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 陵 县 刻
《重刊经史证类大全本草》版本述考
月前，笔者在整理南陵奎湖秦氏宗族艺文志资料时发现，同宗邑举人秦凤仪曾和顺治间南陵知县杨必达等刊刻《重刊经史证类大全本草》并为之作序。
民国《南陵县志》卷四十三《经籍志》载，秦凤仪为之作序的《重刊经史证类大全本草》顺治丙申刻本在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中有记载，但未见其书。后笔者查阅《徐乃昌日记》发现，徐乃昌先生于1930年曾见过顺治补刻本，惜此时县志已成书数年，故县志中未能将秦凤仪序在经籍志中补录。
《重刊经史证类大全本草》系邑人王秋于明万历五年（1577）初刻，后有万历二十八年（1600）南陵知县朱朝望重梓本、万历三十八年（1610）彭端吾重印本及顺治十四年（1657）南陵知县杨必达补刻本。前一种为南陵尚义堂私刻本，后三种为南陵籍山书院官刻本。
《重刊经史证类大全本草》南陵诸本可追溯至宋药典学家唐慎微于公元十一世纪撰写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以下简称《证类本草》）。今人多知李时珍《本草纲目》，而知《证类本草》者甚少。在中华药典史中，《证类本草》之重要性及影响力不亚于甚至超过《本草纲目》，《证类本草》对宋以前的医药、草本研究进行了系统性的总结，在宋朝的不同时期，官方有《大观本草》《政和本草》《绍兴本草》药典颁行全国，因其官刻的身份故而有较高的权威性。明李时珍在编写《本草纲目》时即以《证类本草》为蓝本。
目前国内流传的《证类本草》相关刻本较多，总体依据宋徽宗年号“大观”“政和”分为《大观本草》《政和本草》。对于《重刊经史证类大全本草》南陵诸本而言，影响较大者为“大观系”元大德六年（1302）宗文书院本（卷首题《经史证类大观本草》，另附寇宗奭《本草衍义》二十卷）及“政和系”成化四年原杰翻晦明轩本（明成化年后刊行的《政和本草》多以成化本为底本）。
（一）《重刊经史证类大全本草》（三十一卷，二十册），明万历五年（1577）尚义堂刻本（国家图书馆、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等有藏）
该本题为《重刊经史证类大全本草》，卷末有“万历丁丑（1577）春月，重刊于尚义堂”牌记。至于尚义堂王秋本刊刻时所参考的底本来源，学界仍有争议。
万历五年（1577），王秋之子王大献在该刻本《后序》中提到：“本朝成化初，巡抚山东都御史原杰刻《政和本草》于东藩，吾郡（即宁国府）旧有大观刊本盛行于世……家君幸藏完本笥中……仍以寇宗奭《衍义》附于各条之后……”按王大献序文之意，万历五年（1577）尚义堂本主体参考的应是大观本（此大观本，据学者研究应为宗文书院大观本）。
李健在《清以前<证类本草>的版本研究》中将宗文书院本《大全》、晦明轩本《政和》与王秋本《大全本草》进行系统比较，认为：南陵尚义堂王秋本是以其家藏宗文书院本为底本，参校成化政和本而重刊的。
但目前学界的普遍观点认为王秋本名义上是以大观本为主要参照，实际是以政和本为底本，在成化《政和本草》基础上加入大观二年十月（1108）艾晟序和“大德壬寅（1302）孟春宗文书院刊行”牌子，并去掉了政和本的序和跋，同时保存《本草衍义》的内容刊刻而成。
（二）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朱朝望重梓（籍山书院重刊）本（据尚义堂王秋本翻刻，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等有藏）。
该本题名《重刊经史证类大全本草》。有关朱朝望本的介绍，徐乃昌在其日记中有提及，“《重刻经史证类大全本草》三十一卷（有三十卷，同此本）明万历覆元大德本。（三十卷本有万历丁丑1577王大献后序，无庚子牌子；三十一卷本有'万历庚子岁重锲于籍山书院’牌子）半叶十二行，行廿三字，白口单边。卷一首题知南陵县事楚武昌后学朱朝望重梓，春谷义民王秋原刊，庠生王大献引礼，程文绣仝校。卷二题春谷王秋捐资，命男大献、大成同校录。三十卷本微异，其艾晟序后有'大德壬寅孟春宗文书院刊行’牌子，又卷末牌子有'嘉靖丁酉（1537）孟春月吉楚府崇本书院重刊’十六字。旧志艺文志云：《大观本草》王秋重刊，不无简略。”（以上记载见《徐乃昌日记》庚申年正月二十三日，1920年3月13日）
笔者仔细核对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帝国图书馆）收藏的朱朝望本彩色电子扫描件（三十一卷本），发现《重刻经史证类大全本草》三十一卷本的卷末王大献后序之前的详细牌记为“万历庚子岁秋月重锲于籍山书院”。至于徐乃昌先生提及的三十卷本，笔者尚未见到原本影印件，亦暂未见其他学者有研究，备考。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万历二十八年朱朝望刊本
（三）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彭端吾（籍山书院重刊）重印本（据尚义堂王秋本和朱朝望重梓本翻刻，国家图书馆、绍兴图书馆等有藏）。
此本较万历二十八年朱朝望本增加了万历庚戌彭端吾序、万历庚戌金励序，书后仍留籍山书院牌记。
绍兴图书馆藏的彭端吾重印本（卷一仍列朱朝望重梓）
（四）清顺治十四年（1657）杨必达补刻本（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有其卷十二至卷三十一，卷一至卷十一缺。美国国会图书馆亦有收藏。另有藏本见国内拍卖行）。
顺治十三年（1656），南陵知县杨必达主修、秦凤仪纂修的顺治《南陵县志》（四卷本，今存卷一及卷四，藏国家图书馆）完稿，因诸学者之余力，乃补刻《重刊经史证类大全本草》。徐乃昌先生在其日记中亦有杨必达补刻本的记录：“（庚午年二月十九日）见《重刊经史证类大全本草》，题知南陵县事关东杨必达重梓，春谷义民王秋原刊，邑举人秦凤仪、许允成、何天骏，贡士刘笃生、刘弘基仝校，前有杨必达顺治丁酉（1657）孟夏序、秦凤仪顺治丙申（1656）序，又明万历庚戌（1610）彭端吾序、万历庚戌（1610）箕城金励序、万历丁丑（1577）梅守德序。县志据《郑堂读书记》未见其书。”（以上记载见《徐乃昌日记》庚午年二月十九日，1930年3月18日）
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顺治十四年杨必达补刻本
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顺治十四年杨必达补刻本秦凤仪序
综上，《重刊经史证类大全本草》南陵诸本的首刻本为尚义堂王秋本，其后的籍山书院三种刻本均沿袭于此。有关王秋本参照底本归类是宜归为“大观系”还是“政和系”，争议背后所揭示的共同点则在于，王秋本刊刻时确是综合了不同版本的资料，对底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增减，此种不严格遵守刻书要求的做法自然不免引起诟病，由此造成的后果是难免有嫁接之嫌，但结合版本学、文献学，乃至书目本身所承载的药典内容而言，其刊刻成果的最终面世往往体现着刊刻者在综合其实用性与经济性考量之后有所取舍的妥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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