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东速
【作者简介】黄东速，江油作家协会成员。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听从内心的召唤，在文字的花园里朝花夕拾，自娱自乐，把写诗作文作为生活的一种方式，随性随情而写，在文字的风景里忘掉尘嚣，忘掉时间。有诗文散见于报刊。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六十年代，父母在江油一家三线企业钢厂工作。那时，流行先革命后生活，厂里没有婴儿园、托儿所。我出生后，父母上班后谁来带养我，成了家里棘手的问题。最后父母决定把我暂时送回老家——金堂赵镇，由婆婆爷爷带养。我依稀记得，当厂里搞停产闹革命时，既不上班、也不去闹革命的父母又把我从老家接回江油。对于这种往返，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坐闷罐车和解放牌货车。前者就像一个沙丁鱼罐头，挤满了像沙丁鱼一样干瘪的人，闷热，缺氧，漆黑，臭味，甚至尿味，从脚底缭绕到头顶；后者，车子颠簸厉害，车厢左右的厢板被摇晃得“哗哗”作响，仿佛就要脱落，废油味和风一起争先恐后地冲进鼻内，让坐在车厢货物堆里的我屡屡晕车，但我还是感受到了坐车的些许快乐，毕竟，小孩喜欢一切新奇之物，尤其喜欢以一种速度在大地上狼奔豕突，还有，在那个看火车、汽车就像看稀奇的年代，坐车实在是一种奢侈。如今，我每周都要往返于成都与江油之间，坐在高铁漂亮惬意的座椅上，偶尔会想起闷罐车和货车，想不起的是掠过我头顶的白云苍狗和风烟云水。
也就是说，在七岁读书之前，我的童年时光一部分熔铸在钢城的钢铁里，另一部分被老家的老房子收拢在屋檐下。对于老家老房子，真正的记忆也就是五、六岁两年时断时续的懵懂时光。这样的记忆委实模糊漫漶，残破不堪，就像黑暗里的萤火虫一样小得可怜，甚至一闪即灭，但还是有不多的、无法灭却的记忆微粒宛若刺青，被岁月的风雨洗褪不去。
赵镇又名赵家渡，这里江河交织，盘踞着众多的河流和码头。老房子就在镇上的一条老街上。房子是木板结构，那些或宽或窄的木板紧密无间地笔直站立，沉默无语，不知是不是在回忆当年的绿树生涯；在岁月风雨的侵蚀下，木板或灰白或泛黄，苍老得就像一个老人，一些木纹清晰可见、伸手可触，仿佛能触到当年的树荫和绿翳。房顶是黑瓦，一片片井然有序，安静地吸纳着天光云影。跨进门是第一间房，在墙角的一处安放着一张木床；再往里走是第二间卧室，婆婆爷爷住；再往里走是第三间房，是厨房也是天井——墙角搭了一个灶台，灶台边立着一个碗橱，中间是天井；再往里走，右边是一间小屋，左边是一条窄小的通道，穿过通道就是后门。这几间老房放置了一些什么，或者它稍微细致一点的容貌，我确实记忆不清了，只记得潮湿、昏暗，漂浮着不明不暗的阳尘，积满灰尘的木梁的一两处角落时不时可以看见，一两只蜘蛛在安静而用心地吐丝织网。反正，整个屋里都晃荡着老去或即将老去的时光。但对天井，我的记忆要多一些。在天井底下向上仰望，天空不再辽阔，能看到的只是被天井切割的一小片云影。阳光时分，无数耀眼的光线拥挤着，急急忙忙地穿过阳尘，赶向井底，撞在发亮的石板上后，溅起一波波似有若无的光晕；雨季时分，天空中幸运或者不幸运的一小片雨，或急或缓地陷进了天井，它们重重地砸在石板上后，瞬间跳起又落下，然后叹息着，宿命般地滚向蓄满了水的阴沟，给干涸、饥渴已久的石板带来了氤氲水气，让本来就潮湿的老屋更加潮湿。此时，乳臭未干的我喜欢站在天井旁，毫无心思地呆呆看着这一幕，让水气濡湿我的双眼和每一个毛孔。如果是电闪雷鸣的夏季，婆婆会一把把我拽离天井，同时霹雳一样甩出一句：雷公爷爷是不长眼的。
