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许多人一样，田丰最初听到“三和大神”的故事，充满困惑，完全不能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按照网上的说法，这群生活在深圳龙华三和人力资源市场的年轻人，做着日结工作，干一天玩三天，白天闲逛，晚上睡大街。他们吃5块一碗的“挂逼面”，喝2块一瓶的“挂逼水”，在10块一晚的网吧待到天明，偶尔享受15块一晚的床位……
这里甚至形成一种亚文化，引发不少年轻人的共鸣。比如，“挂逼”一词就是“黑话”。它很难被精准定义，有时包含着自嘲和自我保护的意思，其目的是掩饰和伪装自己，但更多时候体现出一种社会关联：凡与三和青年相关的事物都可以被冠以“挂逼”的称号，如挂逼水、挂逼面、挂逼保安、挂逼快递等。如今，在百度“三和大神吧”，各地年轻人都在“云挂逼”，不时说要“大战黑厂”，甚至有人慕名而来，专程到三和生活一段时间。
但是，关于“三和大神”这个群体，一直都没有严肃的学术研究，很多都是并不深入的纪录片和媒体采访，如日本NHK的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 中国日结1500日元的年轻人们》。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的田丰，长期关注青年和农民工，总想着有一天能做三和的研究，去真正了解这帮年轻人。
2017年，学生林凯玄的到来，使得这一研究成为可能。他和田丰组成非正式研究团队，合作调查三和青年。其中，林凯玄作为局内人，奔赴深圳，融入和体验三和生活；田丰则是局外人，观察和了解三和青年。从一开始，田丰和林凯玄保持着频繁互动。每天夜里，林凯玄将观察和体验所得发给田丰，田丰看过后，再提出一些需要深入观察和思考的问题发给林凯玄，让其完成。
长达半年，林凯玄没有透露身份，充分融入三和青年的生活，一些人把他当兄弟关心；同时，他也逐渐完成研究所需搜集的素材。但是，他和田丰发现，三和青年的构成非常复杂，无法用一个框架解释。所以，他们最后决定采用白描方式，直观描绘三和青年的状态，理解他们对生活、工作的选择，以及通过这一选择而聚集在三和背后的逻辑和意义。
在调查过程中，林凯玄见到NHK纪录片里的“宋总”。林凯玄称，“宋总”觉得自己被骗了。因为当时是一位中国人找到他，询问是否愿意赚钱，而且保证所拍视频只有在日本才能看到。结果，纪录片传到中国，一些青年戏谑他已经火了。
“很多人见到他就像在动物园见到动物一样，却有不少人可怜他、为他‘团饭’，所以‘宋总’很长时间都是在他人接济下活着。被采访之后，有更多的人来找他，比如一些做网络直播的人想要他在平台露面。……通过直播这个途径……人生再次发生变化……再见到他时，他完全变了个人……但是‘宋总’一直没有离开三和。”
老牌人力公司“三和人力资源集团”自入驻景欢市场，一直发挥着劳务输送的作用。
2019年初，田丰和林凯玄完成这项研究的写作。但是，出版并不容易，辗转多个出版社后，终于在2020年8月出版，书名为《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
“岂不怀归”出自《诗经》，意为“难道我不想回到我的家乡？”田丰称，书名有两层意思。一层表明老一代农民工是“叶落归根”，新一代农民工却处于悬浮状态，不回家乡；另一层则是强调“归”，这些人出路将来在哪儿？
2020年8月，田丰和林凯玄又去了一趟深圳。疫情期间，三和市场面临改造，变化挺大。“网吧、小商店没了，招日结的还在，以前聚集在三和劳务市场，因为封起来了，都分布到周边公园。他们现在睡觉也不能睡在三和市场，只能睡在周边公园。”田丰说。
不过，这些做法“治标不治本”，无法真正消除三和青年的现象。他们觉得，三和青年的出路不在于别人给他们画定什么路线，而在于他们改变人生轨迹的意志和能力。“教育是为数不多的社会能够帮助农村青年选择人生的最重要手段，也是一劳永逸解决三和青年问题的关键所在。”他们在书中写道。
回望这项研究，田丰说：“我做了很多年农民工（研究），最大感觉是什么？现在中国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确实得改变以往很多做法，再不变真是来不及了。比如教育还在每年以上百万速度生产没有技能的人，然后密集型企业快没了，将来怎么办？”
以下为全现在和田丰的访谈节录。
全=全现在
田=田丰
“混吃等死”也是一种新的抗争模式？
全：你说：“随着对三和了解的深入，我们发现网络传播的信息并不准确，三和青年是一个构成非常复杂的社会群体，而网络上的信息往往竭尽所能地从极端视角看待他们。”因此，你们希望通过实地研究突破网络媒体给人们造成的三和青年刻板印象。那能不能具体讲讲有哪些刻板印象不符合实际情况？
