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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悦读丨图说】倪熊《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北大红楼》

【阅读悦读丨游记】阿蛮《徒步龙滴水,那超然绝世的美》

图文/ 倪熊

【作者简介】倪熊,曾为电视台记者,现为自由媒体人。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在故宫博物院北侧的景山公园东边,五四大街北侧,中国美术馆的西边过去叫沙滩北街现在五四大街29号的红楼在外地人看来如此扎眼醒目,可是北京人可能见怪不怪熟视无睹,以至于我参观一圈出来兴致勃勃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一通照片之后北京的朋友以及长期混迹在北京很多年的朋友都一惊一乍地问在哪里茫茫然的遗憾不知道有这么一地儿呢。

我是几次三番车子匆匆路过像刁德一怀疑阿庆嫂似的总是觉得这楼不寻常,心存悬疑想探个究竟,还是在来去匆匆的短促瞬间瞥到一眼“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门牌。中午饭前有个闲暇时段就跟卢卫星老师说可能有个惊喜不妨一起走一趟。

果然有惊喜。卢老师的惊喜在于刚到门口,竟然在北京这个他自己都人不识地陌生的地方,竟然此时此刻包括我们自己拢共也就只有四个人要进去参观,竟然被另外两个人认出他是下午展览的参展者之一姓甚名谁的画家。

而我们的惊喜在于这红楼决绝不单单是因为整座建筑通体用红砖砌筑红瓦铺顶故名的“红楼”,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北大红楼”,传说中的“沙滩红楼”。我们木知木觉来来回回反反复复走来走去的驻地门前这条大街是五四大街,通常这类以历史重大事件命名的道路从来不会平白无故一定有重要意义,也一定还有其它与之相关的事物。我们的无知在于认为“北大红楼”一定在北大,而北大过去就在这。

这事儿恐怕还得原原本本从头说起,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设立的京师大学堂。

1898年6月,光绪皇帝正式宣布变法,7月4日,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同年年底,大学堂正式开办,这恐怕也是昙花一现的戊戌变法所幸留下的唯一痕迹了。紧接着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位于沙滩马神庙街公主府旧址的大学堂校舍被俄、德侵略军强占,当然房屋、仪器、书籍、设备等遭到严重破坏,从1902年起,清廷在旧址恢复京师大学堂的同时,对学校建制、办学规模及模式进行改革。随着招生的扩大,校舍不敷使用,校方于1907年上书,奏拨由内务府掌管的汉花园滩地(大学堂曾做操场),并租用其北邻松公府前的一片空地,价1500两,约37亩。1908年,光绪皇帝在世的最后一年,准予将800多平方丈的汉花园土地拨给大学堂使用。但是难在资金问题没有落实。1916年6月,时任北大校长胡仁源和预科学长徐崇钦向法国人创办的比利时商办仪品地产放款公司订立借款合同,贷款20万银元,拟在汉花园新建一座大楼,以作预科学生寄宿舍之用。计划建房300余间,可容1300人住宿,每人每月拟收宿费2元,用以归还贷款本息。大楼由中法实业公司和仪品公司共同负责建造。前者负责包办人工材料及电灯、卫生设备,后者工程师决定施工细则,而热气管道则由义善实业公司装置。原定1916年10月中旬开工,1917年8月30日完工。但因不久发现工地下方有甚深之古池两处,不能不改地基。仪品公司便修改图纸,少建房屋7间,并改为1917年9月30日造完四分之三。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新一任北大校长,1917年1月4日上任。在他的主持下,1918年8月大楼建成。

当时就因建筑的主体用红砖建成称之为“红楼”,该楼造型为简化的西洋古典风格的砖木结构建筑,平面呈工字形,东西宽100米,正楼南北进深14米,东西两翼楼南北进深各34米,占地2154.9平米,地上四层、半地下一层,建筑面积10774.5平米,层均55间,共275间,红瓦坡顶,主体为红砖砌就,青砖窗套,二层以下呈灰色。坐北朝南,正门面向汉花园大街即现在五四大街,门厅北部有主楼梯和北门,此门与大楼东西两翼各有一门可通向后院和北面的大操场。

