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看过两张图片，一张是一个德国人在战后的图书馆废墟中读书，一张是在战争的废墟中一个日本女子在给孩子们上课。当时我看了很感动，这样的民族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直到我看到这本《南渡北归》，我为在抗日战争中，在战火纷飞中，在艰苦的岁月中，克服种种困难没有放弃学业，甚至取得了不俗成就的先辈们感到自豪。而我以前只知道有个“西南联大”，我为自己的无知而感到脸红，我想该脸红的不仅是我一个人，也是我们整个时代的悲哀。
这是一本讲述上世纪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而后再回归中原的故事。囊括了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大部分大师级人物，在艰苦环境中获取的学术成就，人事纠葛等等。一共分三部，目前我只看完第一部。
看到好看的书，有时候我会在朋友圈推荐一下，那是因为情结和故事引人入胜。但这本书不是，如果对民国的历史不感兴趣，如果没有对大师们的敬仰之心，实际上读来是很乏味和枯燥的，对大部分人来说，大师们的很多很多的细节，远没有明星的八卦有意思。这本书注定不会是一本畅销书。
但作为普通人，我们可以不知道大师们的很多生平细节，我们可以不知道傅斯年，李济，蔡元培，梅贻琦，陶孟和，蒋梦麟等等为了大学南迁付出的种种努力，我们也可以不知道，陈寅格，梁思成，梁思永，童第周等等克服种种困难取得的成就。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一定不能不知道，集体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的努力。就如同我们可以不知道抗日战争中的每一个将军，每一场战争，每一个故事，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做出的牺牲与努力。
所以我只简单陈述战争当中，华北，华东地区各个大学，各种学术机构南迁的过程。抗战前抗战中取得的学术成就，大师们个人在战争中取得的成就，付出的努力与牺牲，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这本《南渡北归》。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队占领了东北三省，中华民族进入了危难之际，考虑到故宫等机构保藏的文物有可能在战火中焚毁或遭日军抢窃的可能。故宫博物院长易培基等有识之士，电告南京中央政府，提出文物南迁，经过一番周折，1932年底，19493箱零64包国宝开始了南迁大行动。
因为南京无法存放这么多文物，一部分文物先到上海暂存，同时修建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经蔡元培提议成立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建占地12.9公顷，人文，工艺，自然等三大馆。有了这么多的文物，筹备处便有了成立一个世界级博物馆的想法。在蔡元培，叶恭绰，李济等努力下，不断收购，拨交，派员主动考古发掘，博物院筹备处有了30万件珍品。
按照民国政府“把中博建成亚洲乃至世界一流博物馆”的规划和设计方案，第一期工程刚刚完成3/4，1937年7月日寇大举进入上海，南京告急，被迫停工。所有工作人员连同收藏的宝贝，开始了第二次历史上最悲壮的大迁徙。文物分三批，分别运往重庆，陕西，甘肃。1948年这一批宝贝有相当一部分随蒋介石迁往了台湾，成立了台北故宫博物馆。
这么多价值连城的宝贝，在战火纷飞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千里迁徙能够无一遗失，这是一个奇迹，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与此同时，根据国民政府的命令，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和平津两地的大学也开始向长沙西安一带迁徙。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指示各所捆扎仪器启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在李济的指挥下，首批60箱书籍运南昌农学院。上海战争最为酷烈时，日本飞机开始向南京实施轰炸，在炮火硝烟中1333箱殷墟出土的甲骨，陶片装船由梁思永押运往长沙。
由于内迁的机构太多，整个长沙异常拥挤混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师生已经成立了临时大学在圣经学院上课。中央研究院只分配到了圣经学院一小部分，所有的箱子暂放地下室。
临时大学也因为校室不够，文学院改设在湖南南部衡山圣经学院。原定12月1日11时的火车，到第二天5时还没有，“中间兵车开过数列，伤兵滋事，且欲殴打站长”。12月6日，吴宓等师生终于挤上火车向衡山分校驶去。