田：三和青年主要依托于三和人力资源市场，在这个人力资源市场当中，不停有全国各地来的人找工作，三和青年只是当中一部分。网络中传说那种“三和大神”是极少数，大部分人都是在找工作过程当中遇到一些挫折，可能因为心灰意冷，进入到打零工的状态。
整体上来讲，它是依托于人力资源市场，形成一个以做日结、打零工基础的群体，跟网络传说这种天天去垃圾堆找东西吃，或者混吃等死不一样。但是，也有一些慕名而来，打工打得很累，觉得三和打零工这种生活状态挺好，专门跑到这个地方生活的人。
全：你们估算过三和青年的数量吗？
田：算不出来，因为他们是一个流动性群体。除了极少数人相对固定，大部分人可能会在那待一段时间就走了。换位想想，天天挨饿，你也不会在那儿。而且，他们已经经过很多（更新），你想想这种生活状态，寿命不会很长。
全：这样看，“三和大神”这种身份也是流动的，比如今天是“三和大神”，明天可能就不是了……
田：对，我们称之为是“挂逼”状态。他进入”挂逼”之后，可能“挂”一段时间，毕竟没吃没喝没钱，睡大街也不舒服，觉得这种状态也让人不爽时，可能就会想有一点点改变。他是以个人状态切换，人群状态也在不停切换。比如，有一些人当过一段时间“三和大神”，突然有一天醒悟，出去了。他挺怀念那个地方，可能住在附近，闲着没事还跑过来。所以，这个群体的整体规模不太好估算。
全：你认为三和青年中间形成了一种归属于底层社会的亚文化，姑且称之为“三和文化”。能不能概括下“三和文化”具有哪些特征？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种亚文化？
田：第一，整体来讲是“没有耻感”。正能量教育都是你需要奋进，如果不努力，大家会看不起你；但在那个地方，你会发现，有我这种生活状态的人挺多，睡大街的人挺多。
第二，它已经形成了每个人的个体化生存状态。我的生活就是我自己，我不指望别人来救我，对别人也无能为力。他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也很淡，因为他跟家人联系时会受到很大的压力，也没有办法向家人交代这种生活状态。
第三，混吃等死的生活状态，也是文化状态。比如我在这个地方干了一天，活得不好，但是我能活下来，比较轻松，处于可以接受的舒适带。
一份好工作能让我赚钱，但到了之后，由于能力被限制，够不到、突破不了天花板。我发现努力的结果跟我去做日结差不多，慢慢开始有一些自我麻醉或者自我放弃。其实每个人都会这样，你努力很久之后，会进入到疲倦期。打工打不动了，我歇一歇，那时就进入“挂逼”状态。码字也是一样，码不动了，我不码了，我歇着。只不过我们不码了，可能一时半会儿进入不了“挂逼”状态。
全：“混吃等死”的人生态度，属于这种亚文化的内涵。但同时你也认为，相比老一代农民工，“90后”和“00后”农民工选择在大都市里“混吃等死”也是一种新的抗争模式。你如何看待这种抗争模式的作用和局限？
田：中国从改革开放以后，尤其在深圳，早期劳动力密集产业很聚集时，一直都存在着对农民工的盘剥，包括现在压身份证、黑中介、黑工厂，都是早期遗留下来的一些弊端。按道理说，中国进步那么多年，二三十年前就应该改变，但实际上没有实质性改变。
这就变成了什么呢？老一代农民工进入城市时，目标非常明确，我要为全家赚钱。现在，“90后”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父辈已经替他积累一定财富，目标变成我要实现我自己，我要寻找我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从他们自身的成长经历来讲，大部分“90后”农民工从小是在市镇长大。因为教学已经改革，他们进入到城镇、县城生活，已经很适应城市生活。但是，他的个人能力又达不到他所向往的生活要求，实现不了自己的目标。
比如赚钱，我并没有什么特殊工作技能，只能跟我的父亲一样，去工厂做体力劳动，导致他们对这种生产线的活有排斥心理。讲白了，在农民工制度上，中国进步没有那么快，没有跟上这个时代发展。
还有一个因素，“60后”农民工都有农村工作的经历，耐受力很强。天底下最累的活就是干农活，我们以前说“面朝黄土背朝天”，又热又没有着落。但是，“90后”农民工没干过农活，自然而然就会对企业的压迫和剥削形成一种抵触和反抗意识。对“60后”农民工而言，能进入工厂干活是一种幸福，没有种地累，还能赚更多钱。对“90后”农民工而言就不一样，我从小没有受过这种罪，你现在让我受这个罪，我当然不干了。