这中间还插了两档子事:一是,当年还在红楼周围增筑了围墙,楼前建起号房和校警室等。此事经教育部核准并且拨给补充费2万元。二是,同年3月,校“因谋实事上之便利”,将新建学生斋舍改建为文科教室、图书馆及研究所和校机关之用。这样可无须由住宿生交宿费以偿还建楼贷款。此事亦“呈请教育部准自(民国)七年起,每年特别增加本校经常费二万二千元以资偿还此款,并准本校正式列入每年预算款内”。

正因有上述二事,红楼竣工半年前,就相应修改了设计图纸和施工项目。1918年8月红楼建成并投入使用后,半地下室设有印刷厂,第1层为图书馆,第2层为行政办公室,第3、4层为教室,改为文科教室、图书馆、研究所和校机关所在地,定名北大文学院,又称北大一院。这就为红楼日后的辉煌提供了巨大而理想的平台。

在当时的北京,这是罕见的高大现代化建筑,非常壮观醒目,日后成为了北京大学永恒标志与象征。

是1916年至1952年期间,北京大学的主要校舍所在地之一,原北京大学校部、文科及图书馆所在地,为北京大学第一院。与此同时,原公主府校址改为北大理学院,又称北大二院。而红楼南面、北河沿西侧的原译学馆为北大法学院又称北大三院。此时红楼与北面的松公府旧宅中间有一片空地,1918年起北大租来作操场。此后1931年,北大将操场连同松公府旧宅全部买过来,并入文学院。同年,北大又购得原傅恒家庙所在地即今沙滩北街路西社科院法学所处房产,筹建三层砖混结构的地质馆楼。至此,北京大学从京师大学堂原公主府一处校址,逐渐发展为以红楼为中心,拥有三院五斋,大小师生公寓散布于沙滩多个街巷的庞大校区。

而北大之所以能成为北大,都是因为一个人,那就是蔡元培。还在1912年,蔡元培出任民国教育总长,在暂借来办公室里,与次长范源濂曾有过这样一番有趣的争论。范的意思:“办学要从小学办起,如果小学都办不好,何以办好中学,中学都办不利索,怎么办得好大学?”蔡元培却反唇相讥:“没有好的大学,中学的师资从哪儿来?没有好的中学,小学的师资又从哪儿来?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如果松松垮垮,那么这个国家是没有未来的。”

1918年,毛泽东首次来北京时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此后两年毛泽东一直在此工作。1918年以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曾先后在此任教任职。

