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金銮
微信版第719期
1919年“五四”运动的熊熊烈火在神州大地迅猛燃起，此时我已升入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后改为省立二女中，校址在现芜湖市十五中内，学制为五年，一年预科，四年本科)本科二年级读书，我曾参加了这个时期芜湖的反日救国学生运动。
60余年过去了，光辉的往事仍铭刻在记忆之中。当年领导学生运动的前辈和并肩战斗的姐妹兄弟们，风华正茂，满怀烈火般的爱国热忱，历历如在眼前。
大约是在1919年5月底6月初之间，芜湖安徽省立第五中学(即现在的芜湖市一中前身，校址在现在的安徽师范大学内的山上)的进步教师高语罕先生(他当时是五中校监，相当现在的教导主任)接到北京来电，他立即召集芜湖各校负人开会，商讨如何响应北京已发动的“五四”爱国运动，筹备成立学生会事宜。与会者多持观望态度，我校校监姚慎思则坚决反对，他认为男女授受不亲，是先辈传统的规矩，男女分校旨在斯也，成立校联，男女混杂，诸多不便。高语罕先生斩钉截铁地驳斥这种说法，他说：“请问你是男是女？贵校教师全是女的吗？贵校的男教师怎能与女教师一起工作？又怎能教女学生呢？”一席话说得姚无词以对。
由于高先生力主正义的鲜明态度，会议终于通过了成立芜湖学生联合会的决议案。各校学生立即组织起来，进行筹款(通过募捐)，租上二街一爿房子作为会址，挂出了“芜湖学生联合会”的牌子进行办公。这就是芜湖学联的创始。参加这个组织的只有省立五中、甲种商业学校(现芜湖安徽商校)、第二农业学校(现芜湖农校)、萃文中学(现安师大附中，当时是教会学校)及芜关中学和我们第二女子师范等五六所学校，其余象圣雅阁(现在十一中)等学校由于校方控制严密，学生难以活动，未能加入。
芜湖学联牌子挂上不几天，就被皖南镇守使马联甲(现在的芜湖市工人文化宫，就是当年镇守使衙门的遗址)派兵摘去了，並明令禁止学生的活动。但是爱国的青年学生并没有被吓退，同学们再接再厉，转入地下坚持斗争。没有办公室，便另找秘密处所，並常常更换办公地方，要开会临时决定地点。我们女师的同学出去开会怕被认出，便脱下校服换上便装，改扮成一般居民家的女孩子再出门。虽然随时都会有各种危险，但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学联在斗争中逐步壮大起来。
当时，像我们这样的女孩子，虽然出了闺房，但仍要守着学校这种大闺房的规矩。一个女儿家，谁敢在大庭广众中抛头露面？男女常常接触来往，纵然是开明家长能谅恕自己的孩子，而社会舆论方面的讥评也是人言可畏的，因此，我们女师的学生参加学联活动所受的压力比男生要大得多。女师成立学生会时，我年仅十六岁，同能说会写、年已二十岁的杨懿贞分别当选为正副会长，年幼的我属正，而能干的杨懿贞却属副职，其中原因有二：第一，我俩都不是本地人(杨是合肥人)，都无家长的监阻；第二，我之所以被推为正会长，是因我有伯父方介五这个后台。他在旧社会各界都很活跃。同学们曾打趣地对我说：“你怕什么？上午被捕，下午就会放出来。”
芜湖学联为了扩大爱国反日队伍，便通过各校的教职员携起手来，走上街头，宣传日本帝国主义的亡我祸心与国家民族面临的危机，唤醒同胞，共御外侮，抵制没收焚毁日货，以杜国家危厄。宣传时声泪俱下，甚至是跪地呼号，且诉且泣，极为感人。与此同时，我们还挨门挨户要求各商店在不卖日货的保证书上签字。可是许多店家不管怎么劝说都不肯签字，经了解，原来是畏惧商界统治势力的总代表一一商会。他们说，只要商会签字，我们保证服从命令。
于是我们便整队来到商会（即现在的芜湖市工商联办公处），但未曾见到会长汤善福。以后派代表几次到商会，汤善福均避而不见。于是我们派人日夜守着探听，一天得知汤正在商会里开会，我们几个代表立刻前去，从早晨等到中午，才见到他。我们向他谈了国家的形势，说了许多道理，希望商会能带动芜湖市商界群起抵制日货。汤却滑头地说：“我私人只有一爿米行，大米不是日本出产，无须签字。至于商会，未接到上级命令，不能签字。”谈判延续至下午，学生会代表通知各校同学赶来商会，陆续集结了四五百人（因罢课日久，本市学生均在家中，只有外地的住校生赶到，否则当不止此数）。
那天下着雨，天气阴沉，大家和泪诉说，哀求汤会长接受我们的要求，为抵制日货签署保证书。交涉直到傍晚时分，汤不仅无动于衷，还暗中请马联甲调来军队，企图镇压学生。