早期中国工人会砸机器，但三和青年没有固定对象。他们从黑工厂出来以后，打零工，相当于每天换东家。没有固定对象，又被分得很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团结不起来，没有那么多人。你要是把工厂里300个人聚在一起，那很容易，可以有其他的抗争方式，但他们没有那种抗争基础。
摆在路边的快递日结招聘启事。快递和工地、保安是三和青年日结工作选择最多的三种类型。
“三和文化”为什么会流行？
全：和“三和文化”相关，你说：“三和乃至深圳以特区特有的开放、包容接纳了这些青年，使他们无处安放的灵魂有了暂栖之地。从更广范围看，在百度‘三和大神’吧中，全国各地有着相似境遇的年轻人用三和青年特有的词汇描述着自己的现状，同时也关注着三和及三和青年的动向，其中一些人因此直接奔赴三和。”你会怎么看待“三和文化”在全国各地青年中引起的共鸣？
田：现在人人都“云挂逼”，我们都在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来抵抗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盘剥都是制度安排的结果，比如现在深圳的工人工资是按低保来算，户籍制度到现在没改。这些都让全国出来打工的青年遭遇不公正待遇。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在全国是普遍的，只不过在三和形成了聚集效应。那么，三和青年所表达出来的意思是说，我不愿意服从你的制度安排，不愿意接受这种盘剥，但我也没有什么特殊反抗力量，只能在这儿混。
全：我也去逛了“三和大神吧”，发现其实不止三和，各地都有这种日结市场。
田：全国都有零工市场，比如之前北京的亮马桥。零工市场跟三和的区别是，大部分零工市场就是一个劳务市场，不像三和，结合劳务市场、吃穿住，形成完整的生态链。这在中国很少见。
最简单的，你在单个劳务市场买到的水和我们喝的水一样；但，“三和大神”喝的水，过了一条街就没卖了，两块钱那么一大桶，只在那个地方有。我去的时候特意找了一下，是不是过了这条街还卖这个水？发现没有。这就说明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微循环的生态圈。
全：推而广之，这些年，在中国年轻人当中，像低欲望、丧文化、“窃·格瓦拉”的“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不可能打工”等语词非常流行，似乎体现了一种广泛的社会心态。包括我自己有时也会产生人生无望，“干一天玩三天”的三和式想法。不知道你会如何解释这些现象？是否和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性减弱有关？
田：其实都有一些关系，它的形成是整体社会变迁的结果。早期，大家都觉得努力改变命运，努力了会获得很多东西；但是，现在会发现，你努力了，获得的东西相对比较少。
第二个原因，我们以前的代际压力比较大；到了“90后”、“00后”，相对压力比较小。你想保持佛系心态或者丧文化，也得有经济基础，那么你的父辈可能已经给你提供很好的经济基础。
像他们的父辈，“60后”农民工出来啥都没有，他可能在这边打工，一旦停下来了，老家孩子上学就没学费。现在，这种压力不存在。所以，在“60后”老一代农民工眼里，打工是一个必选题；到了他们这里，变成多选题中的一个选项。
三和青年在“海新大酒店”休息。所谓“海新大酒店”指的是海心新人才市场的走廊。与此类似，“会海大酒店”指的是距三和人才市场大概500米远的会海广场，在附近居民休闲区的长凳或者石台阶上睡觉。
三和青年的出路在哪里？
全：在“探讨三和青年的出路”这一章，你说：“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三和青年的离去有三种可能：个人觉醒、底层社会生态链断裂、城市社区改造。”其中，“城市社区改造”或许是迫在眉睫的变化。因为我看你说：“调研期间已有传言，万科即将进入三和开展城中村综合整治的改造工程，首当其冲的影响就是小旅店的老板们无法继续租用城中村的房子。”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三和面临改造的风险吗？
田：疫情期间已经开始进行改造，以前老的小旅馆有些已经改造成公寓，正好借助疫情把区域划分开。其实区分用处不大，最主要的作用是通过改造，提高生活成本，导致底层生态链断裂。
比如“挂逼”面馆房租很低，假如你把房租增加到2万块钱一个月，他还卖5块钱，得赔死。很多时候都是通过市场手段来实现，只要底层生态链一断裂，就没有办法维系下去。