随着军队节节败退，战火蔓延到了长沙，梁思成家被炸弹击中，所幸人没事躲过一劫。后借住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家。
轰炸一次又一次，且在一段时间是围绕着圣经学院，有了“内部间谍引导日机”的说法。于是临时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共同派了一个巡逻组。当警报发出后，众人都跑赴圣经学院地下室躲避，巡逻组则巡查是否有间谍躲在某个角落引导敌机。这里还有个小插曲。几次过后并没有发现间谍，大家有点泄气。又一次终于发现了一个青年手拿长物，在人群中东张西望十分可疑。赶快把他擒获，原来啊，这是梁思成在东北时候的学生，听说梁思成林微因在长沙后过来的。初来咋到没有跑警报的经验啊。
敌机持续轰炸，整个长沙动荡不安，梁林两夫妻意识到在此也很难做成什么事，于是想着远离战火的西南昆明或许可以静下心来做点学问，又可以避难。1937年12月7日，梁林一家5口搭乘一辆超载的大巴车奔向昆明。后来原营造学院的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等人，与梁思成取得联系后，也从不同的地方赶到了昆明。尽管前面炮火隆隆，梁思成觉得有必要把已经解体的中国营造学院重新组织起来，对西南地区的古建筑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调查。得到了原来资助机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成立的机构）的认可和资助。“中国营造学社”的牌子在西南之地挂了起来。
12月17日在主战派，主和派意见中，蒋介石力排众议，发表了《告全国国民书》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杭州，济南等省会相继陷落，平汉铁路沿线失守，长江沿岸城市失守，地处两条干线的武汉成了中日双方生死一搏的主战场。
武汉长沙只有300公里，一旦武汉失守，长沙便危在旦夕。不管是临时大学还是研究院又一次面临流亡迁徙的过程。
临时大学去重庆还是昆明摇摆不定，也有师生认为不要再劳民伤财，湖南省也表示可以在湖南另择一城，广西也表示可以接纳学生，连在云南的军阀号称云南王的龙云也表示了极大的热情。
经过反复研讨，最后经中央批准决定去昆明。理由是，离战争比较远，一旦内陆全部沦陷，还可以在西南之地甚至海外周旋，为民族复兴保留最后一批文化种子。2月15日，蒋梦麟飞昆明，主持建校事宜。
中央研究院经过一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争论后，决定向重庆，桂林，昆明等不同地区转移。中研院总部办事处在重庆，下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天文研究所等向昆明转移。(中研院下属共有十个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在上海的三个研究所也从上海来到了昆明，帮助昆明建立了一所现代化的电炉制刚厂，1941年6月第一批刚出炉，此后昆明几乎所有的大型建筑都使用此刚。
1938年春，中研院各种器物，标本，书籍，运昆明365箱，运重庆300箱，运香港52箱，其余60多箱封存于长沙。史语所人员押送三百余箱器物先乘船到桂林，经越南海防转道抵达昆明。
长沙临时大学就是后来的西南联大，分三批开始了迁徙行动。
一路走水路共计600多人，由樊际昌，梅关德，钟书箴教授率领分批进粤汉铁路至广州，取道香港，坐船到安南（越南）海防，由滇越铁路到云南蒙自，昆明。
第二批由陈岱孙，朱自清，冯友兰等教授带领，乘汽车，经桂林，柳州，南宁，取道镇南关（今友谊关）进入河内，转乘滇越火车到达蒙自，昆明。
第三批由290名学生和11名教师组成，由湖南政府赠发的制服，用品。犹如一支出征的正规军徒步走到昆明。
2月20日，大队人马离开长沙，翻山越岭，跋涉1600余公里，日夜兼程68天，除了车船代步休整外，实际步行40天，约1300公里。湘黔一带土匪横行，湖南政府张治中派人与黑道”湘西王“打招呼，请传令沿途各路山寨王，告知有一批穷学生借道路过，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要对其进行骚扰。
或许是张治中的招呼起来作用，或许是”湘西王“真的以民族大义为重，一路下来并未遭遇土匪。反而是受到了当地政府乃至百姓的一路照顾，穷乡僻野也知道要打日本，并没有做宣传的必要。
师生们从书本走向了大千世界，调查社会生活，讲解河流，地质构造，收集民间歌谣，风土人情等，一路下来收获不少。
西南联大租用了迤西会馆，江西会馆，昆华农业学校，全蜀会馆，盐行仓库等。沦陷区的大批机关和社会人员涌入，导致昆明物价飞涨，生活压力前所未有的加大。
从衡山过来的文学院便搬到了离昆明300公里的蒙自县。1887年蒙自依照《中法续议商务条约》辟为商埠，设有海关，法国领事，法国银行，医院等。1901年法国修建滇越铁路经蒙自，但蒙自的无知官僚伙同不明真相的百姓强烈反对。最后铁路修建到了离县城12公里的碧色寨，碧色寨迅速崛起伴随着蒙自的衰落。所以蒙自县城有很多空闲的房子。
