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冠封印的左副都御史詹沂
石 巍
01
挂冠封印
万历三十七年（1609）九月戊戌日，在上疏多次，却没有任何答复的情况下，署理督察院事、75岁的左副都御史詹沂将封贮好的督察院大印和朝服官帽放置在正堂之上，让随从赶一辆马车，静悄悄地出了北京城。
当日，督察院的官员们发现主要领导没了去向，了解缘由后立即上奏皇帝。其实早在十一天前，詹沂就封存大印，不上班了。御史徐兆魁上奏：“堂官詹沂印已封贮，万无视事之日，必且再疏，以代陛辞决一去，以明臣节，万惟早体其情，而听其去，阖词请之。”对于这封奏折皇帝没有回应，这位皇帝早已是出了名的怠政皇帝，自万历十八年起，已有二十年不上早朝了。许多奏疏被束之高阁，留中不报，在他看来，官员们动不动就上疏弹劾，互相诋毁，惹得他心烦，最好不予理睬，庞大的官僚机构自有其运转机制，离了谁都可以照转。然而这次却不同，詹沂真地走了，督察院没人管事了。
明代的督察院是掌管全国风纪的最高机关，其主官左都御史正二品，与六部尚书地位相同，同为九卿。虽然主官之位已空缺四年，现在连代理主官也走了，事系重大，皇帝终于批示了：“詹沂职在九列，为国大臣，乃不候明旨，擅自封印出城，洁身忘义，着冠带闲住。总宪官候旨点用。”詹沂是九卿之一，不等朕的旨意就擅自封印出城，虽然有点不像话，皇帝给出的评价却是“洁身忘义”，那么就随他去吧，保留身份，回家待着，至于督察院长官由谁接任，还是等朕的圣旨吧。
接到皇帝批示后，詹沂一身轻松，他终于可以放心回家了。明代中央大员不待圣旨就挂冠封印自行辞官的，詹沂是第一人。此后，三十九年十月丁卯，户部尚书赵世卿拜疏自去；四十年九月庚戌，礼部尚书李廷机拜疏自去；四十一年七月甲子，兵部尚书掌都察院事孙玮拜疏自去；九月庚辰，吏部尚书赵焕拜疏自去；四十二年八月甲午，礼部右侍郎孙慎行拜疏自去，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官场地震。这么多大员相继辞职，万历帝却不动怒，均允许他们致仕并安享晚年，与他那位经常廷杖官员的祖父嘉靖，和那位多疑猜忌、经常冤杀大臣的孙子崇祯形成天壤之别。
02
署院事四载
无官一身轻，在督察院主持工作四年多来，詹沂虽老成持重，谨小慎言，但在朝廷党争不断激烈的情况下，也确实芒刺在背，坐立不安。
明朝制度，督察院最高长官是正二品的左右都御史、副职有正三品的左右副都御史、正四品的左右佥都御史，一般带左的都御史驻京城，主持院务，而带右的则加总督或巡抚衔，巡视地方，成为一方诸侯。此外还有两京十三道的御史共一百一十人，均为七品衔，他们位卑权重，代天子巡狩，分驻各地，监督各地官员，可望风奏事。晚明时代，言谏之风甚剧，不同的政治派别都有御史助阵。大小官员哪怕一点点的风吹草动，都可以成为政敌的把柄，以至于朝廷上奏疏交锋激烈，你来我往，经常打嘴皮子仗。一些真正能做实事的官员对于御史们的弹劾，往往疲于应付，不堪其扰。
左都御史虽是御史们的长官，但那些有着各自派系背景的御史们并不怕得罪上官。万历三十三年（1605），左都御史温纯因伪楚王一案与首辅沈一贯交恶，遭到御史弹劾，遂上疏请求辞职。这年八月，在连下十一道辞呈后，皇帝终于同意温纯致仕，同时让左副都御史詹沂署理院事。
詹沂成为代理一把手后，所面临的第一要务是人员紧缺，工作难以开展。三十四年（1606）三月和七月，他两次上疏请求补任御史，在奏折中亟言事态之严重，“陪京缺督学，秋试缺监试，茶马关巡茶盐课缺巡盐，广西缺巡按，各省按臣报满缺代，在台诸臣如晨星，无可差者，乞为社稷计，亟下考选，潜消乱萌。”而然却都是留中不报。