全：你怎么看这个改造？之前你说城市改造更新过程中得保持城市包容性，现在看起来不太包容？
田：是的。一个城市对它外来务工者的包容性，一定程度上体现在给他们一定的生存空间。但是，你从城市发展角度来讲，这种生存空间肯定越来越小。比如租房价格肯定水涨船高。
全：你估计现在的改造会对他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田：上周，我和凯玄又去了一趟。改造在疫情期间已经开始，网吧、小商店没了，招日结的还在，以前聚集在三和劳务市场，因为封起来了，都分布到周边公园。他们现在睡觉也不能睡在三和市场，只能睡在周边公园。实际上，它的改造只会导致分散。说白了，治标不治本。我把三和市场改造了，他会在三和市场周边出现。如果三和市场周边改造完，他又跑到东莞、惠州。其实，真正的改造还是得靠教育。
全：聊到教育，你觉得三和青年的出现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滞后之间的矛盾体现，而社会发展滞后最大的体现是教育。一方面是充满中产焦虑和精英焦虑的“海淀家长”，培养各种“学霸”；另一方面是源源不断地通过薄弱农村教育走出的数以亿计地没机会接受高等或职业技能教育的廉价劳动力青年。虽然这种教育的“鸿沟”在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存在，但这些年很多人感觉“鸿沟”的距离越来越大。你怎么看？
田：它不是“鸿沟”距离加大，是改变命运的机会在变化，最重要是教育跟社会发展脱节。以前的农民工，没受过什么职业技能教育，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也能够适应，而且之前也有务农的工作经历。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内陆迁，很多则已经没了。你会发现，这些农民工出来之后，没有技能就会和社会脱节。
工业化以来，所有的教育目标都是为了生产出来适合工业化的人。现在，中国整个教育生产出来的人，适应不了社会发展。比我年长的一些人，初中毕业能找到工作。现在初中毕业，你想找个稍微好点的工作几乎不可能，大学毕业都不一定能找到。
全：现在还面临人工智能的挑战。
田：对，所以你会发现这种变化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农民工的培养没变，大量初中生辍学，考大学的几率在下降，但社会变了。社会变化速度很快，但教育没变，所以你发现差距拉大。
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田：只能提高他们的教育质量。最简单的方法，你把砸到高校的钱，砸到基础教育上去。整个基础教育要不了多少钱。你再激进一点，直接把义务教育从九年改成十二年，让大家全部接受高中义务教育，但中国政府没做这个事。其实你要测算一下，九年改成十二年义务教育花不了多少钱，可能也就是几所大学。
全：同时，很多农村家庭存在一种“读书无用论”的说法。
田：不是读书没用，是读书根本就考不上。典型例子，以前，你到县城中学去看，有的地方经常会有一两个人考上重点大学，一两个北大、清华都有。这些年，你到县城里边，考北大、清华基本全没。不是说教育改变不了命运，你上清华、北大是能改变命运的；但是，你上不了，只能上那些高职，高职以前就是我们的职业技校，那当然改变不了命运。
全：“寒门难出贵子”的问题大家经常讨论，为什么现在考清华、北大这么难？很多人给出的解释，比如高校扩招、素质教育。你怎么看？
田：小学强调“快乐教育”，城里家长补课，农村孩子“快乐教育”六年。快乐完了之后，你发现，等上初一时，放到一个班，差距很明显。上初中时，能补课跟不能补课差别也很大。
所以，教育差距是教育体系和教育理念之间的脱节。中国某种意义上就是应试教育，你有中考、高考，怎么不是应试教育？“快乐教育”祸害的都是谁呢？祸害的都是缺少教育意识，或者缺少给孩子提供补充教育能力的家长，都是中产阶级以下的人。
彩票店是三和青年梦想发财、翻身的地方，也是彻底挂逼的地方。
三和青年的出路之一——职业教育
全：你提到，职业教育应该是解决三和青年问题最好的路径，但这方面问题重重，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能不能再具体讲讲有哪些问题？
田：没有一个完整体系。中国职业教育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一路读上来这种，现在这个体系正在建，各种各样的职业技校，但职业技校供需脱节，培养出来的人跟时代也脱节。因为好的职业技校都升成本科，差的还留在那个地方。现在农村小孩上的绝大部分是差的。我们以前做过调查，在差一点的职业技校，90%都是农村小孩。他上技校等于白上。
