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宽 知名评论员
前段时间，柳传志先生在一个场合说了一段话，被媒体广泛传播。他说：我其实没有能力以天下为己任。这个话是有上下文的，不过，在我看来，这或许并不是出于谦虚，而倒隐隐的像是赌气。
如果客观分析这句话，我觉得可以有两种解读。一种是，如果我们把“以天下为己任”理解为一个人要承担天下的事情，那显然是荒唐的，谁这么说那他一定是一个疯子。在我们的文艺作品中，比如杨家将，一个家族承担了大宋的兴亡，那基本上是文艺的夸张。稍微有一点智慧就知道，社会的责任需要每一个人都来参与，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够作为个人的英雄。这既然是一个常识，也就没有必要要由柳传志这样的企业家来强调。
另一种解读，可以理解为，作为一个公民、一个社会成员，对于社会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要承担。这样讲，柳传志完全有能力以天下为己任。而且柳传志他们这一代企业家，为社会做出的，无论是创造物质财富，还是宣扬一种健康的企业文化，关心公益事业，都已经证明了他们实际上一直都在以天下为己任。
“天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经典的命题。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曾在他的著作《日知录》里面，特别讲到了“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在他看来，一个政权的兴衰叫做亡国，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责任，他说那是肉食者谋之的事情。但是他把一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昌宁，社会会不会沦落到率兽食人、礼崩乐坏这样的境地，看作是天下的兴亡。因此，他的结论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柳传志是全国人大代表，比起很多中国老百姓来说，他有更好的参与政治，或者说分担天下之忧的条件。民国时期，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投身产业，往往把自己的产业命运和天下兴亡、国家兴衰联系在一起。所以那时候办公厂的号称自己是实业救国，办学校的号称自己是教育救国，开飞机的也说自己是航空救国，那是国家意气风发的时代。
而今天我们的社会有时候变到了让人觉得非常拧巴的状态。比如王朔在经历了高亢的红歌年代之后，开始把拒绝崇高当作一个主流。这也影响到很多企业家的心态。很多企业家找不到自己的事业、社会，包括影响国家政策的渠道。老百姓会觉得政治离我们太远，很多人对政治是一种麻木感，或者说是一种无力感。而更另人忧虑的是，就连柳传志这样的社会精英人士、人大代表，都感觉无力，觉得自己干不了那么多事情，认为在中国的环境下能把自己的企业做好，已经很了不起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为中国的社会环境感到忧虑。
如果我们把社会分成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话，柳传志身上，以他的年龄和阅历，很自然带有一种稳健的保守主义色彩。他的意见和观点应该在社会上被别人所倾听。就像我知道很多接触过柳传志的人，都说柳传志是一位尊重别人，而且愿意倾听他人的忠厚长者。
柳传志发表的上述观点被网络传播以后，在网上遭到了很多人粗鲁的谩骂。这就好像这个社会表现出来的两种极端的情绪：一种是冷漠的、麻木的、无力的；另一种是亢奋、激动的、冲动的。这样就能够理解，柳传志这样经受过特别历史的长者到今天，一方面他也会感到对于现状的无力，觉得自己能做的事情太少；另一方面，他又会觉得对于今天网络时代这种亢奋的语言环境，自己的经历和情感体验已经不能够适应。
如果中国社会，像柳传志这样有着成熟经验的人，最后都觉得未来没有他参与的途径，也没有他参与的乐趣，产生心灰意冷的感觉，那么给我们带来的警惕是：真正应该为此感到惭愧的并不是柳传志说的这句话，而是我们社会为什么会让柳传志这样的人都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柳传志之所以会有这种感慨，恐怕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有柳传志所担心的那些问题。为此，我们更多的人要更加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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