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有事,游子且归,济济一堂,说起祖上传下来的家风,一言以蔽之,“清清白白做人,堂堂正正做事”,都觉得受其荫泽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它就像一束光,人人秉烛,也就有了传承,虽不致于大成,但有小就,起码也不会偏离人生的轨道。
人之初,生发皆源于家庭,耳闻目染,塑其骨肉。正如蔡元培所言:“一生之品性,所谓百变不离其宗者,大抵胚胎于家庭中。”小时偷针,大时偷金。错小而为,就会纵容其大。所以孩子犯了错,惩戒是要有的,你一旦把底线放低,孩子就会顺势滑下深渊。
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家教甚严,钱基博北上清华任教,钱钟书得了闲,一头扎进小说的世界悠游自在,被父亲考问功课,结果挨了打。彼时,他已是16岁的少年。钱钟书考上了清华,钱基博致信:“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告诫他要务实不务虚。当时,白话文运动方兴未艾,钱基博反其道而行,嘱其要读好古文名著,这为他后来博古通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梁启超一门九子,个个骐骥,还出了三个院士: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专家梁思礼。术业各有专攻,似乎都与梁启超没有太大的关系。梁启超的不二法门是“问趣”,也就是孔子的因材施教。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宝贝,你们好吗?——梁启超爱的教育,给孩子们的400余封家书》这本书中一管窥见。他说:“人生百年,立于幼学。”父母的启蒙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他还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乐趣,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度过几十年时光,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这样的活法有什么用?”也正是基于此,梁启超总是鼓励孩子们朝着兴趣的阳光奔跑。结果梁思成学的是建筑,梁思永学的是考古,梁思忠学的是军事,他们的母亲王桂荃风趣又得意地对别人说:“我这几个儿子真有趣,思成盖房子,思忠炸房子,房子垮了埋在地里,思永又去挖房子。”这就是梁启超的趣味主义。
好的家风是最好的传家宝,正人即立人。对女儿红来说也是如此,真材实料,匠心攻之,矢志不移,也就有了今天的“绿叶成阴子满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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