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维茨科是波兰西部卢布斯卡省的一个村子。那里本来有一个边境检查站，过了检查站往西6公里，就能抵达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勃兰登堡州东部的一个市镇。
然而自从波兰在2007年加入申根区以来，波兰与德国之间的往来变得畅通无阻，检查站也就废弃不用。但连接德波两国的小村子，依旧是从东欧去往西欧的中转站。
7月14日，村庄的平静被一次税务局的例行检查打破。工作人员在查看一辆路过的冷冻货车时，发现车厢里藏有7名越南偷渡者，他们都没有带任何证件，年龄最大的54岁，最小的只有15岁。
这件事很容易让人想起2019年发生的英国埃塞克斯货车惨案，当时有39名越南人被冻死在冷冻货车里。不到一年，又爆出越南人不远万里偷渡到欧洲的事。
为了逃避检查，越南人偷渡的方式都如出一辙——利用冷冻货柜，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即便如此，一批又一批越南人都踏上了这条“死亡之旅”。
逃出“穷山恶水”
万幸的是，在波兰查获的那辆冷冻车温度没有开到太低，7名越南偷渡者安然无恙，他们连同货车司机一起被移交给波兰边防警察。
只是对于他们来说，这次偷渡的运气差了点。按照常规路线，偷渡者之所以来到波兰，是因为波兰的边检较为宽松，那里是偷渡去德国、法国的必经国家，顺利的话，再过一个月就能到达最终目的地英国。
被警察抓获后，偷渡者们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等待他们的是3个月监禁。监禁期满之后，他们很有可能再度找上接应的蛇头。按照这行的惯例，既然还没有倒在半路上，就不能放弃任何一次去英国的机会。
对于这些想要冒险偷渡的人来说，出国的诱惑太大，而留在家乡的机会太少，去欧洲寻找发财梦是一个很容易做出的选择。
英国货车案中年纪最小的阮辉雄，遇难时只有15岁。他来自越南河静省干禄县，这里是有名的偷渡之乡，目力所及到处都是出国务工人员回来修建的小别墅，道路两旁随处可见出国务工的中介广告。
越南中北部乡村新修的房屋
初中毕业的阮辉雄没有像哥哥一样去胡志明市打工，而是选择了偷渡去英国，原因是在家乡找份能糊口的工作非常难。
货车案中大部分受害者都来自越南中北部的河静省、乂安省和广平省。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农林牧渔和手工业，由于常年受洪水影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难以为继，越来越多家庭沦为“经济难民”。
而越南又是一个年轻人主导的国家，15-24岁的年轻人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无奈地区收入差距太大，一名河内普通工人的收入大约是每月2000元人民币，而在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同样的工作收入仅为800元。
于是，地方上越来越多的青壮年离开家乡涌入大城市，渴望在那里改变命运。据河静省官方统计，仅2019年上半年就有超过4万人离开河静。但摆在年轻人面前的另一个难题是，越南城市发展速度有限，难以全部接纳过量劳动力。
与此同时，去欧洲发展是一个更有诱惑力的选择。上世纪90年代前，有一股远渡欧洲的难民潮，如今他们已经在当地形成稳定的社区，过上了还算稳定富足的生活。当他们的传奇经历和在海外的高薪资水平传回家乡，出国“淘金”，便成为许多年轻人摆脱贫困的最后一个选项。
据越南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7年，海外越南人向越南国内汇款达137.81亿美元，占当年越南GDP的6.38%，而且这个数字自2004年以来年均增长超过15.78%。
要知道在外非法务工人员通常采用地下钱庄向国内汇款，这一数字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这足以说明，在海外发展的越南人过得不错，这让更多人对远赴欧洲充满了期待。
乂安省路边随处可见的“海外务工”广告
血色旅程
要想偷渡到欧洲并不难，只要找到蛇头。英国货车案受害者、26岁的范氏茶眉，就是让蛇头送上了一条“死亡之路”。
范氏茶眉和阮辉雄一样，来自河静省干禄县。她本来过得还不错，曾经在日本合法务工3年，2019年初回到家乡后，她还用务工赚的钱给父母买了一辆车，供他们开出租维持生计。
然而，当她发现家乡有不少家庭因为有人偷渡英国成功，纷纷收到汇款建起小别墅，她也动心了。范家月收入仅有2700元人民币，再加上外债，在当地是无论如何盖不起别墅的。
最终她全家决定选择铤而走险，不惜抵押房产借钱，向蛇头支付了3万英镑巨款，送范氏茶眉上路了。