署理院事才一年，万历三十四年（1606）九月，他却受到了来自礼科给事中汪若霖的连带弹劾。其时，南京户、工二部缺尚书，礼部缺侍郎，廷推故尚书徐元太、贵州巡抚郭子章、故詹事范醇敬。廷推是遇大臣出缺时推举新官员的制度，由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及九卿、佥都御史、祭酒等官员公推二至三人，报请皇帝圈用。
然而这次人事任命却被汪若霖搅黄了。他上疏说：“三人不足任，且举者不能无私。请自今廷推勿以一人主持，众皆画诺。宜籍举主姓名，复祖宗连坐之法。”他特别提到“原任南京刑部尚书徐元太，当其巡抚四川，擅征失律，匿败为功，被言谢去，今老悖不足任。”
当时，南京刑部尚书徐元太致仕归家已经十二年了。当年他任四川巡抚，平定少数民族叛乱，功盖一时，然而却屡遭弹劾，遂愤然辞职，没想到十二年后又旧事重提。元太与詹沂是同乡，年纪相仿，分别是府学生和县学生，中进士时间元太要早六年，二人分别在不同地方任职，交集不多。
推举元太复出是詹沂提出的，却给他人留下口舌，于是詹沂主动提出辞职。皇帝批复道：“詹沂既无私比，不必引咎，今后会推，吏部当折衷众论，面相评品，归于至当，方许疏名，毋得徒取画诺，其或举非其人，科道官即时纠正，毋待点后才说，纷纷猜付，以乖朝廷大公之体。”万历的批复是公允的，他首先肯定詹沂是忠臣，在推举上没有私心，不必引咎辞职。汪若霖所说也有道理，吏部今后再遇廷推应充分吸收各方意见，研究成熟再上报名单。汪若霖作为有监察义务的科道官，应在廷推过程中就及时提出，不应等到确定好了再说，以致官员们相互猜忌，严重损害朝廷形象。
万历皇帝朝服像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万历三十五年（1607）正月，即将迎来地方官员来京考核朝觐，这项工作自洪武以来就形成制度，外官三年一朝，朝以辰、戌、丑、未年。考核由吏部和督察院主持，等次分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等，其中不称职又有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八类，分别给予致仕、降调、闲住、为民等处分。外觐制度在明代初期，尚能循名责实，有奖有罚，然而到了万历时代，随着吏治日趋腐败，奖罚失据日趋严重，考核中请托贿赂之风盛行。
为此，三十四年（1606）十一月庚午日，詹沂上奏：“觐期在迩，合无责成吏部并本院及九卿各堂上六科十三道等官，各严拒馈遗，有暗投者，即从直纠发，则外官安肯自罹法网？”关键时候，发个通知，严明一下纪律是必要的，皇帝批复也很务实：“馈遗申饬，年来率成故套，今次务严加缉访，有仍前违犯者，小则拏送，大则参奏，期于各励名简，一清仕路，毋得因习陋习，大坏士风。”万历认为，禁止行贿受贿的饬令，发了不是一次两次了，此次督察院务必严加缉查走访，发现问题，小的直接拿送，大的向我呈奏，不要因为陋规陋习坏了风气。此时，吏部和督察院都是副职在主持工作，吏部侍郎杨时乔和詹沂以外觐考察之事紧迫重要为由，请求皇帝尽快任命一把手，可又是留中不报。
到了腊月底，各地官员相继抵达京城。除夕日，皇帝大宴百官，席间觥觞交错。酒过三巡，一些京官开始接受地方官送来的书帕，于是宴席嘈杂起来。这一切聪明的万历皇帝都看在眼里，他对左右说：“这些大臣啊，只有杨时乔、李廷机、詹沂清寂可念。”明代士大夫们相互结交，喜爱将自己的诗文刻印成书，用方巾手帕包裹送人，称为书帕。万历时期，书帕已经演变为行贿的手段，表面是送书，其实里面却夹着银票，这样做不但没有行贿的痕迹，而且显得“风雅”。万历皇帝非常了解这种陋习，在这个全民逐利的时代，连贵为天子的皇帝也经常为钱的事发愁，何况那些大臣们呢？然而，杨、李、詹三人还是清正廉洁的。这三位当时都是以副职署理本部院事务，杨时乔、李廷机分别是吏部侍郎和礼部侍郎。后来，李廷机成为阁臣，而杨时乔和詹沂却一直未能提拔，时人为他们感到惋惜。