对天井之所以记忆深刻，还因为爷爷之死。爷爷去世时，我正读初中，没有随同父亲一起回老家奔丧。父亲回来后，给家人讲述了爷爷去世的情况。那是一个冬日的艳阳天，下午，暖阳一步步向房顶的黑瓦走来，越走越近，仿佛要落进天井里。天井里，七十多岁的爷爷坐在一张破旧的藤椅上，让阳光驱散冬日或生命暮色里的荒寒。当然他不知道，对他而言，这是尘世里的最后一缕阳光。随着太阳由热烈到黯淡，爷爷渐渐地睡着了，最后他的头沉沉地一歪，搭在了椅子的靠背上，永远永远地睡着了。当暖阳踩过房顶，已临近夕阳时分，永远沉睡过去的爷爷嘴角流出的口涎把藤条浸洇得黄亮而生动。此刻，残阳如血，山河永寂。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么爸去叫爷爷，怎么都没叫醒——爷爷永远睡着了。之前，爷爷的身体一直健康，没有任何征兆，走得不痛不痒，无声无息，就像一朵花猝然落下，来不及留恋生命、伤感亲人和回眸过往。妈妈说，爷爷的寿数到了，阎王爷要收他的命。后来，目睹了一些悲惨的生死离别、垂死挣扎、疼痛折磨，我渐渐觉得，爷爷的走，是一种善命和善报——人早晚有一死，与其痛苦地、遍体鳞伤地靠药物和手术苟延生命，还不如像风中落花，安静、优雅地谢离枝头。
我对爷爷、婆婆的记忆大都是童年种下的，很多具像都湮灭于如尘的时光，仅留下一点一吹即灭的记忆灰尘。对于爷爷，不知为什么，有一个印象很深刻——冬季寒湿、雾气弥漫的清晨，爷爷穿着厚厚、笨重的长棉袍，佝偻着背，手里提着一个装着烧红木碳的竹篮，走出老屋，一个人踏着光亮的石板，走在无人的街头，走向街上的某个老茶馆。那个茕独的身影拖得很长，长得比那条老街还长。对于婆婆，我的记忆更是少得可怜，只记得她腰上永远系着一条积满油渍和污垢的蓝色围腰，只记得那双一点没有美感的长于三寸或是短于三寸的“金莲”。
老房临街，街的对面是一所小学的后门。走进后门，是偌大的一个操场。我和玩伴最喜欢到操场玩，跳房，跳绳，捉迷藏，滚铁环，抓纸飞飞，弹珠珠，堆沙堆，这些游戏拙朴得就像那个散漫着泥土气息的年代，跳跃在我的童年时光里。
老房子的后面是猪屎坝，附近有一处杀猪的屠宰场。左边不远处有一水井，还依稀记得生锈冰凉的转辘。穿过猪屎坝，再走三、四百米，就是韩滩河了。韩滩河比江油的涪江河辽阔一些，河边常常躺着几只破船，如同走不动的停锚了的旧时光。每到夏季，河水暴涨，洪水常常冲到街上肆虐。当洪水来临时，街上的人都急急忙忙把能搬动的家什搬到地势稍高的小学操场，等洪水退去，又搬回屋里。那时，几乎年年洪水都光顾赵镇，直到八十年代才治理好了洪涝。我常常到河边嬉玩，偶尔会见到气定神闲的轮船，缓缓向对岸驶去。七十年代，在下游几百米处修建了韩滩大桥，就再也少见轮渡了。
老房子左边的邻居是地主家庭，男主人姓黄。他家的房子和我家区别不大，也是木板房，不同的是他家的门槛像很多大户人家一样，特别高，几乎接近于我这个小屁孩的腰部，还有，他家多了一层楼，是二层楼房。据妈妈说，1952年，在镇压“三反五反”运动中，黄姓地主被政府枪毙了，留下了一个寡妇地主婆和一个儿子。依稀记得那个地主婆，中等个子，年轻漂亮，皮肤比一般劳动人民白嫩，短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整洁干净。后来，看了一些革命戏剧，戏剧中的地主婆大都阴毒、凶狠、可怖，想起那个邻居地主婆，就觉得这更多是艺术形像罢了。但那个地主婆让我觉得与众不同的是，她常常倚在门前，手里夹着一支烟。那个地主儿子我见过，只记得个子很高，其余就记不得了。也许是政治原因，也许是“寡妇门前是非多”的原因，他家门庭冷清，几乎没有街坊邻居到他家串门，我从没见过婆婆爷爷跨过那高高的门槛，当然，我也从未跨进过。在那个革命时代，人与人之间，包括普通人，阶级俨然是一道鸿沟。
在江油读书后，我就极少回老家了，特别是爷爷婆婆去世后。现在想来，我有些自惭——为什么不多回去几次看爷爷婆婆？为什么不在老屋里多厮磨一些时间？
大约在八十年代末，听父亲说，旧城改造，老屋子被拆了。听完父亲的话一瞬间，我觉得时光逆流成河，那仅存的老房子记忆奔来眼底。我知道，就像很多必然消失的事物一样，那座老房子永远在这个世界消失了，它消失得如此彻底，永远埋葬于时光的坟冢，只存于我、爸、妈和几个亲人的记忆之中。
（图片来自于网络）
尊重原创，文末点个赞呗！
《作家荟》微信号stzx123456789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