旦节目不播了,歌曲也就成了空中楼阁,没有主动传播和记忆的动力。


从歌曲本身来看,现在不少儿歌也不利于儿童唱。

八十年代后,受西方文化影响,许多音乐创作者开始在儿童歌曲里加入流行歌曲元素,但他们没有考虑到儿童的歌唱音域,音程跳度过大,很难得到儿童的喜爱。

比如《我爱雪莲花》:


整首曲子的旋律发展,从“起”,直接跳到了下沉的结束句,然后补充了一个上扬的结束句,过长的高音就增加了儿童的演唱难度。

传统儿歌属于民间歌曲,民间歌曲主要依靠口口相传,旋律易记、歌词简明的作品更容易流传下来,对于理解能力较弱,但模仿能力较强的儿童更是如此。

那些流传较广的儿歌,普遍结构简单,旋律以模进为主,比较容易模仿。

比如“小兔子乖乖,把门儿开开”“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骑它去赶集”“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青翠的山林里”……


虽然在旋律和和声的结构上有一些差异,但它们都有大量的重复和模仿,适合传播。

因此,传统儿歌之所以经典也就容易理解了。

儿歌受众市场的变迁也让儿歌的传唱度越来越低。

建国以后的第一批儿歌,听众年龄的跨度较广,从刚懂事的小孩一直到初中生,都是《让我们荡起双桨》这类歌曲的目标听众群。

《让我们荡起双桨》还被选入语文课本

但是,这部分受众的理解能力、审美取向本身是不一致的。

以生理学中青春期的概念为界限,这批人可以分为孩童与少年。

这两拨耳朵之所以会欣赏同一类音乐,是因为当年信息传播渠道匮乏,能听的音乐太少。

而当媒介发达之后,孩子们的耳朵有了更多的选择,也有了更细致的需求,《让我们荡起双桨》这类歌曲的目标听众也就被分流了。

©JiananLiu

经历“青春期”的孩子会脱离儿歌的受众群体,进入流行音乐的世界。

对于这些少年,美国市场为他们准备了专属的流行音乐品类—— Teen Pop(青少年流行音乐),也叫 Bubblegum Pop(泡泡糖流行乐)。

1998-2002年的布兰妮,2001年以前的后街男孩,都是 Teen Pop 领域里的佼佼者。


但我们是没有“Teen Pop”这个概念的。

当流行音乐分流走了儿歌市场中年龄较大的孩子后,儿歌作品注定更加垂直于年龄更低的儿童。

所以现在的儿歌,越来越像幼教歌曲,大一点的孩子自然对它嗤之以鼻。

©Claire Prouvost

而且,现在的音乐人也不愿意创作儿歌了。

一来是因为收入太低。

知名儿歌词曲作家罗晓航就说:“给杂志写一首儿童歌曲,稿费是30元;给企业写歌大约是500元到1万元;给电视节目酬劳至少1万元,多则10多万元”。

©Natalia Zaratiegui

二来,比起成人流行乐,儿歌创作非常困难,在当前的环境下尤其如此。

儿歌创作要从儿童本身出发,但如果你在短视频软件上试用过儿童模式,就会发现现在小朋友们看到的内容形式几乎和成人差不了多少。

不仅有吃播、美妆、销售,还有讲解悬疑、谋杀故事的视频,只不过其中大多数的呈现形式把真人换成了动画。

©Nicko Phillips

时代在进步,我们的童年是过家家、捉迷藏,现在孩子们的童年是打游戏、看抖音。

这张签名照当时一定很值钱

生活方式的改变,确实很难再让孩子们感同《让我们荡起双桨》《一分钱》似的童年。
 
 
 

真的放弃这块大蛋糕?

其实,儿童是消费群体中非常重要的力量。

在国外,儿歌市场的商业化规模之大,专业程度之高,足以和成人音乐市场相提并论。

©Clare Mallison

不仅有完整的演出、艺人包装等商业链条,也培育出了专属于儿歌领域的偶像。

比如1991年出道的澳洲少儿组合 The Wiggles。


几十年来巡演不断,连续四年位居“澳大利亚收入最高的艺人排行榜”榜首,代表作品《DO the Propeller》等在很多国家都有极高的传唱度。
中国父母算得上最肯为孩子花心思下血本的家长了,国内的商家就甘愿放弃这么大一块蛋糕?

