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毓瑜
【作者简介】李毓瑜，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散文学会常务理事，曾在《四川文学》《山花》《科学文艺》发表小说、散文，并在《人民日报》《重庆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作品，并多次获奖。2015年出版长篇小说《蓝衣女人》，为2013年度重庆市扶持重点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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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住在重庆下半城一幢20世纪30年代、站立在抗战时期陪都的旧式走马转角的井筒子楼。
窄窄的楼梯，摇摇晃晃的扶手，一层楼一户人家，转角处放着一个铁皮蜂窝煤炉，就是这户人家的厨房。
我在这个井筒子楼长大，生下来见到的亮就是从高高的楼顶上、那几块模糊不清的亮瓦投下来的浑浊的光。光线在这个井筒子楼里珍贵得就像61、62年三年自然灾害时，几个人饿得眼冒金星而手里只有三分钱一个的烧饼。
井筒子前后楼曲曲折折共有十二三层楼，直直的站在马路边上。前楼临街，后楼则是一个小小的天井，天井里巴掌大的天，则是两边高楼几十户人家唯一的光线来源。我家住在只有几步楼梯的一楼的后楼，小小天井的光线射不到一层底楼我家没有玻璃洞开的窗口。门呢，打开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洞洞的楼道，密密匝匝的十多户人家，一家生火，全楼遭殃。
封闭的楼道，烟走不出去，烟雾缭绕是井筒子楼常见的风景。年久月深，井筒子楼的板壁、天花板、楼道都被熏得昏昏黑黑，整个井筒子楼就好像寒冬腊月熏腊肉香肠的大烘箱。冬天进得井筒子楼来，打着手电尚有几分探险的意味，在八月盛夏赤日炎炎的正午，从光明突然堕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就好像进了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闷热难耐，不仅打不着方向，且陡生一种落水连一根稻草都抓不住的恐怖感。
一寸光亮一寸金，我家大大小小六口子人就居住这板壁隔成的十六七个平方米的黑屋里。
那时我的梦想就是能住上太阳光从有玻璃的窗子照进来、推开门白天不用开灯的房子。家里不是只有几张睡觉的凉板床和用木板箱拼凑成的桌子，而是真正有铺着白底蓝方格桌布的大方桌，桌子上摆放着花……顶顶重要的就是家里有供我们全家大小入厕洗澡的卫生间。
井筒子楼是没有厕所的，解小手好说，用一个痰盂就可以解决，而解大手，必须到储奇门的城墙边的公共厕所去，八月大太阳毒日头也罢，寒冬腊月下雨也罢，穿过一条马路再倒个拐才能到河边的公共厕所。这是井筒子楼人每天必需的功课，民以食为天，吃了要屙，而储奇门城墙边上的公共厕所，则是井筒子楼人的救星。
井筒子楼还是一座不隔音的楼，夜里起来小便，楼上人“哗哗”的屙尿声，就像要从你的头顶冲下来。女人们害羞，晚上小解也怕“哗哗”声被楼下的人听到，就是浑身充满了尿意，也不敢酣畅淋漓地办事。
那时我除了梦想有一间推开门白天不用开灯的房子，我的心中还藏有一个秘密、从不向人说起的梦想，那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风月的渐知，想当一个作家。因为在我们家五姐弟中，我是一个丑小鸭。姐姐白面长身，妹妹迎风摇曳，弟弟壮实高大，而我，是姐弟中的五个鸡娃摆三行，横数竖数都没有人夸我的份。
外在不足内在补，我决心在这个黑屋里制造我的原子弹，写出长篇小说，当个作家，丑小鸭变成白天鹅。
而在我们贫穷的家里，也只好供奉文学，满足我制造原子弹的梦。当个钢琴家，要买钢琴，当个画家，要买画布、油彩，当个作家，到文具店买个一毛二分钱的软面抄笔记本，一支钢笔，梦想僦会变成现实。
那时青涩的我，背负着明亮住房与一个又一个长出青春翅膀的文学梦，生命因此朝气蓬勃。
在高度近视第一批免去农村当知青后，我做过清洁工、广播员、代课老师、挖土石方、剥桔子一系列临时工作后，终于在1977年以“永不改变职业、永远做个炊事员”为终生职业的承诺，在一家医院的食堂，做了一名火头军。在生于斯、长于斯、成于斯的重庆城，谋得了一个糊口的职业，月薪为26元。
对于不断变换工作的我来说，这个炊事员工作，无疑是中了状元。
