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所联中，那个“老小孩”
作者： 徐宜业
应山联中，这所名不见经传的乡村中学，在地方志上是没有详尽记载的。它坐落在应山大队与金圩大队之间的一块空旷的沙地上。它确是名副其实的乡村中学。它建于1964年，是为了策应“我们一定要扫除文盲”基本国策而创办的。
它撤并于农村联中生源大缩减的上世纪末，实际上它只存活了三十多岁。应山联中，这所曾经的农村初级中学，接纳了龙集公社东南片应山、金圩、孙庄三个大队的孩子，为附近孩子的上学，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据年届耄耋的老教师介绍，应山联中刚创办时非常简单：两名老师，几个学生，两间草房，拼凑成了一所学校。被称为“老高”“老陈”的人，是当时学校仅有的两位老师。
“老高”，叫高翠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泗洪中学高中毕业生，是学校的第一任校长。“老陈”，叫陈兴堂，师范学校肄业，是学校的第一任主任。“老高”教语文，“老陈”教数学。他们还捎带教着地理、历史等课程。
当时他们都是公办教师，每月领取十二块的工资。十二块钱，以现在人的眼光看，真是少得可怜，可是放在当年，那是相当高的薪酬了，足以养家糊口了。就这样，两个男人支撑着一所学校。
后来，学校的孩子越来越多了，“老高”“老陈”两人忙活不过来了，上面又安排了沈姓的、孙姓的老师来任教。再后来孩子多了，老师多了，房子多了……这样，学校的办学规模越来越大了。
在我十二年的读书岁月里，我曾经有二年时间在应山联中度过的。我因小学毕业考试成绩特别优秀，被录取在龙集中学初一统招班，当时全公社只招一个统招班。
那时乡村没有公交车，家里没有自行车，乡村都是泥路。我们每天上学放学，全靠两条腿跑。如果是晴天，地面干爽爽的倒好一点；遇到雨天，地面上又是泥，又是水的，泥泞得很。
走路时，我们脚上的鞋深深地陷在烂泥里。我们一边剥着粘满烂泥的鞋，一边像蜗牛一样徐行。此时，我慨叹：读书真的太辛苦了。
读到初二时，我们终于承受不住了“寒窗之苦”。龙集公社东南片应山、金圩、孙庄三个大队的十几个孩子，一谋即合，瞒着父母偷偷跑回离家较近的应山联中读书。当时学校规模已经扩大了，每个年级有了两轨。
全校总共有六个教学班，二百多个学生，十几个老师。那时“老高”“老沈”已经调走了，那位姓孙的老师做了校长。
我读初二时，教数学的是方老师，教物理的就是那位“老陈”陈兴堂老师，教政治的是孙校长，教语文的是杨凤桥老师，当时他负责了学校的教务工作。
我在应山联中读书的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每天尽情享受着欢乐，血管里流淌着着自由的血液。学校没有围墙，四周是阴阴郁郁的高树，不时有鸟儿在树梢头啁啁啾啾地叫着。
近处是绿油油的庄稼，常常有野兔蹿到教室前面的草坪上游戏，有刺猬在草地上“散步”。远处是清清的成子湖，不时有船儿来往穿行。那里的天空是蓝蓝的，那里的云丝是白白的，那里的空气是清新的，那里的花花草草是自由的。
我们在学校一侧的小树林里，在学校旁边庄稼地里的田间小路上，在远离学校一里多路的湖边，全神贯注地背书，尽情地玩耍。那时，学校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是民主的，那里的一切是那么和谐。
二年时间，对于漫漫人生来说，真的是太短暂了。但那段日子，对于我，却记忆太深刻了。
杨凤桥只是应山联中十几位老师中的一位。毫不虚夸，他就是典型的“老小孩”。他年纪已经往五十上爬的老人，整天没大没小的，跟十几岁的学生、二十来岁的年轻老师粘在一起。
杨老师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毕业的一名老师范生。他当时已经有四十多岁了，中等个子，古铜色的脸，嘴唇上翘，只要嘴一张，就会露出一口被旱烟熏黄的牙，耳朵上时常夹着一根纸烟。
他成功地向我们表演用鼻孔吸烟。鼻孔冒烟对于他来说，那是小菜一碟。不用多说了，就凭这些足可以证明他是一个“久经烟场”的人。
杨老师长着一双月牙状的眼睛，天生一张笑面脸，仿佛永远笑不够似的。他的脑袋不大，但是脑袋里好像贮藏着许多笑料，他讲起笑话来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的。
记得他给我上第一节课时，他用抑扬顿挫的语调自我介绍道：“我是杨凤桥，是杨六郎的后人，是你们的语文老师，以后就叫我老杨好了。”说完，他就用粉笔在黑板上龙飞凤舞地写下自己的大名“杨凤桥"三个字。从他那潇洒的动作，从他那龙飞凤舞的字型，我可以看出他是个性张扬的人。
杨老师讲课生动极了，他精神饱满，感情充沛，往往几句话把我们带进了课文的意境中去。他教学“蹒跚"词语时，他模仿着老年人走路慢慢腾腾，摇摇摆摆的样子，引得全班同学大笑起来。他用火热的工作热情不时点燃我们的学习激情，把我们领进语文学习广袤的天地中。
杨老师是一个老教师，处理课堂上出现的棘手问题很有一套。那次“划拳事件”让我对他刮目相看。
那天，可能是上苏联作家高尔基的《海燕》吧。嗯，可以肯定就是上这课。杨老师站在讲台前。他讲了文章的写作背景，讲了海燕、海鸭、海鸥三种海鸟，象征着当时俄国大革命前夕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三类人。他讲得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可是他的“精彩表演”，却吸引不了坐在教室后排的我。
此时，我把自己的头埋得很低，伏在泥桌子的下面。我和同桌的陈同学你推我就，觥筹交错，“聚精会神”地划着酒令。