倒不是完全放弃,一些音乐公司也开始试水儿童市场,只是我国的商业性儿歌市场开发困难重重。

©AnnaKovecse

至于原因,小印猜测可能是这样。

从音乐本身来看,儿歌创作比较困难。

对于儿歌,我们很喜欢用成人的思维看待,将问题严肃化。

所以,相比流行音乐,我们认为儿歌更应该承担教化作用,情感是不重要的。

这就让儿歌成为一种“风险投资”,很容易被网友上纲上线。


更别说儿歌的创作收入远远低于流行乐,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没人愿意干。

诚然,儿歌是功能性音乐,但功能的基底是情感。

就像《人民的名义》里,祁同伟年轻时因为《一分钱》这首歌找到了身陷险境的人民,成为英雄;最后关头,也是因为这首歌,唤醒了他心中仅存的光明与正义。


教化的前提是情感和认同,不是目的明确的流程作业,这才是艺术的动人之处。

对于儿童的东西,不少人对市场化有本能的抵触。

很多人认为儿歌的服务对象是鲜嫩纯洁的祖国花朵,不能被市场化玷污。

但事实上,市场化能直接提升影响力,这种自发产生的影响力是任何人为的宣传推广都难以匹敌的。

规范的市场化运营如果常年缺位,反而会使孩子们更容易接受一些不好的文化。

©Tomoo Gokita

相信不少人应该在学校都听过一些“灰色儿歌”。

“一年级的小偷,二年级的贼,三年级的帅哥没人陪,四年级的美女没人追,五年级的流氓一大堆,六年级的情书漫天飞。”

如果儿歌市场化程度足够高,孩子们就能主动接受高质量的音乐,这种灰色儿歌自然就越来越少了。
©ThomkeMeyer

市场化的前提是消费,但儿歌本身的特殊性让它无法形成消费闭环。

儿歌的消费者和受众实际上是两拨人,儿童是受众,家长才是消费者。

有的时候,即便孩子喜欢,但大人从“为你好”的角度出发,可能会认为这并不适合小孩听。


没有经济来源的孩子自然无法为自己喜欢的东西买单。

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儿童产品与其说是瞄准孩子,不如说是瞄准家长。

这就是第三人效果

©Andrea Zanatelli

所以比起儿童音乐,我们更愿意打造少年偶像

因为这样人们的关注点就会从音乐转向形象。

一个积极阳光的形象可比承担教化的音乐创作简单多了。


少年偶像不仅能把低龄儿童带入主流音乐市场,还能将一些原本可能并不属于这一市场的成年人带了进来。

这就将割裂的消费者和受众勾连起来,形成消费闭环。

©15kun

正如一些 “阿姨粉” 也疯狂追逐 TF 家族的少年明星,消费市场也因为对儿童群体 “腰包” 的榨取而变得低龄化。

在传播和商业紧密相连的今天,“儿歌”改头换面了,儿童本身也成为了创造商业逻辑的一部分。


思文这么吐槽过儿童审美教育的畸形情况。

在妈妈肚子里,听的都是莫扎特、G大调、小夜曲,出生后,立马换成“爸爸的爸爸叫爷爷”。

胚胎的音乐品味可能比小孩更重要

这可能折射的是另一种可悲的现象——儿歌不是一种值得欣赏的、有价值的艺术品。

家长不在乎,市场就更不在乎了,没有钱和推广渠道,创作者也在乎不起来。

儿童的音乐环境尚且如此,我们又拿什么来期待华语乐坛的下个十年?

由于儿童音乐市场化的资料实在太少,也没有采访到一些从业人员,所以这些只是个人猜测,如果正在看这篇文章的你是这方面的从业人员,欢迎留言或者联系我们。





 作者: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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