外觐结束，清明祭祀在即，祭祀费用开支需有御史监督，往年有十八名御史负责此事，后来减少到九人，如今在京御史只有二三人可用了，于是詹沂请求补员：“今清明屇期，陵寝祭扫额用，御史监视。查故事，用御史十八员，迩者减至九员，今在京御史除以病注籍外，仅二三人，无可应者，禋祀大典缺焉不光，宜速行议补。”
詹沂上疏前一日，吏科给事中熊鸣夏也上疏禀奏殿试缺人：“前月晦日闻会推宣大督臣集阙下者，仅三侍郎，一大理卿，四人而已，堂堂圣朝，何遽乏人至是？今廷试屇期，大臣读卷官旧有定数，查上年登科录，尚有二大学士、四尚书、一左都御史，乃今则司马久已杜门，司农尚未视事，区区一阁臣，未知果否趋朝，倘阁臣正卿俱未出，而列之试录以传天下，载之史册，以垂百世，谓今日何如景象乎？”科举殿试、清明祭祀都是国家大事，官员缺额如此严重，内阁只有朱赓一人，七卿只有赵世卿一个尚书，其余均是副职署理，如此景象如何是好？可神宗仍然不予答复。
到了清明后一日，吏部最终确定了殿试读卷官，分别是大学士朱赓、户部尚书赵世卿、吏部左侍郎杨时乔、礼部右侍郎杨道宾、黄汝良，刑部右侍郎沈应文、工部右侍郎刘元霖，副都御史詹沂、大理寺卿郑继之、詹事吴道南、庄天合等十一人。此时，据廷试日只剩三日了，好在廷试顺利完成了，共决出二百九十八名进士，一甲三人黄士俊、施凤来、张瑞图后来都相继入阁，担任重要职务。殿试过后，内阁首辅朱赓再次提请先补吏部尚书及左都御史两个要职，还是不获批准。
九月戊辰，詹沂又上一疏，涉及巡盐御史任命事项：“盐课，边饷所急需，而两淮课额又急于长芦，据其稽核，全赖巡按，今巡盐御史久缺，带管御史黄吉上复改巡漕，故督理乏官，课额亏减凡七十余万，九边待哺，将若之何？臣等计穷，不得已为改差之请，故以宣大报满御史乔允升改差山西，以山西报满御史康丕扬改差两淮，列名需命，日复一日，诚念军需之重，国课之急，封疆要事，不可诿之无人，宜令各官遵限赴任。”这次，皇帝批复了，盐课是事关国计民生和边疆安全的大事，盐税收不上来，边饷发不下去，这是大事。詹沂已将人事拟好，那就准奏吧。
新任两淮巡盐御史康丕业，山东陵县人，进士出身，既是学者也是干吏。他在扬州督理两淮盐务的同时，还挤出时间进行学术研究，“铨叙艺林，嘉与士类”。他主持刻印的《重编东坡先生外集》86卷，《苏轼自撰年谱》1卷，校核精良，成为后世追捧的善本。三十六年（1608）五月，他疏请朝廷将“存积课银三十五年见征者解进其三，十六年以后并余盐银尽行停免，以昭朝廷宽恤吏民，裕国济边至意”，又疏请挑浚盐河，皆被准允。然而，两淮盐政这一肥缺确实引入嫉妒，康丕扬上任不到一年，即遭人弹劾。三十六年九月，兵科给事中胡嘉栋论劾他“大奸捍网，请乞褫夺”。不过万历皇帝没作批复。
明代的紫禁城
同月，詹沂也遭到来自礼科给事中周永春的弹劾：“滇抚妄杀冒功，按臣周懋相不以白简胪列，溺职欺君，不可一日留于地方。乃左副都御史詹沂曲狥人情，惮于更差，报君之心已灰，纳贿之门如市，尚可俨然豸绣之上哉？”这封奏疏堪称恶毒，对巡按御史周懋相没有上报云南巡抚妄杀冒功这件事，詹沂怎么有过呢？说詹沂曲从私情，怕调动御史，更是无中生有，詹沂多次上疏请求任命各地缺额御史，调动任满的御史，这些皇帝和内阁都是知道的；还有说詹沂收受贿赂、门庭若市就更是恶语中伤，无所不用其极了。对于此疏，皇帝没有理睬。明朝设六科给事中，掌侍从、谏诤、补阙、拾遗、审核、封驳诏旨，驳正百司所上奏章，监察六部诸司，弹劾百官，独立于六部和督察院之外，与御史并称科道官，虽然只是七品，却品卑而权重。