这时，杨老师讲课的声音突然停了下来，接着我的耳朵是出奇的疼。不知什么时候，杨老师停止了讲课，脚步轻轻地绕到我的面前，揪住了我的耳垂。全班同学的目光都聚焦到我的身上。看到杨老师拽我的耳朵，大家都笑了起来。
“徐同学，你的拳划得很不错呀！”杨老师龇着他的黄牙，瞪着他的小眼。这时，我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来，来，来，我和你划一拳。”他向我伸出了手，同学们都望着我。
“我们来个公平竞争，你输了你刮一下鼻子，我输了我刮一下鼻子，怎么样？”他的话掷地有声。
他的手指紧紧地攥着我的手指，他向我发出挑战。“嘿!石头，剪刀、布呀……”他的动作是那样毫无忌惮，而我呢？动作是那样僵硬，那样忸怩。
我因为紧张，一开始连输两局。杨老师让我刮了两下鼻子。他看我在同学们的面前刮鼻子，像孩子似的笑了。
“来，来，来，再划两拳。”他又向我伸出了手，同学们再次望着我。其实，我是个划拳高手，平时深藏不露的。这时，我消除了此前的紧张害怕心理。
我伸着手，与他又划了起来。我观察着杨老师的手型，揣摩着他的心理。“嘿!石头，剪刀、布呀……”我的出拳动作不再僵硬，变得越来越快起来，我连赢了杨老师两拳。这时，同学们的眼睛都盯在杨老师身上。
“来，来，我按规则刮两下鼻子，任何人都要按规矩做。‘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吗？”这时，杨老师豁达大方地在自己的鼻梁上，轻轻地刮了两下。同学们又笑了起来，大家都觉得他是个“老不正经”的人。
“划拳比赛到此结束，欢迎下次再看！”有的同学笑了笑，有的同学有点惋惜，有的同学把脸转向讲台……
杨老师走到讲台前，接着说：“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玩一下放松一下也是可以的，但是要看时候。今后，上课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专心听讲，课余时间可以尽情地玩。”同学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是”。
杨老师把目光转移到我的身上，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徐同学，你说呢？”我小声地说:“是。”此后，我上课时不再做小动作了，每堂课都能专心听讲了。
杨老师课堂上认真上课，课余时间总是和我们“泡”在一起。他常和我们一起玩跳房子、滚铁圈、斗拐、比掰手劲等游戏。
记得那天课外活动时间，杨老师和我班“大个子”金殿波比倒骑自行车。就在他认为胜券在握时，却洋洋自得起来。正在他得意洋洋之时，从车上“啪”地摔了下来。他顾不得疼痛和体面，拍了拍摔痛的屁股，苦笑着连声说“没什么，没什么”。我们都望着他笑。全校师生都叫他“老小孩"。
遗憾的是，我初中毕业后，再没有回到应山联中看过母校，看望老师。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杨老师的面了。后来听一位同窗好友说：杨老师已经调到泗洪县城附近的芦沟中学任教了，而且做了教导主任。又
过了几年，我在县城碰到杨老师的大公子杨亚，我问了问杨老师的情况。杨亚哽咽地告诉我：杨老师已经离世了，离世在退休前的那年暑假。那年夏天，泗洪地区接连下了几天暴雨，芦沟中学校园被茫茫雨水所包围。
杨老师招呼住在校园里的几个同事去放水。他把校园里的水引进暗沟里。经过杨老师他们的辛勤劳动，校园里的积水疏通殆尽。校园里的水患消除了，可杨老师走了。
据他的同事事后说，杨主任不知什么时候掉进了一个暗沟里。当同事们发现他时，他已经被淹死了。我听着杨亚的话，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多么好的一位老师啊，就这样不声不响地走了。
几十年过去了，时间没有冲淡我的那段记忆。我永远忘不了应山联中那段美好的学习生活，忘不了应山联中时那些可亲可敬的老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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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宜业，1966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江苏省泗洪县龙集镇人，1985年6月毕业于江苏省淮阴师范学校，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本科学历，中学高级教师，被评为镇首届名师、县中学语文学科带头人、县政府优秀教育工作者、县优秀班主任、市语文骨干教师，主持多项国家、省市级课题并结题，有上百篇文章发表于各级各类报刊、平台。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工作于农村，教育农家娃。喜爱农村，喜爱乡土，喜爱乡情乡俗，喜爱乡土生活，喜爱乡土一样的农民，喜爱书写乡土一样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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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简介
醉卧蘭亭： 男，70后，1993年毕业于民权师范学校，做过三年乡村中学教师，现供职于南京某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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