还有一部分职业教育是对已经工作的人培训，相当于终身教育的一部分，但这个中国做的非常不好的是什么？中国职业教育属于不同部门，比如农业部、人社部、民政部，很散，没有形成相互补充的体系。所以，你想通过终身教育提高技能，难度很大。大部分地方基本形成样板工程，它跟企业结合得也不紧密。
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中国整个职业教育体系相对而言比较失败，它不能够真正培养出来现在企业所需要的人。比方说，最简单的机床，现在大型企业都用数字机床，职业技校不可能有数字机床，很贵，结果都是手摇那种，那你学了半天有啥用？你刚才说人工智能化越来越快，职业技校里面培养出来的都是老一套，很多没用，导致脱节。但是，很难解决，缺少的东西太多了。
其实，最好的方法还是跟企业结合，但他们现在比较喜欢结合的企业都是富士康那种。
全：职业教育体系和脱节的问题，感觉解决起来挺难。
田：相当难。而且，它已经形成一个利益体系，职业教育每年拨的钱很多，但都浪费了。承担职业教育的企业跟负责职业教育的部门形成利益勾连。举个简单例子，假如你到一个县城，每年会从不同的口拨下职业培训的钱，可能会有一些机构专门承接这个活。比如教农民工学电脑，学什么呢？学打字。你会发现，效率很低。
全：除了职业教育，还有一个话题，就是农民工的职业化。你说：“一方面，政府针对农民工开展的培训工作不可谓不多，却收效甚微，大部分地方政府的农民工培训都流于形式；另一方面，相当部分外出务工的‘90’后和‘00’后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与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出现脱节的状况。在三和青年中，这一点尤为突出。”能不能再讲讲农民工职业化面临哪些困境？
田：跟职业教育关系很大，这一块目前差得最多的是农民教育观念问题。很多农民认为上学没用，不好好学。农民选专业时也很有意思，现在很多专业很实用，比如汽修，学这种专业出来找工作相对比较容易，但有些专业出来就是过剩，比如幼教。
还有一个问题，它在工作过程当中没有培训，就把你当成简单劳动力，没想过你能够提高什么技能。中国企业在不停发展，你总有一天要被淘汰，而且现在淘汰趋势很明显。
主要是工厂意识问题。因为用人单位是工厂，符不符合要求只有工厂知道。想改善一定要工厂去做，光靠学校教，肯定不够。但是，你怎么跟工厂合作？比如它培训一个农民，你给什么补贴？现在没有类似激励措施。
三和挂逼水
三和青年的出路之二——来自家庭的力量
全：另外一个解决三和青年出路的方式，你认为是“来自家庭的力量”，但这又得先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与此相关的还有农村务工青年的社会融入问题。关于如何解决留守儿童和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你有什么想法吗？
田：先说留守儿童，现在农村已经形成恶性循环。因为很多县城最好的中学是私立学校，形成了各种制度交织在一起的循环。比如学区，农民工都在农村，怎么可能进入学区？不可能。因为好学校都在县城，上不上？你上，那只能上私立学校，上私立学校需要钱，父母得出去打工，留守儿童产生。父母不在身边，留守儿童肯定会产生很多问题。
另一方面，你现在指望农民工融入深圳这种城市很难。就算你给他户口，他也买不起房，你让他怎么融入？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融入分成四个方面——经济、社会、身份、认同：“经济”，就是说你挣的工资能不能达到城市人的水平；“社会”，指的是你有没有获得相应社会保障；“心理”，指你是不是认为自己是城里人；“身份”，指你是不是也跟城里人一致？这样你会发现，不同层次在中国基本上都很难做到，收入肯定低，户口没有，社保跟城里人不一样。
所以，中国对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是什么态度？我们一直沿袭着改革开放早期的那套思路，农民工就是农民工，打完工之后就把他送回家，回家养老完事。但是，现在你不能那么做。以前我们劳动力富余，现在明显看到没有那么多富余劳动力。你应该想办法把这些农民工转成职业工人，留在城里。不一定留北京、上海、深圳，可能留在二线城市。
