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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服务经济与上海转型

数字化服务经济与上海转型

朱晓明教授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演讲

2014年1月4日   07:07-思想者·连载     作者:朱晓明

  思想者小传

    朱晓明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管理学教授及中天集团管理学教席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3年至2008年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08年至2011年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2008年获国际管理学会(IAM)“杰出成就奖”。著有《全球供应链环境下的上海国际物流建设》、《平台,赢在服务——在“转型”中发展服务经济与平台经济》、《中国第三方电子支付发展报告》等。

    近两年,“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个名词风靡学界,并进入公众的语汇。它源于里夫金的同名著作《第三次工业革命》。这让我们想起了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产业经济学中的“第三次产业”。这3个“三次”分别指向了“计算机”、“互联网”和“服务业”。

    时至今日,数字化和移动互联网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创造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基础设施架构。在产品经济年代,基础设施是“铁、公、机”、“路、桥、隧”、“水、电、气”。但在数字化年代,基础设施还必须加上“大、云、平、移”。

    具体而言,“大”就是大数据,即通过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手段,从各种类型的数据中,快速获得有价值信息的能力。“云”就是云计算。云是一种公共服务。如同发电厂提供的电力是公共服务一样,云服务商昼夜不停地为企业和消费者提供信息处理上的服务。

    “平”就是平台。凡是熟悉阿里巴巴、淘宝网和支付宝的人,都可以从中一窥平台型企业迅速增长的影响力。事实上,它们正在成为当下全球新兴企业中的巨无霸。全球500强前10名中的6个是平台性企业。中国500强企业中,利润最丰厚的都是平台型企业,如百度、网易、腾讯、阿里巴巴。按类型来划分,平台可以分为交易平台、媒体平台、支付平台、软件平台等。

    “移”就是移动互联网,是互联网、平台与移动通信技术结合的活动的总称。目前,国内移动互联网的用户已达8.17亿。中国网民总数量以5.64亿领跑全球,但是占总人口比例仅为42%。美国的这一数字是78%。由此可见,中国的互联网用户还有相当大的增长空间。

    与此同时,移动互联网领域的厮杀已经拉开序幕。让我们看一组数据:“推特”(Twitter)从推出到普及用了整整3年,“新浪微博”用了一年,而“微信”只用了短短6个月,且后来者迅速占领上风。目前微信的发送量是8.4条/人/天,已超出新浪微博发送量的近3倍。

    在以“大、云、平、移”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来临之际,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一起,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中国能跑多快?人口和市场依旧是我们最大的资本。 13亿人口让我们拥有人力资源上的先机,而每年700万的大学毕业生更是新兴产业的生力军。相比之下,美国只有288万、日本101万、英国67.4万。当然,要释放人口和市场中所蕴含的巨大潜力,“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不可或缺。

数字化年代的六大趋势

    从早期的个体制作和分散的家庭作坊,到今天虚拟世界里的“众包”和“创客”,人类的历史仿佛画了一个圈。但后者是建立在数字化革命的基础上,是新一轮生产模式革命的发端

    以“大、云、平、移”为基础的数字化革命正日益改变着传统的生产方式、交易模式和商业架构,主要呈现出六大趋势:

    第一,从“规模经济”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

    产品经济年代,规模越大,产量越高,效益越好。如今,在规模之外,品种也有可能提升效益。美国人克里斯·安德森提出的长尾理论(The Long Tail)认为,由于成本和效率的因素,当商品储存流通展示的场地和渠道足够宽广,并且商品的销售成本急剧降低时,那些看似需求低的产品,只要有人卖,都会有人买。而且,这些小众产品所占据的市场份额如果集聚起来,也可以达到惊人的数量,甚至可以超过大众主流产品的市场份额。

    第二,从“单边市场”到“单边市场+双边市场”。

    消费模式从传统的B2C(门店消费),拓展至O2O(线上线下),以及通过社交媒体进行销售,甚至个性化消费的C2B(消费者对企业),互联网技术大大减低了个人参与商业贸易活动的障碍和成本。从理论上说,人人都是买家,人人又都可以是卖家。单边市场演变成了双边市场,其对现有社会经济活动的潜在冲击不可估量。

    第三,从“大而全、小而全”,到“外包”、“众包”。

    企业除核心业务外,非核心业务都可以外包。外包的内容从最初的信息技术外包(ITO),到业务流程外包 (BPO),进而发展到知识外包(KPO)。在外包模式上,以前是B2B,即发包给明确的供应商,现在则发展成B2C的“众包”。例如,iPhone拥有70万个软件,iPad拥有27.5万个软件,却没有一家或几家供应商能够担当如此海量的开发任务。而在众包模式下,全中国已有30万人在夜以继日地绞尽脑汁,帮助苹果开发形形色色的软件。这就是“众包”的威力所在。

