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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定涛:我的高考记忆

我的高考记忆

赵定涛




Memory


我们是很特殊的一代人。幼年遭遇灾害,藜藿不能果腹,身体发育不良;少年恰逢文革,学业时断时续,先天知识不足;青年社会失序,学校停止招生,过早进入社会。

我参加过广德县文革前最后一届高小统考,以宋家村小学第一名的成绩进入祥凌完小读书。可是,一年后便因文革辍学,参加生产队劳动近三年。十二三岁跟在妇女组后面拔草、割稻、积肥,每天记3到4分工(成年人为10分)。1970年,各地兴办五七中学,在胡胜德等几位年轻老师的建议和帮助下,于该年4月插班进入广德县赵村五七中学读书。

我参加过安徽省文革期间唯一一届中考统考,即1972年冬季的初升高考试,以流洞片区第二名的成绩进入流洞高中学习(第一名叶如钢同学后来成为安徽省七七届理科高考状元)。不到一年,便因“反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运动而中断了正常学习。

印象最深刻,也是关系到我命运转折的一次考试,是七七年中国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招生考试,通过这次考试,在高中毕业返乡务农三年之后,我再次重返课堂,进入安徽师范大学物理系读书。

凡事都有两面性。饥饿的经历砥砺了我早期的记忆力,曲折的求学过程让我对学习机会更为珍惜,青少年时期近六年的社会磨炼使我对人生和社会有着独特的认知和感悟。在高考之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无论遇到何种困难和挫折,与过去经历相比,都不过是“a dish of cake”。

回想当年的高考经历,恍若隔世,又历历如昨。对比于现在参加高考的学子们,我不知道是该庆幸自己,还是该羡慕他们。

1975年1月5日我离开流洞中学回乡,前两年在生产队劳动,参加了冬耕、春播、双抢、秋收,从事过几乎所有农业劳作环节,具备了一个熟练农民的基本技能。村里老农说我是个做农活的命,也是块做农活的好材料。至于我自己,虽然心有不甘,也做好了终身务农的思想准备。与村里其他农民的区别在于,上工之余,坚持习作,不仅写小说,也写剧本和歌曲。期间也曾有流洞中学及广德县文化馆等单位借调我去工作。当地领导认为农村也需要人才,于是就留在村里。1977年春,村小学办戴帽初一,抽调我到小学当民办教师,教初一数学及小学自然等科,算是落实了人才政策。

1977年秋,风闻要恢复高校招生,开始并没在意,感觉是很遥远的事情。即便恢复高考,对我来说也不一定有报名资格。等到高考正式启动,才意识到:高考,真的来了!

从通知高考报名到参加考试,只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对于我们这样离开学堂、放下书本多年的人来说,高考无疑是场遭遇战。

我也想过要利用短暂而宝贵的时间复习备考。一来没有考试大纲,没有考试范围,没有复习资料,几年前的中学课本已被鼠啃虫咬,残破不全,无从着手;二来工作特别忙,白天学校从早到晚全天有课,晚上参加文艺宣传队的冬季巡回演出,作为节目主创和乐队操琴,自然不能缺场。直到高考前两天,才请假去县城参加考试。由于从通知报名到考试,前后时间很短,大多数人近乎都是在裸考。所以,我很幸运当年的决策者是仓促之间决定提前恢复高考,才没有让我们这些在复习时间、复习资料、考试信息等方面处于明显劣势的乡村考生在备考的起跑线上输得太多。

考前得知砖桥中学有老师义务讲解题目,曾经抽空前去听过半天成善祥老师的物理答疑课。这就是我高考前所作的全部知识准备。我没有奢望真的能考取大学。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是假高考,就当是体验一下高考的经历;如果是真高考,高考之门洞开,寄望功在来年。就这样,我抱着高考体验和政策观望的心理,走进了1977年冬季的高考考场。 

没钱住店,我和同学卢贤良住在城里我表姐家里,步行去横山中学参加考试。后来当我表姐得知卢贤良和我双双考入大学时,不无自豪地说她家是风水宝地,一次考走两个大学生,录取率百分之百。