大家获悉后，群情激愤。我们女师一百多名学生，悲愤填膺，全队转至商会大门前，冒雨跪在泥地里，对着荷枪实弹的士兵们哭诉道：“国家 兴亡，匹夫有责。中国要是亡了，你们就没有责任吗？”痛切陈词，直说得士兵低下头来，当官的也为之动容，不一会便把军队撤走了。
我们又转过头来找汤善福，这时甲等商校的代表张承献怒不可遏，当时抓起桌上的茶壶，向汤的头部砸去，“当”的一声，汤会长立刻血流满面（翟宗文先生在《安徽史学通讯》上发表的回忆文章，谓此举系杨懿贞所为，乃记忆之误），我以童子军队长身份，当即指挥同学们用童子军棍，把会议室内的所有陈设统统砸烂。直到晚上八点多钟，商会的秘书出来求饶说：“今天会长已受伤，急待送往医院，改日再谈吧。”我们全体代表忍着饥饿斗争了一整天，只得返回学校，时间巳是晚上九点多钟了。
事后，马联甲向各校追査“凶手”，并要各校排队，让他们点名査对。各校当局均回答说：“人多，不知何人所为。”张承献则表示“一人做事一人当”，愿挺身而出。我们坚决反对，劝他暂避。由于张面部有麻点，怕易被查出，我们学生一致坚决反对排队点查，马联甲最后也只好不了了之。我们芜湖学联在这次爱国反日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传播了 “五四”爱国精神，在芜湖产生了深远影响。
1921年间，安徽省长倪道烺和省参议会，决定减少教育经费，扩充军费，激起本省教育前辈如光明甫、李光炯、徐皋甫、卢仲农、刘希平等人的愤怒，联合向省政府抗议。全省学生立即响应，纷纷游行示威。安庆学生向省政府、省参议会及省教育厅，芜湖学生向皖南镇守使、县政府、教育局分别提出抗议。安徽省政府悍然派兵向抗议学生开枪，当场打死安庆师范学校学生姜高琦，并打伤周绍基（周于次年死去）更激起了全省学生界的怒潮。
为了声援安庆学生惨案，芜湖学联派了十几名代表赴省会参加姜高琦的追悼会，开展更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其中我们女师的代表是我和杨懿贞，以及徐、张两同学，高语罕先生所在的省立五中，还派了卢伯荪老师陪同护送我们。追悼会和示威抗议活动，在安庆举行了一个星期，并给姜盖了一个血衣亭（木质小亭），内挂姜的血衣。然后各地学生代表分赴各较大城市，进行扩大宣传和发动示威游行，所到之处，人心激愤，同仇敌忾，斗志昂扬。
愈演愈烈的安徽学运，终于迫使当局作出让步，更换了省长和教育厅长。继任的省长是许世英，教育厅长是江彤侯，这两人对付学运的方针是“釜底抽薪”，对学潮中的先进分子给以公费送往国外留学，如周新民、方乐周、朱子帆、翟宗文等派赴日本，高语罕被派往德国，高先生以后在沪病逝，由学生为之料理后事。
我当时因家庭不肯支持，自己也有些胆怯，未立即出国，所以在毕业后任教两年，略有积蓄，得吴学谦等同学帮助，始于1925年负笈东渡日本留学。
我认为“五四”时期，芜湖的学生运动之所以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与高语罕先生的领导是分不开的。我们开会他经常參加，记得有一天开会后，离先生送我一本线装黄布面的进步书籍，要我细读。井嘱妥为保存，不可转借他人。当年，学校当局为防止“左倾”，到处搜查进步书籍，我怕惹祸，接了高先生的书后，密存箱底，阅览后即“完璧归赵”。现在想起来，当初如能细细研读，那么以后我走的必将是另一条路。
缅怀语罕先生热爱祖国，追求真理，提携后进的高尚品德，不禁油然起敬。
弹指八十载，往事历历在目，每每忆及，不胜低回神往。我经历了前清、民国、人民共和国这三个历史时期，大浪淘沙，由我的自述中可以看到这点，我的经历也说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现时正值国家改革维新之际，我也许见不到这成功之日，但据我的经历可以肯定，我国也会像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一样，能够飞跃发展，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一生经历甚多，现择要记述如上，不使史料湮没，或有益于后人。
1985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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