继而工科给事中王元翰又奏一疏，弹劾包括詹沂在内的四位大臣：“近年以来，夷变、水变、地变、天变，请亟罢辅臣朱赓、枢臣萧大亨、宪臣詹沂，并严谕计臣赵世卿，谓更有极虑二，大变不在此天鸣、地震、洪水、夷狄之内，得官如命，笑骂由人，孜孜富贵，衰老愈浓，不知止足，不知廉耻者，大小臣工之变也。一人言之弗听，举国言之弗听，天下人言之弗听，甚至天告地诉亦悍然弗听者，近日上意之变也，有上意之变，斯臣工之变因之，故佥谓挽圣意与臣工之变难，挽天地洪水夷狄之变易。”这篇奏疏言辞更加激烈，说天下局势越来越差都是大臣们老朽腐败、昏庸无能造成的。应将内阁首辅朱赓、兵部尚书萧大亨、左副都御史詹沂通通罢免，户部尚书赵世卿要让他好好反省。虽然，万历皇帝对此仍置之不理，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朱赓等纷纷向皇帝打辞职报告，皇帝仍然不是留中就是不允。
这年十一月，连续乞休二十余次未被批准的首辅朱赓死于任上，年七十四。詹沂对此深感不安：朱阁老只比我大一岁啊，自己也已过古稀之年，不能就这样死在京城吧。署理了三年院事，既未能升任正职，也未调来正职，各地御史缺员一半，他多次上疏极呈其弊：“天下按差不过三十余处，而今缺其半，九边则辽东、宣大、甘肃皆迫邻戎虏，为屏藩重地，而陕西之茶马，河东之盐课，皆与辽东等差并急，各省则淮阳、广东、福建、江西、云南皆缺，而广西缺已四年，陕西、贵州亦候久不代。此国家二百余年所未见者。乞下考选之疏，命诸御史实授差遣。”重要工作如边防、盐课无法有效监督，许多御史任满后无人替补，自己的上疏又总是留中不报，工作越来越难干，精力也已经跟不上了，真是命苦啊。
如此战战兢兢过了一年，万历三十七年（1609）五月，他举荐的康丕扬又遭人弹劾了。这次经有关部门认定，康确系有罪，应受处分。然而詹沂惜才，不顾自身安危，为他辩解，说他屡遭弹劾，郁抑成疾，早已经打好辞呈，姑且请求免于处罚，责其回家思过。万历批准了詹沂的请求，没有治康丕扬的罪。康丕扬归乡后，教子课艺，整理地方文化典籍，直到崇祯五年（1632）以81岁高龄去世，崇祀乡贤。
康丕扬回家了，詹沂也想家了。想到自己出身寒微，凭着聪慧和苦读，考中进士，从知县开始做起，宦海沉浮四十载，现已官居九列，恩荣三代，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
03
宦海浮沉四十年
嘉靖十四年（1535），詹沂出生在宁国府宣城县北门外迎恩街一个匠人家庭。詹家祖籍徽州婺源县。宋神宗时有讳元臣者迁宣城，生二子，长子有相，进士及第，迁泾县。次子友端，为宣州知州吕好问所得士，政和丙午乡贡解元，任衢州西安县尉，在建德县防守戚方叛乱时中流失而死，县志有传。有端公十世孙庆寿，当元末明初之时，居城内魁星巷，以手工业为生，被编入匠籍。庆寿公三子詹智迁北门外迎恩街，为詹沂太高祖，高祖景祥，曾祖仲贵，祖璇，父友相，生子五人，詹沂行四。詹沂元配黄氏，封淑人，早逝。继配张氏，封硕人，小詹沂25岁，为人磊落似男子，在詹沂赴京任职时，她一直留在家中，主持家政，先后为三子娶亲，为二女出嫁，一门秩序井然。
隆庆元年（1567）32岁的詹沂在应天府乡试中举，隆庆五年（1571）进士及第，廷试三甲182名，赐同进士出身，授江西新建知县，在任有惠政。万历四年（1576），擢南京吏科给事中。年轻的詹沂秉直耿介，仗义疏言。此时，自隆庆六年开始的星变仍未停止，星象变化在古代被认为是上天对凡间的预警，于是，詹沂与御史陈王道联名上“修实政以息天警”疏，纠拾户部尚书殷正茂、保定巡抚孟重、大理寺卿宋仪望、太常寺少卿方九功、南京鸿胪寺卿王樵时。
此后，在首辅张居正夺情案中，南京的官员都联名写奏疏挽留，而詹沂坚持不在奏疏上署名，他说：“事系纲常，吾不能媚宰相取讥后世。”等到居正回家治丧完毕，南京的官员们又联名上疏请首辅尽早还朝，詹沂表示反对，他说：“首辅本来就没有在家守满三年丧期的意思，我们这么催促他又为哪般呢？”詹沂是张居正任主考官时录取的进士，相当于他的学生，学生反对老师夺情，张居正对此深感遗憾。后来，詹沂调任山东按察司佥事，分巡东兖，刚好遇到改革精简冗员，被罢任回家。