后来联大又购置了昆明西北城外120余亩土地，梅贻琦找到梁林夫妻，邀请设计联大校室。梁林夫妻也感到很荣幸，可是这个设计因为经费的问题改了又改，教师的薪水都无法按时到位，要建高楼大厦是不现实的。
1939年9月，白铁皮，茅房屋终于盖起来了，只有需要的一半。大部分的教师及学生依然在各租地上课。
蒙自地处西南边陲，交通，生活有很多的不方便，联大校室建起了一部分，7月底本学期学业结束，校委便决定分校迁回昆明。蒙自校舍让给了从广西柳州迁过来的中央航空学院。前来送学生们的有做学问而暂时不走的教授们，还有这些大学生们在当地办的夜校学生。
联大除了招收新生，更有沦陷区的学生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来投奔。联大从1300左右人，到了1939年已经有3500左右人。联大又利用自己的师资力量创办了附中，附小，师范院，招收云南当地学生。
可惜好景不长，凶悍的日本飞机又来了。日本以堵截，破坏滇越铁路，滇缅公路为终极战略意义的昆明大轰炸开始了。
频繁的警报搞得人心惶惶，大好的时光白白流失，有的教授便在晚上上课。联大被炸，一校工被炸死。云南省政府开始通知在昆的学校及研究所，尽量疏散到乡下。
中研院史语所找到了城外十几里地的棕皮营村一个响应寺。营造学院在史语所傍边的麦地村寻租了一处尼姑庵。中央博物馆筹备处到了离史语所不远的起凤庵。只有联大人多势众，要找个地方及其不易。
这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西南联大，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博院等在昆的学校机构“宜作万一之准备”，即作迁移的准备。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同济大学被炸毁，师生们冒着枪林弹雨，先是流亡到浙江金华，杭州吃紧后退到江西赣县，再度迁往广西八步，与1938年12月再度迁往昆明在混乱的街区开课。
西南联大在经过一番考量之后决定做迁川的决定，得到了四川政府的欢迎。联大决定在泸县以南的叙永建立分校，先迁移一年级学生，看形势的演变再做全部搬迁的抉择。
史语所派了苪逸夫随同济大学派出的教授一道赴川，四川的泸州，宜宾，已经人满为患，江安县已经有国立剧专师生捷足先登，南溪县还有能力安置，可是当地的官僚和乡绅却不肯援手相助，怕引起治安与物价的混乱。这时意外的碰到了李庄镇乡绅，出手相助。就这样同济大学及中研院与李庄结缘。
史语所搬迁，本来与史语所没有关系的营造社因为要借用史语所的书籍，不得不跟着搬迁。
史语所有书籍20多万册，青铜器，甲骨等600余箱，雇佣20多辆车，梁思成一家及营造社一路跟随。
从昆明到李庄沟壑纵横，坡陡路险，有翻车有抛瞄，有生病，历经艰辛抵达泸州，卸货装船走水道至宜宾，再转小型木船到李庄。其中一艘装书的木船翻江落水，紧急打捞抢救之后到宜宾明德小学晒了三个月才算完。
同济大学师生也陆续翻越乌蒙山脉，渡过赤水河，来到了李庄。李庄人满为患，各种会馆，祠堂，庙宇，禹王宫，祖师殿等等全部做了学校。
史语所，营造社，中博院到了离李庄4公里的板栗坳村。最后到的社会科学院就更狼狈了。社科院之前没有前来考察，镇里的头头脑闹不知道还有一个社科院要来。大队人马踯躅街头无处落脚，病倒的病倒一片凄凉，最后化整为零，分散于各个家中。最后在离镇5里的地方找到了两处落脚点，尽管两处相隔4,5里地，生活，研究及其不便，且办公隔壁就是牛棚，仅有一道竹墙分割，臭气熏天，但毕竟有了一张平静的书桌。
李庄生活条件艰苦，缺医少药，林微因病了，梁思永病了，李济的两个女儿死了。李庄就一个医疗小诊所，差点因为梁思永的病而破产，引起了其他人的不满，傅斯年为梁家向中央申请2万。等等，故事很多。
无论条件如何艰苦，各个机构总算在李庄安定下来，开始各行其是。目前我只看到这里。
都说民国是人才辈出的时代，都说民国是大师扎堆的时代。大师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工作，学习，成长的。不由得十分感慨。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我们有《上学第一课》请一些明星讲课，我们有政治课，我们有清宫剧，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们有这样优秀的先辈，辉煌的历史，为什么我还会在别国的一张照片面前妄自菲薄呢。是我们的宣传不够，我们愧对战争中的先辈们。现在很多自媒体也会写一些民国的故事，但也仅仅是一些绯闻，比如林微因。我想林微因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不会希望被后人熟知的是她的绯闻而不是学术成就和那些艰苦的岁月。
写下这篇文章也算为弘扬名族文化作出绵薄之力。谢谢转发让更多的人了解。
PS：本书分三册，南渡，北归和离别。南渡我已经看完，我这里写的只有一小部分，其实这本书还可以从战争，学术成就，人事，等方面去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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