走进考场时的心情复杂而庄重,打开试卷时的情绪略感紧张。一旦开始答题,亦能做到心无杂念,尽其所能。

作文题目二选一,我选做的题目是《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座位是第一排,监考老师就站在我面前。见我20分钟没动笔,在我面前直踱步,估计是为我着急了。思路形成了以后,一气呵成,提前交卷。 

政治题大部分不需要死记硬背,但是要规范回答并非易事,基本上是凭着政治悟性和社会常识撰写答案。有一道题是要求写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同名歌曲虽然耳熟能详,但却不能完整默写歌词。犹疑之际,忽闻来自后排的低吟浅唱之声,于是一边合着歌曲旋律,一边编排歌词。

数学和理化荒废已久,概念性和推导性的题目尚可敷衍,记忆性和较为复杂的题目则难以应付。物理试卷顺利答完,这应该感谢恩师成善祥的那段辅导课;数学得分十之六七,至于20分的附加题,连题目中的积分符号也不认识;化学除了少数基本概念题和简单计算,凡涉及复杂分子式和当量计算,莫不望题兴叹,一概留白。

从小学到中学,一向视考试为乐事,故有小时了了之誉。而关乎人生进退的这次高考,成为我考试场上的滑铁卢之役。自忖录取无望,也就暂且抛却脑后了。谁知过了不到两个月,记得是在1978年春节后的正月初五,竟然收到了安徽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是意料之外,还是情理之中。

过完元宵节,带上简单的行装,于正月十六前往大学报到,开始了全新的大学学习生活。

我和这届其他同学们一样,深知学习机会难得,也明白自己在知识上的严重欠缺。如果把知识看成一张网,我的这张网肯定是漏洞百出。因此,除了织网,还要补网。例如英语,原来只学过几句简单口号,要从头开始学。我与一些原来学俄语的老三届同学一起被编入了英语慢班。我规定自己蹬厕所要记5个单词,排队打饭要记10个单词,晨跑散步要记10个单词……每天晚上睡觉前要温习巩固至少50个单词。就这样,通过半年的突击攻坚,完成了大学英语和新概念英语的词汇积累。在第二学期举行的全校英语竞赛中,我的成绩名列前20名,获得二等奖,令英语快班的同学们侧目。后来考研时获得英语高分,也得益于这半年突击学习打下的基础。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远大目标,没有外部压力,却能做到在学习上如饥似渴,如醉如痴。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大学生的真实状况。驱动我们自觉学习的,应该是对于那个年代朴素的感恩之心、弥补和追回失去年华的急迫需求和决不服输的执着精神。

曾经有不少朋友对我选择学习物理感到意外。那是因为我觉得物理是最不需要死记硬背的学科,因而是最具有魅力的学科。还有一个具体原因,就是有老师质疑我的文风放荡不羁,恐难行稳致远,建议我学习理科。也有朋友对我考研时改考哲学专业感到不解。其实物理学与哲学看似属于文理两端,实际上在抽象思维上是直接相通的,区别仅仅在于量化试验与思辨顿悟方法的差异而已。至于后来转而从事管理学的研究,这归因于中科大宽松而自由的学术环境和学科布局及发展需要。中科大管理学院业务骨干由数学、计算机、信息技术与自动化、经济学等学科的学者组成,属于文理交叉、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院。年届40的我,进入管理学院后,实现了从一个文艺青年到理科男,到哲学愤青,再到管理学工作者的循环,也找到了愿意毕生为之奋斗的职业方向。

作者简介
赵定涛,广德砖桥人。现为中科大二级教授、博导,中科院特聘教授,中科大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安徽省徽商发展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战略管理与政策分析。历任中科大人文学部副主任、党总支书记,管理学院公共管理(MPA)中心主任、高级工商管理(EMBA)中心主任、管理科学系主任、管理学院副院长等。曾主持和参与联合国教科文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国家部委和安徽省重点项目及胜利油田等企业委托项目50多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曾获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安徽省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中国MBA教育突出贡献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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