我工作了，虽然是炊事员，穿着油腻腻的蓝色工作服，和黑呼呼的煤、菜刀、砧板为伍，蒸的是盆盆饭、煮的是红烧肉砣砣、炒的是回锅肉片片，和自己的文学梦相去甚远，但还是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我心无二意的守卫在火头军的岗位上，煮饭、喂猪、烧火、拉板车、抬米、扛面粉……一有空，就坐在灶门前，掏出个小本本来，续我心中那份不甘放弃的文学梦、作家梦，还有那个写在一毛二分钱软面抄笔记本上的长篇小说。
在参加工作后的1978年，院长对我说“小李，卫生系统要招一批人去学医，我看你肯学习，常在灶门前写写划划的，当医生要摸摸文化底子，怎么样，你去试一试？”
我惊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然而，我的耳朵就真真切切的长在我的脑袋上。
考试下来，我的分数排在前面，心想，这回终于能走出被遗忘的角落，穿上白衣服，不再和黑呼呼的煤为伍，继续我的文学梦，继续我的长篇小说。
幻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我不是招进来的职工子女，是医院在街道招收职工子女时，“八搭二”搭进来的。即招收八个职工子女，必须搭两个社会闲散人员。虽然我的成绩不错，或许读了出来我也是个很好的白衣天使，但我的父母在外地，没有后门可走，分数不如我的职工子女走进了学校读书，我却烧火煮饭原地不动，我的“医生”大门就这样向我永远的关闭了。
我在深夜哭过，甚至幻想手中有把枪，把那个开后门的领导一枪打死，但是我想到自己这一生还末住上太阳光从有玻璃的窗子照进来的光亮房子，还末实现我的文学梦、作家梦、那软面抄笔记本上的长篇小说还等着我，我不能“出师未捷身先死”哟。我丢掉了有枪的幻想，用手擦干了脸上的眼泪，用《红色娘子军》中“打不死的吴琼花”还在人间的姿态，挺胸抬头地活了下来。
就这样，在重庆下半城的一间黑屋里，我把半夜的二三点当作早上八、九点钟的上午用，在医院厨房烧火的角落里，朝着支撑我生命的文学梦，一寸一寸地像蚕子吃桑叶那样，向我心中的太阳推进。
在我买了一本又一本一毛二分钱的软面抄笔记本，写了许许多多的文字，说不清楚是小说是散文、还是诗，或许什么也不是的东东，母亲把它装满一背兜，把我的文学梦、作家梦，拿去废品收购站卖了八毛钱后对我说：“女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已是三十出头的人了，该成个家生个娃了，天天弄你这些八角钱的文学，不是女人的活法。”
也不知是为了对母亲的回答，还是上天对我的垂爱，就在这年的1984年，我的散文《翠绿的梦》发表在当时的《现代作家》（现《四川文学》）上。样刊寄到医院，在厨房烧火的角落，我流下了激动而心酸的泪水。我终于看到了我的文学梦、作家梦像一只青春的鸟儿，在高高的枝头上向我招手。
26元的稿费寄到后，我全都给了母亲，母亲拿着我的稿费，叹了一口气，从那以后，她就不再对我说女人成家活法的事了，直到2001年和现在的先生初婚。不过让我感到欣慰的是，结婚后我把母亲接到了太阳光从有玻璃的窗子照进来的光亮新居里住了两个月后，她在医院谢世。母亲走时很安详，因为她已经亲眼看到了我过上了一个女人活法的生活。
不知是我的文章起了作用，还是命运的垂青和环境的宽松，这年的六月，新上任的院长来到了厨房，笑眯眯的对我说：“小李，党校要招收一批学员参加省统考，这次要真功夫，你有没有真本事？”
我叹了一口气：“我不是职工子女，又是个煮饭的，还穿牛仔裤，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当医生都没有资格，还有资格考党校，院长就不要拿我开心了。”
院长笑了：“唉，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资产阶级思想。煮饭的，只要有真本事，怎么样，究竟有本事没有，有本事就去考，考起了，我就放你。当不成医生，当个管理医生的也不错。”
“真的？”我半信半疑。
“真的，我这个老头子以20多年的党龄向你担保，再不会发生像原来那样凭关系靠熟人走后门的事情发生了。”
这次，我真的听进去了，也真的信进去了。
当时参加考试的有250人，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复习期间就走了70多人，剩下180人参加考试，党校只录取前50名。
白天煮饭、晚上复习，酷热的天气，我脚下踩盆冷水，身旁放把扇子，我知道自己的处境，也知道自己的命运，我只能背水一战，怀着“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决心，向我火头军的命运一博。
终于迎来了我命运转折一天，我走进久违了的考场，提起笔来，心跳跳的，手抖抖的，字都写得不成形。我，一个毫无关系、毫无背景的人，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走进了考场，主宰自己的命运，展现人生的价值。原来做梦都不曾有过的事、也不在我梦之列的事情，竟然有了这样从天而降的好梦、好运。