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去世，朝廷上反对张居正的势力占了上风，詹沂是曾经抗争过张居正的人，被重新任用且升迁迅速，历任奉化知县（正七品），礼部祠祭司主事（正六品）、员外郎（从五品），光禄寺丞，十八年（1590）五月，升南京尚宝司卿（正五品），十九年（1591）十二月转南京大理寺右寺丞（正五品），二十年（1592）五月，升南京太常寺少卿（正四品），转太仆寺卿（从三品，衙署在滁州）。
同乡官员麻溶在赴任河南右布政使的途中病逝于滁州，家人无钱收殓，詹沂慷慨解囊，资助其回乡安葬。詹沂在任还曾代理应天府尹事。应天为帝国陪都，岁额丝价数万，按照惯例蚕丝税收的十分之一可以用于公务支出，詹沂却不接受这笔钱。因在陪都政绩卓著，他被提拔担任北京太常寺卿（正三品），并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十二月出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当时妖书案发，人心惶惶，詹沂协助左都御史温纯会勘此案，尽心竭力，力止株连。署理院事后，他更加老成持重，在咸宁知县满朝荐案和伪楚王案中，均秉公核查，分寸有度，平反冤狱，保护了一批无辜被牵连的人。
致仕归家后，他取皇帝的评价“洁身忘义”前两字，将其书房命名为“洁身堂”。从此，含饴弄孙，优游林下，开始了退隐生活。詹沂在朝中宾朋甚多，在乡间则门生故吏甚多，詹沂与夫人张氏又慷慨好客，对家族中贫困的亲戚常常接济，所以门庭若市。
万历四十二年（1614）八月乙巳，詹沂八十寿辰，恰逢其曾孙满月之喜，双喜临门，宾客满堂，亲朋好友皆为之拜寿称觞。此时詹沂身体状况良好，鹤发童颜，把酒飞觞，不在话下。宣城士人梅鼎祚、汤宾尹、钟震阳等皆作寿序赠之。汤宾尹在《大中丞鲁泉詹先生八十寿序》说：“江陵盛，天下奔赴江陵，为吏科不能为缘一，君典初第，投牒归卧，东林淮抚盛，天下奔赴……为副都御史不能为缘一，不佞断断朝次，有搏矣，自公归而同乡中外宦者十辈，退休敛冠，治田屋朝公府如殿辇，摄胥贩如僚长，耆英之盟，真率之会，少长于焉毕集，岁月托以逍遥，目宣为党，庶其在此乎？”赞誉了詹沂不肯攀附权势的气节，并以嘲讽的口气反驳了东林党对自己的污蔑，都是些退休在家、逍遥度岁的人，还能结什么党呢？
万历四十六年（1618），詹沂以八十四岁高龄卒于家中。逝世后，皇帝恩赐予以祭祀与丧葬的费用，由此节余下来的资金，不下数十镒，夫人张氏将其全部交给了长子应鹏。时人赞誉她“积而能散，俭而有礼，夫人其匪笄黛欤？”次年六月，长子应鹏上奏礼部乞请赠恤，万历皇帝下旨追赠其为左都御史，并荫一子入国子监读书。
詹沂的诗文后来汇编为《洁身堂稿》若干卷，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各地收缴书籍上报，《洁身堂稿》因“有诋毁触碍讥刺语句”，与宣城其他名人著述《姑山遗集》《街南文集》等同列入《四库禁毁书目》，“原版销毁，以绝根株”。目前，他的诗文只能在方志和族谱中看到一些。然而，上天怜悯节义之人，沈寿民《姑山遗集》和吴肃公《街南文集》劫后余生，于清末重现人世，并被今日编入《四库禁毁书丛刊》中，我们有直觉相信，《洁身堂稿》或许仍存于世，只是尚未发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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