1919年5月4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北大师生是这一运动的主要领导者、组织者和积极参加者,红楼及其北面的操场即为主要活动场所,是反帝爱国运动的策源地,北大学生从红楼出发到天安门举行了示威游行。在红楼内外曾呈现一些很有意义的场景和细节,人们或许知道的不多。五月四日前两天,北大校长蔡元培曾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100多人开会,传达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相互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消息,号召在此国家存亡时刻,奋起救国。5月3日,蔡元培校长得知北京政府已密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的讯息后,即将此事告知北大进步学生许德珩、罗家伦、傅斯年等人。许德珩马上召集学生代表在西斋开会,决定当晚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5月3日当晚,在北大三院礼堂北大和各高校学生代表召开临时会议,大会通过决议:次日即5月4日协同兄弟院校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爱国大示威;通电巴黎专使不准签字;通电各省于5月7日举行爱国示威游行;联合全国各界一致奋起力争。推举罗家伦、江绍原、张廷济三个总代表,还在北大学生中推出20个委员负责召集到各学校联络进行,他们叫罗连带签了字,把前存学生银行的300元拿出来买竹布等游行用品。北大同学们在红楼一层22号的西斋和新潮社连夜奋战,还请红楼一层13号的北大书法研究会及画法研究会的同学来帮忙,做了3000多面旗子、标语等。第二天早上,他们还准备了一个英文的备忘录,送给各国使馆。五月四日当天是星期日,无风的晴天。上午10时,罗家伦从城外高等师范学校返回红楼一层22号的新潮社,同学狄福鼎推门进来说,今天的运动,不可没有宣言。罗见时间迫促,不容推辞,站靠在一张长桌旁边,挥笔一气呵成,写就了《北京全体学界宣言》,然后,把手稿交给狄福鼎,并急请李辛白负责的印刷所印制出2万份,赶在下午1时许送达天安门前。上午11时许,参加游行的北大学生在红楼北面的操场集合排队,准备出发。这时在红楼出口处出现几个人,其中有教育部派来的一个职员,几个军警,还有蔡元培校长,劝告学生不要参加游行。蔡校长沉痛地说,游行示威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因提倡学术自由,颇为守旧人物和政府厌恶,被视为鼓吹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现在同学们再出校游行,如果闹出事来,予人以口实,这个惨淡经营、植根未固的北大,将要首先受到摧残了。有什么问题,我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出要求。这时,一位叫易克嶷的同学向校长痛陈:同学们内心积愤已忍无可忍,恳求校长不要阻止。张国焘挤上前去,高声向校长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吧。”张和其他几位同学连请带推地将蔡校长拥走。因此耽搁的时间不长。在一片欢呼声中,大家从旁门蜂拥走出学校。北大2000多名学生的游行队伍赶到天安门前时,已近13时,其他大专学校参加游行的1000多名学生已然先到了。在天安门集会现场及其后的游行示威中,同学们一路散发《宣言》传单,市民争相传阅,产生了广泛影响。《宣言》是五四当天游行示威中散发的唯一印刷品。《宣言》全文仅100多字,文中悲愤地发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的呐喊,掷地有声,慷慨激昂,极富号召力和感染力。

以后,红楼北面的广场多次成为北京学生进行革命运动的集合地点。五四运动后不久,李大钊等在红楼建立了北方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北方革命活动的中心。一楼东南隅有两间向东的屋子,为当年李大钊办公的地方。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期间,在此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发表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鲁迅先生自1920年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在红楼授课达6年之久,休息室在二楼扶梯对面,讲授新文化、新思想,培育了许多革命青年。许多著名学者和新派人物在这里讲过课。这里还集中了新潮社、国民杂志社、新文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等许多革新团体,《新潮》、《国民》、《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就在设在地下室的红楼印刷厂印制出版。邓中夏等著名共产党人也曾在此从事革命活动。

如此深厚的历史和人文渊源,使“北大红楼”历经时代变迁而始终令人瞩目,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日军占领北平时期,此地设有日军中国驻屯军宪兵队司令部、日本宪兵队本部、特设北京宪兵队总部、日本宪兵队置留所等军、宪、特务机构。1939年,许多爱国志士如国画大师李苦禅、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青年学生和教授如邓之诚、蓝公武、孙道临、张东荪等都被关押在这里,遭受非人迫害。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迁往西郊燕园,红楼由北京政法学院即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接管。后来曾经一度作为为国家文物局办公楼。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其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5月初设置了“红楼纪念牌”。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于2002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属于旧址类博物馆,参观区分红楼旧址一层和院内平房展厅两部分,现有面积3000平方米红楼一层曾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所在地,为突出旧址特色,红楼内保持原有格局,营造五四时代氛围。纪念馆依据研究成果对图书馆旧址进行部分复原,目前有图书馆主任室、第二阅览室、登录室、第十四书库,以及新潮杂志社和学生大教室等六处陈列,并开辟蔡元培专题陈列、陈独秀专题陈列。《新时代的先声-——新文化运动陈列》是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旧址复原的辅助陈列,位于红楼外的平房内,面积180平方米。陈列分“点燃新文化的火炬"和"吹响新时代的号角”两大部分,以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发展、影响为主线,通过176件实物和67张图片,全面展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

2004年12月,北大红楼暨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成为“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2016年9月,北京大学红楼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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