考试下来，我的成绩排在第36名。8月，通知送到厨房，我从一个食堂煮饭的伙头军，变成了党校的一个学生。
母亲哭了。
后来我在她老人家2001年因肺癌谢世后，清理她的遗物，发现了一个泛黄的小学生作文本，随手打开，我看见了母亲歪歪扭扭的字迹：我的二女考上党校了，出来就是一个小官了，在医院有她坐的一张桌子了，比她的文学还好……
看见母亲歪歪扭扭的字迹，我看见了那颗天下父母的心，我的眼眶湿了。
告别了厨房，走进了党校，我的命运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同祖国、同时代一起迈上了新的历史征程。我的文学梦、作家梦，也迎来了春天里那股和煦的春风。
在党校学习期间，除了考试课，还有不考试的考察课，《现代科技》。我用学到的知识，用在厨房烧火角落作的文学准备，写了一个短篇科幻小说《在爱的后面》，把它寄给成都的《科学文艺》，86年党校还未毕业，小说就发表了。
党校毕业后回到医院，我从医院厨房的底楼，来到了设在医院顶楼的院长办公室，成了一名政工干事，一年后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底楼到顶楼，有人形容我是从奴隶到将军，也有人说我是一棵树、一棵开花的树。
虽然我个人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姐弟相继结婚成家也离开这间用板壁隔成的十六七个平方米的黑屋，父母也跟着在泸州工作的小弟离开了重庆，只留下了我一人仍坚守在井筒子楼的黑屋里，继续我心中那个长出青春翅膀的文学梦。
在我看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书，写了一些杂七杂八的文字，收到一些杂七杂八的铅印和手写的退稿信，并把这些退稿信恭恭敬敬地贴满黑屋的半壁墙后，重庆的报刊、杂志，以及成都、北京的杂志，开始陆陆续续地发表了我的文字，也深深浅浅地获得了一些奖。95年我发表在《重庆晚报》的小文《薇女士和她的先生》，被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中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栏目组看中，栏目组的人专程从北京来到重庆进行拍摄，不久，便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小文也被当年评为“四川省报纸副刊好作品二等奖”。不久，小说《艳遇》也在贵州的《山花》上发表了。
96年，我凭借着在省级刊物发表的小说和散文，我加入作协的申请批准了，我的文学梦终于实现了。
然而在我青涩岁月里，写在那个从文具店买的一毛二分钱的软面抄笔记本上的长篇小说，于我来说，还是一个梦。向往能住上太阳光从有玻璃的窗子照进来、推开门白天不用开灯的住宅梦，也仍在我的心中。
时间走到了二十世纪末，一个喜欢文字的旧友从外地来重庆工作，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年，他成了我的初婚。旧城改造，我搬离居住了几十年的黑屋，
终于住上了太阳光从有玻璃的窗子照进来、推开门白天不用开灯的房子。家里有了真正铺着白底蓝方格桌布的大方桌，桌子上摆放着花。为了让母亲亲眼目睹我过上了一个女人活法的生活，我把她和父亲从泸州接到了重庆。
尽管母亲两个月后去世，离开了我及我们的新家，但她看到了女儿的住宅与文学梦，已经变成了现实。母亲是高兴的、放心的，她是满意没有遗憾的到另一个世界去的。
母亲虽然走了，但我要让她知道，女儿在黑屋里的文学梦实现了，那个写在从文具店买的一毛二分钱的软面抄笔记本上的长篇小说，变成了现实。一个反映重庆下半城生活的长篇小说《蓝衣女人》完成了，并获得了2013年重庆长篇小说重点扶持对象。
回顾自己这几十年追梦走过来的路，我深深地感到，个人梦与中国梦息息相关，中国梦为我们每个人放飞梦想，提供了土壤和平台，只有脚踏在中国这
块坚实而富饶的土地上，我的梦才能次第开放，我才会住上太阳光从有玻璃的窗子照进来的明亮房子，才能从一个丑小鸭脱胎换骨。
回想从前青涩的我是为自己长相的自卑，在黑屋里制造原子弹，追梦我的文学、追梦我的长篇小说。现在我成为了一个作家，要以作家的良知与使命、担当，写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作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梦，继续追逐我那长出青春翅膀的文学梦、长篇小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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