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人学，或褒或贬，皆以描述人性的善恶为依据。经典著作之所以成为经典，皆以精彩的语言，生动地弘扬了人性的光辉，或深刻揭示了人性的丑恶。从此意义上说，对人性光芒的赞美和对人性阴暗的揭露理应是文学的永恒主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揭示人性的大师，他在作品中用跌宕起伏的情节和人物性格与命运，深刻揭示人的精神困境。他曾精辟地说：“人是一个秘密，应当猜透它。倘若你花一辈子时间去猜，也别说你浪费了时间。”
人之所以充满奥秘，之所以值得认识，是因为人拥有深不可测的灵魂，集自卑感与自尊心于一体，集天使与魔鬼于一体，一半是天使时，让人以为人性是善的；而当一半是恶魔，让人以为人性是恶的。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中塑造的主人公格里高利是个摇摆不定的人，徘徊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他既是英雄又是受难者。有人问季羡林，什么是好人？大师说：“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多的人”。
如果说，强者是与弱者对立的一个故事元素；那么，拯救者和被拯救者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另一对故事元素。正如鲁迅对陀氏的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类灵魂的伟大审问者，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有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洁白来。而且还不肯爽快地处死，竭力要放他们活得长久”。
中外经典名著中关于人性的精彩描写很多，特别是一些段子之所以广为传播，原因就在于揭示了人性的本质。虽然所述时代背景有所不同，但并没有因此而过时，却时时给人带来新的启迪和思考。
比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说“酒色财气四堵墙，人人都往墙里藏，若能跳出墙跺外，不活百岁寿也长。”《易经》中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人在情感中，恒只见对方而忘了自己；反之，人在欲望中，却只知为我而顾不到对方。” 钱钟书在《围城》中说：“要人知道自己有个秘密，而不让人知道是什么秘密，等他们问，要他们猜。这是人性的虚荣。”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说：“平凡的人生也有不一样的精彩，过好自己的生活，你一样是英雄。”
又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说：“谁能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就会成为新人。谁能战胜痛苦和恐惧，他自己就能成为上帝。”东野圭吾在《白夜行》中说：“人性这东西，不要对任何人抱有任何道德洁癖的希望，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半人半鬼，凑得太近谁也没法看。”
中外经典著作关于人性本质的揭示启示我们，金无足赤， 人无完人，现实中单一的“高大全”式的人物是不存在的。因此，文学作为人学，不是道德说教而是要赋予鲜活人性的多面性，给人以清醒的认知和深入思考的力量，这样的人物才能让人可信，这样的作品才能经得起读者的检验和时间的沉淀。（王兆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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