“蛇头们向我保证，这是一次安全的旅行，大家会乘飞机和汽车。”女儿遇难后，范氏茶眉的父亲在接受CNN采访时回忆道，“如果知道她走这条路，说什么我也不让她去。”
外债高筑的范家选择的是便宜的常规路线，偷渡者在蛇头带领下从越南转道老挝、中国等地前往俄罗斯。经济条件较好的人选择从河内直接飞往莫斯科，到达后所有人分批次乘货车经过白俄罗斯、波兰，然后换乘卡车穿越德国和比利时去往法国的加莱港，从那里仅需穿过50公里的海底隧道，便可到达英国多佛港。
但是，自2016年法国开始拆除加莱的“移民丛林”后，从比利时布吕赫到英国珀弗利特港成为新的偷渡线路，这也是埃塞克斯货车案中的线路。
在整个偷渡过程种，从俄罗斯到波兰的旅程最艰难，必须忍受饥饿和寒冷，有时甚至要徒步翻越高山穿过森林，很少有女性能完成这段旅程。
从俄罗斯到西欧的路线，以及一路上偷渡者做的工作
来自乂安省的Anh就经历过这种磨难。他先是花了1500欧元到了俄罗斯，在那里的越南人社区工作了几个月，“但是冬天太长，工作的机会不多，收入有限。”他开始寻找去往欧洲的路径。在支付1万欧元的路费后，他和其他六个偷渡者跟随一个蛇头准备穿过白俄罗斯和波兰去往西欧。
“天气太冷了，有整整两天我们没有吃上任何东西，只能喝融化的雪水。”Anh回忆道。他也听说在前面批次的偷渡者中，一些人永远倒在了这片与家乡景象完全不同的北国之境。最终Anh的同行者里有2个人选择留在波兰，他和另外4人到达了巴黎。最终7人中，只有一人去了英国。
这是最便宜的路线。
而向“蛇头”购买VIP套餐的偷渡者要舒服多了。他们一般利用捷克等中欧国家的申根签证，直接飞往巴黎。法国警方统计，45%滞留戴高乐机场的青少年来自越南。
危险的英吉利海峡
无论是常规路线还是VIP服务，跨越英吉利海峡都是偷渡者的最后一道难关。
从法国到英国，不过50公里的路程，却是偷渡过程中费用最昂贵也是危险系数最高的路段，这些越南人为什么一定要冒险越过海峡？
长期以来，在亲友和中介的宣传下，英国“工资待遇高、入籍限制低”具有极大吸引力。如今在伦敦、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等城市都已形成了稳定的越南社区，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出现大量人力需求，偷渡者平均月薪达到1500英镑，一个月可以赚到在家乡一年才能赚到的钱。
然而要想跨越海峡并不容易，藏在车厢中极容易被发现，偷渡者知道港口对卡车的检查是随机进行的，进入冷藏货车更容易避免扫描仪和警犬，但同时危险性也大大提高，英国货车惨案就是最好的例证。
在越过海峡的途中，被捕是常事，很少人能一次成功。2019年，英国国家犯罪中心（NCA）发布了一份调查数据，显示了2012年-2018年间从欧洲大陆偷渡到英国途中被捕越南人的数量变化，七年间这一数字增长了六倍，其中儿童的数量与成人几乎持平。
2012年至2018年从欧洲偷渡至英国途中被捕的越南人数量
当然，为了更安全，还有一个办法——升级线路，再加1万欧元（约合8万元人民币），他们可以住在敦刻尔克的旅馆，随后会有司机带上车，这样通过边检的概率更高。不过，许多偷渡者并没有钱支付升级费用，蛇头也会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是，等他们到达英国后将被直接带往大麻种植园还债。
即便如此，很多偷渡者对蛇头并没有“恨”。在2017年法国当代东南亚研究所发布的《通往英国之路》报告中，许多受访者们表示他们在路途中并不惧怕蛇头，他们害怕的是身负债务却又被遣返回越南。
来自越南乂安省的Cam解释道：“村子里大家都相互熟识，如果你想偷渡，那就找一个偷渡成功的人问他的中介是谁。我们和中介之间并没有'合约’，只要听他们的就好，他们不会撒谎，有个好名声才能有更多客户。”
“有时我们甚至会感激他们，没有他们，我们也无法实现'欧洲梦’。”Cam说。
“美梦”之前，“噩梦”难醒
蛇头对偷渡者们，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好。
去往英国的途中，蛇头十分容易就能控制这个弱势群体。偷渡的卡车在欧洲大陆上四处躲避各国边防和警察，往往要数月之久，期间女性极其容易受到性侵害，儿童通常被当作童工赚取路费。
一些儿童在大麻种植或非法工作现场被捕时，面对盘问，他们会按照蛇头的要求编起故事：“我在这里等叔叔”，“妈妈就在旁边树林里，一会过来”，“我和姐姐约了在铁塔下面见”。
警察早就对这些稚嫩不安的亚裔面孔见怪不怪，盘问之前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但中途国家的执法部门通常认为，这是目的地国的责任，再加上语言隔阂，当地警方一般都不愿意惹上麻烦。偷渡者被警察救助的结局不是得到自由，而是再次落入蛇头集团手中。
儿时从越南来到英国的Dung记得，她被蛇头从越南带到欧洲后，藏身的货车在各国流窜，最终被法国警方拦下。警察给Dung拍照并录下指纹，随后她被转移到另一个警局。就在她以为自己被解救时，警察带她出门释放了她，门外就是等待的蛇头，她紧接着被强拉上车带往英国。
