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献科
【作者简介】王献科，六十年代人，历经磨难困苦，与余华笔下的福贵有着相似的命运，但爱文初衷未改，曾在文网杂志发表多篇诗歌、散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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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生于清朝末年，去世那年与毛主席同年。从一个富家小姐沦为一个平民村妇，经历了战乱、逃荒与饥饿，是踩着死人堆过来的幸存者。
她皮肤白净，身材匀称，脑后挽着一个扁球形的发结，上面别着一根银簪子;一双银铃似的眼睛眨巴几下，便透出几分精明与慈蔼，一副标准的古典美人坯子。她常年穿一件宽大的老蓝粗布斜对襟褂子，宽腿裤子，脚脖上缠着一条黑布带子;由于裹着小脚，走起路来一扭一晃。
她遵从父命，与满脸麻窝子患癫痫病的爷成亲，生下四个儿子，繁殖了一大群小崽。她终日坐在一个陈旧的纺花车前纺线，一手捏捻子，一手摇纺车，胳膊随纺车的吱咛声舞动不停。
她一生清心寡欲，吃素，不杀生，乐善好施;若一个要饭的走上门，她会立刻站起来走到锅台前，装上一碗面条，再加上一个花卷馒头递给乞讨人。她还会给人治病疗伤，谁家小孩头疼发热抱过来，她就丢下活，在孩子额头上掐几下，口中念念有词，但谁也听不懂她的话，然后吹几口气，孩子过会儿就好了;谁的脚脖胳膊崴着扭着了找她，她就给揉筋正骨，半天保你不疼，两天管你下地干活;更神奇的是，只要小孩哭闹不止，她会摆上一只碗，拿出三根筷子立在碗底，向一边试问死去的亲人的名字，安慰他们走吧，那三筷子抱紧居然站立不倒……孩子立刻停止哭闹。对于人们送来的谢礼，她一概婉拒。
她死的那天早上，我刚好站在床前，也算得济。因夜里受了点春寒，额上出了一头冷汗，她预感大限已到，说自己快不行了，赶紧叫儿子们过来，说完就被一口痰堵住喉咙，瞬间脸色就落了，像贴了一张黄裱纸，她平静地走了。
几十年后，她的儿子、孙子也死了，但没有一个活过她的，有的五十多，有的六十多，最大不超过七十岁。为什么他们那么短寿?是什么原因呢?我不明白。但有一条可以肯定:那是社会压力与无止境的欲望。
奶奶代表了那个年代的传统美德。但如今这种美德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小楼梦》
从古至今，住上宽敞明亮的大房子，是国民一生的渴望和梦想。
生长在农村的父亲一生共盖了五次房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父亲把从他父母那里分得的两间土坯茅草房推倒，盖成土坯瓦房。七十年代，父亲又把土坯瓦房拆了，盖成三间砖包皮瓦房。八十年代，父亲又把三间砖包皮瓦房拆了，盖成纯砖瓦房。九十年代，为了晒粮食，父亲又把三间瓦房上的瓦片木头拆除，棚上楼板，盖成平房。二千年，父亲又把平房彻底拆掉，盖上下三上二的小洋楼。
至此，父亲终于停止了盖房子的计划。他望着面前在村里不落伍的小红楼，着实松了口气，脸上放射出喜悦的光彩。
四十多年来，父母省吃俭用，穿着破旧，像一对老黄牛拉犁那样，伸长脖子，翻耕土地，收获庄稼;饲养鸡鸭猪羊;四处帮工(前三十年都是无尝工)，一分一毛积攒盖房子的钱。
盖土坏房的时候，他卷起裤腿，赤脚在零度以下的泥巴里，装模按抿，一干就是半天。盖瓦房的时候，他蹲在火光通红的窑口拤着麦秸往里送，三天三夜没合眼，熬得两眼红肿;出砖的时候，双手臂抱住一摞发烫的红砖块，一趟一趟装上架子车，再伸长脖子竭力拉到院里，指头肚磨得露出血肉。盖楼房的时候，他搬砖，和灰，抬楼板，猴子一样窜上跳下，像一个全能指挥官。
同全体中国农民一样，房子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它是遵严的标志，富裕的象征，又是名誉、生命的光环。没有标志的房子，别人就瞧不起;没有上等的房子，儿子就娶不来媳妇;没有好房子，连儿女都嫌你是无能之辈。
可惜呀，六年后，劳累疾病压垮了他那钢铁般的身体;他躺在了床上，两眼凹陷，气喘嘘嘘;扶住门走到太阳底下，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半年后，他就走入了黄土。那年他才六十七岁。
他本打算在崭新宽敞的楼房里住上二三十年，活到一百岁，但只享受了六年。带着遗憾和无限的眷恋离开了毕生追求的小红楼。
四十多年的盖房史啊，撒下了多少父亲的血与汗。他是平凡世界里一个渺小人物，又是一个高大的人物。他是那么愚蠢，又是那么可敬。
他是房子的奴隶。
（图片来自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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