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布斯专栏作者John LaMattina 3月22日发布了一篇文章，点名批评了GSK以及2017年即将退休的Andrew Witty（现任GSK CEO）。LaMattina认为Andrew Witty任期内的GSK可谓动荡不安，退出肿瘤领域也属于公司发展策略上的误判。以下内容代表John LaMattina的观点：
Andrew Witty认为美国的高药价不可持续，转而把GSK的业务核心定位成开发市场容量相对较大的药品，并一手促成GSK在2014年拿肿瘤业务交换来诺华的疫苗和消费者保健业务。《金融时报》对GSK的评论是：“与默沙东和BMS不断通过开发突破性肿瘤免疫疗法提高身价不同，GSK的志向早已不在高端医药制药行业，因为它更偏爱低利润的牙膏和尼古丁贴剂”。
Witty关于高药价不可持续的判断不无道理，因为媒体对高药价的密集报道已经引来总统候选人的关注，同时也在不断损害着制药行业的声誉。但是GSK退出肿瘤和罕见病这两类利润更高的疾病领域并不能让公司完全避免遭受高药价的指责。
Witty曾经说过可以通过降低研发和生产成本来降低药品价格。开发新药的成本确实在不断增加，制药行业通常也会拿“大约90%的临床研究项目会失败”为高药价辩护，认为成功上市的新药定价高一些是理所应当的。但是这个说法毫无道理，支付方凭什么要为药企研发失败的项目买单呢？按照这个逻辑，药品研发成功率较低的公司就可以比研发成功率较高的公司制定更高的药价咯？
谁会关心一个药物的研发成本是多少呢？谁会关心药物的研发历程有多艰辛呢？支付方最关心的是新药带来的价值，是否相比现有药物或疗法有重大的改善以及患者能否因此获益。如果一个新药的医学和经济学获益能被生产企业清楚地证明，那么其价值就可以通过价格来体现。丙肝药Sovaldi就是这样一个定价逻辑，因为Sovaldi可以在12周内治愈丙肝，可以挽救生命和降低潜在的肝癌和肝移植医疗支出，所以1000美元/片的定价是合理的。”
同时带来医学和经济学上的双重获益确实是非常高的一个标准，迫使药企在开发新药时不得不与现有标准疗法做比较。如果想制定一个较高的药品价格，就必须证明你的药物优于现有疗法，这让新药研发变得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是一旦药企开发的新药满足了上述标准，在定价上无需太多苛责。只有这样才能激励生物技术公司、药企、投资人、大学和科研机构持续投入到新药研发工作中。
但是GSK主动放弃了这个挑战，转而去做依靠市场容量带来利润的制药业务。真实世界中确实需要这类药物，但GSK是全球为数不多的能够把一个新药从研发理念带至上市的制药公司之一，拥有全球最顶级的科学家，但是这群顶级科学家再也不能在肿瘤药和罕见病药物开发上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这对科学家本身和GSK都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LaMattina的文章发布以后招致了一些批评，GSK（美国）媒体沟通负责人Sarah Alspach女士回应称：
说GSK退出肿瘤和罕见病药物开发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这两类疾病领域仍是GSK的业务核心，我们仍有很多的在研项目，包括治疗极罕见免疫缺陷疾病的ADA-SCID基因疗法。在肿瘤领域，我们也有行业领先的表观遗传管线产品储备以及极具前景的新一代肿瘤免疫治疗药物。
LaMattina 3月30日再度在福布斯发文说到：“很高兴获知GSK在肿瘤和罕见病领域仍有所图谋，但我对GSK的研发策略仍很困惑。如果GSK对自己的肿瘤管线有信心，为何要把肿瘤业务整体出售给诺华呢？在没有药品可售的情况下，GSK现有的肿瘤药销售团队必定要被调整至其他疾病业务组，当肿瘤新药再度推出的时候，GSK再重建肿瘤药销售团队吗？此外，出售整个肿瘤业务会向开发这些肿瘤药新项目的科学家会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他们是否会离开GSK而加入诺华、罗氏这种肿瘤药业务很强大的公司？
此外，GSK跟其他制药巨头一样也会从其他小型生物医药公司买进优质的新药研发项目。假如你是一家拥有一款突破性疗法的小型公司，你在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肯定也会希望对方在药品上市后以较高的定价带来满意的投资回报，如果按照Witty在药品定价上的判断，GSK显然不是这些公司理想的合作伙伴。
LaMattina最后指出：”药品定价是很复杂的一件事件，得到较多的关注本身是一件好事。Witty对药品价格走势的判断也不无道理，我只是不确定这种以量取胜的策略是否符合GSK的最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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