在英国，Dung和其他几个女孩被关在一个房间里，被迫成为性交易的受害者。蛇头告诉她们，所有赚到的钱都要用来还路费。
所幸，Dung终于逃了出来，她加入了英国反对儿童贩卖保护协会（ECPAT），希望拯救更多跟她一样遭遇的人。
被迫成为“毒品奴隶”
Dung是幸运的，她受到ECPAT等组织的援助，最后获得了合法身份。但更多人就没这么走运了。
在出发之前，偷渡者很少能从中介口中得知，到达之后并非撕掉护照就万事大吉，英国生活也远没有想象中简单，一般需要5-10年，还要有专业律师协助才能拿到合法身份。
英国会计师学会（AAT）的调查显示，在被驱逐出境的越南非法劳工中，16.4%的人只在英国停留了不到一年，约三分之一的人（32.1%）停留了仅1-2年；有三分之二（67.9%）的人被捕是因为参与种植大麻。
大部分偷渡者事先得到蛇头的承诺，以为自己会在餐厅、洗衣店、商店或是建筑工地工作，并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是大麻种植园。
2016年半岛电视台秘密拍摄到的英国大麻种植园
2016年半岛电视台发布了调查纪录片《英国的现代奴隶贸易》，秘密拍摄英国的越南非法劳工成为“毒品奴隶”的现象。调查记者潜入了东伦敦郊区的一栋排屋，发现一名正在工作的年轻越南“园丁”，他几乎不会说英语，很少离开排屋。
这名年轻人是在英国大麻农场工作的数千名越南人之一，其中不乏童工。他们付钱偷渡到英国，希望在这里能够赚到钱养活家庭，但常常落入贩运者的手中，被迫成为“毒品奴隶”。
据英国人口贩运调查中心（UKHTC）公布的数据，仅在2011年至2012年间，英国“毒品奴隶”的数量增长了130%，其中96%的“园丁”来自越南，81%是未成年。如今至少有3000名儿童被迫在大麻种植园工作。
秘密拍摄中，“园丁”向记者介绍，面积100平方米的土地上可生产10公斤大麻，三个月后便可收割，得到3万镑的收益。如果跟老板四六分成，“园丁”将有1.2万镑的收入，而每年可以种四批，一年之后4.8万镑的收入便能还清偷渡路费。
对话中“园丁”流露更多的是孤独和沮丧。他几乎没有离开过这座已经变成大麻农场的普通房子，他说：“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得了抑郁症。我很长时间没有与外界接触了。”
无法舍弃的故乡和亲人
那些没有到达英国的人，有的选择留在了中途的城市，华沙、布拉格、巴黎……这些地方不少华人或越南人社区的餐厅和商铺里，都能发现他们的身影。
Cam尽管已经赚够了去英国的路费，还是选择留在巴黎，“我认识的人帮我介绍了一份在13区越南餐厅的工作，一开始每月只有800欧元，一周工作7天，每天12小时，没有假期。但现在我已经是个优秀员工，月薪提高到2000欧元，还有休息日和假期。”
有了休息日的Cam，会出去和越南朋友喝两杯，孤身在外，他将这种同乡情谊看作另一种意义上的“家庭”。
也有人不肯放弃“英伦梦”。同样定居巴黎的越南人Dao已经45岁了，他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满足，但对于年轻的儿子，他仍竭尽所能将他送到英国。Dao的儿子14岁时通过合法方式从越南来到捷克，随后被安排在华沙工作了两年，最后Dao花了3200欧元找到蛇头将儿子带去了英国。
Dao讲道：“他很幸运，卡车在加莱港的移民丛林接到他，一次尝试就成功了。”他给儿子找了一份熟人开的美甲店的工作，每月能赚2300欧元。
英国越南人开的美甲沙龙
22岁的Giang也在英国的美甲店工作。他来自越南广平省的一个村庄，之前是个渔民。2016年，他听说一个三年前偷渡英国的表亲已经还清路费，Giang也决定拼一次。路费总共3.2万英镑，幸好功成名就的表亲慷慨解囊，为Giang支付了1.5万镑，他才得以启程。3个月长途跋涉后，他到达了英国。
如今Giang在伯明翰的一家美甲沙龙工作，店主是一位早年前来到英国的越南女性。Giang对自己的现状很满意，毕竟与大部分来到英国的越南男性劳工相比，这份工作安全得多。而Giang的目标也很明确，就是努力赚钱，“至少要让父母住上新房子。”
对于这些偷渡者来说，无论身在异国哪里，眷恋的还是故乡和亲人。
在巴黎工作的Cam已经不想去英国了，“我只想继续目前的生活，我还有很多未来的计划。当有一天赚够钱，足够让我实现这些计划时，我就回家。”
在伦敦郊区种植大麻的“园丁”，之所以能忍下去，是因为他希望在收割大麻后能够得到报酬，并梦想着回到越南结婚，为家人盖座新房。
他说：“一直待在这个房子里就像是被关进了监狱。我只好想象，这只是在监狱里呆几年，一切都会过去，我会有钱，结束后我要去找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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