最近好多了，户籍放开了，放开之后，这方面有一些改善，好多农民工都进城买房子。但问题也挺大，因为大部分买房都是父辈买房，孩子住。这就带来农村养老的问题。
全：现在农村主要就是老人和小孩。
田：“38、61、99”……唉，没办法，这是一个必然过程。从全世界来看，在城市化过程当中都会出现这种状况，农村养老已经解决不了。这是需要中国政府政策怎么配套兜底的问题。而且，现在农村已经很明确，叫家庭养老。
因为你已经错过解决时机，“60后”当初出来打工，你让他留在城里，就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农村老龄化。但是，现在“60后”都回去了，那你怎么办？你再想把他拉出来？成本太高，只能放在农村慢慢消化。
农村消化成本也很高，比如乡镇配建卫生站，怎么让他住到乡镇跟前？也是一系列问题。而且农村现在问题是什么？比如农村现在建乡镇养老院，没人住，服务特别差。
三和挂逼面
全：关于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你有什么想法吗？
田：我专门写了一本书，叫《前世今生：留守儿童社会形态的多样化考察》。它跟经济发展没有太大关系，只要出现人口流动，留守儿童肯定产生。你不可能把孩子永远带在身边，现在关键问题是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当中有没有陪伴？有没有获得好的教育？
我主张留守儿童跟父母进城，以后的教育体系改成属地，你住在哪儿，就在哪儿上学，建立登记制度完事。比如，我一个农民到海淀来打工，我住在什么地方，当地附近两公里范围内，你必须给我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反正是国家掏钱，国家拨给农村学校跟拨给海淀学校一样，那你为什么不让他上学？你就得让他上学。现在不行，北京、上海、广州卡得很严。孩子没学上，只能放在农村，要不然进城，就得交很多学费，父母又负担不起。所以，留守儿童产生之后，根子是教育。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能解决，再解决父母陪伴问题，就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不是特别复杂，但得政府真的下决心。中国缺的是优质教育资源，那是中产阶级以上抢的东西，但中产阶级以下那些资源肯定是够的，绝对富裕，不该关停打工子弟学校。
全：你曾分析说，“00后”和“90后”最大的差别在于教育环境不同，在中国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双轮驱动下，学校和家庭的教育分工已经出现了颠覆性变化，本应由学校承担的教育功能不断向家庭转移，一线城市的优质课内外教育资源将淬炼出更为精英的“00后”，这对生活和成长于县域和农村的“00后”是极为不利的，相比“80、90后”，“00后”之间的社会鸿沟会进一步加大。能不能再讲讲该如何理解这个变化？
田：因为“快乐教育”，我曾去一所广东省重点小学做调研。我逗一个小孩，特别有意思。我说，你怎么知道别人学习成绩比你好？他说，我知道。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很简单，你看他上什么辅导班。
现在孩子上辅导班，有的要申请考试，每个人到了期末，考完试还要调整。所以，“快乐教育”变成什么？在学校，是快乐教育；出去之后，家长通过课外辅导判断孩子的学习水平，变成这样一个体系。
中国不适合搞素质教育。最典型的，这两年北大、清华改成推荐制，改成推荐制之后，外校（几乎）考不上，（几乎）全是本校。你说这叫素质教育吗？太不公平！本来能指望研究生期间去北大，现在完全没机会。而且，你说它招的真的好吗？不一定。所以，中国高考要改成推荐制就完蛋了。
在中国，就是考试制度最好。中国老百姓认为，最公平的制度是高考制度。中国那么多年能保持好的社会流动，全靠高考。但现在，高考越来越糟糕，将来哪一天高考真的不能作为社会流动阶梯，整个社会就会出大事。
全：为什么会觉得它越来越糟糕？
田：现在很严重。举个简单例子，我本科学校是中国农业大学。我上农大时，70%都是农村学生。前两天，我跟一个农大留校同学聊了一会儿。他说，现在农大只有百分之十几的农村学生，因为农村孩子考不上。不说别的学校，连农大都变成这个样子，你说将来怎么办？
题图及文内图均来自《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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