    国内广告创意界也有类似的众包平台,“创意功夫网”即是一例。这个网站自称“在线的头脑风暴”,旗下的众包网络汇集了20000多名专业创意卖家,同时还有100多位来自4A级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担任在线评委。

    第四,从收费到“收费+免费”。

    平台经济的三大特质之一,就是经常提供“免费的午餐”。然而,这免费的背后却大有深意。例如,诺顿、卡巴斯基和金山毒霸作为长期雄踞市场的杀毒软件专业户,一夜之间被奇虎360的免费杀毒软件搅得乱了方寸。奇虎360的业务模式被称为Freemium,即Free(免费)+Premium(增值服务)。向个人用户提供免费的安全和杀毒服务,以此获取海量用户。在此基础上将用户导入浏览器和导航等产品中,向广告客户收费,以获取收入。

    其他如“支付宝”这样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在为普通个人消费者提供免费服务的同时,向商户收取年费(开通费和服务费)。

    第五,从固有市场,到细分与被细分。

    技术创新降低了经营和交易成本,随之,市场的细分和再细分成为可能。消费者的异质性需求和“利基市场”(nichemarket)得到更多关注。 “驴妈妈”旅游网站的创始人洪清华正是敏锐地抓住了日益增长的自助游市场和散客群体的需求,定位于专做景区门票的在线分销,辅之以面向散客的各种服务和信息,成为旅游细分市场上的一匹黑马。

    第六,发展中国家在抢占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先发优势时,既精心于一次开发,也用心于二次开发。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年代,重大科学技术的突破是抢占先发优势的门槛。但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即数字化革命时代,这个门槛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对于现有技术、解决方案的深度二次开发,提升优势,抢占先机。

    回顾人类社会的进步历程,生产模式经历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路径,大致可以分为七个阶段,分别为个体制作、手工制造业和家庭作坊、工厂、大规模制造、加工贸易、服务外包、众包和创客。从早期的个体制作和分散的家庭作坊,到今天虚拟世界里的“个体制作”,即“众包”,以及分散的小规模创造,即“创客”,人类的历史仿佛画了一个圈。但后者是建立在数字化革命的基础上,并非回归原点,而是新一轮生产模式革命的发端。

服务渗透每一个产业

    随着分工的深化和交易成本在社会总成本中比重的提高,服务业对于降低成本的作用愈来愈突出。建立强大有效的服务业,就成为提高社会整体经济效率的基本手段

    “数字化服务经济”的另一半是“服务经济”。切勿将它等同为“服务业”,服务业只是服务经济产业结构中的主要产业。我们所谓的“服务经济”,是服务产业加上一系列与之相匹配、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它是以提供服务产品为核心的经济形态,是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

    服务经济的核心要义有二,首当其冲的就是“服务化”,其二是数字化,或言“信息化”。值得关注的是,服务经济并不是服务业一枝独秀,制造业可以服务化,农业可以服务化,研发可以服务化,服务业本身还可以推陈出新,深度服务化。

    制造业服务化。先进的供应链管理,是制造业服务化的一个重要表征。以贸易起家的利丰行现在称自己为“全球供应链管理者”。它的创始人冯柏燎在100多年前定下一个原则:“了解买家需求,并且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数量和可信的质量,有效率地满足它。”今天,这句话依然被奉为圭臬,但是其实现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纺织服装贸易起家的利丰行,已经向制造业深度渗透,仰赖数字化年代的先进供应链管理系统,运作着一家“全球工厂”,每年出口服装近100亿美元。

    且让我们来看一条工装短裤的制造过程——在巴基斯坦纺纱,在中国内陆织成布,再用产自中国内陆的纽扣和产自日本的拉链,在孟加拉国完成成衣制作,经由香港包装出口,通过美国的零售分销中心进入销售渠道。指挥这一系列“动作”的网络中枢则设在中国香港。利丰行自身没有一家工厂、一个工人,担此重任的是谁?利丰的董事长冯国经依靠的是一批“网络协调员”。

    农业服务化。相对从“田头”到“街头”的传统农产品供应链,在服务经济年代,这条供应链的两端都延伸了。前端延伸到了用数字化系统选种育种的农作阶段,后端则延伸到了餐桌。多利农庄即采用这种“从农作到餐桌”的服务模式,直供细分市场里的客户。从土壤的改良培育、有机肥研制、有机植保、产品现代化包装、全程冷链配送等各个环节进行管理和把控。运用物联网等技术实现有机食品质量追溯,个性化提供一站式有机蔬菜配送上门的“宅配”服务。可谓数字化、服务化和农业的一次创新融合。

    研发服务化。服务经济年代,一些研发企业日益转向制造与服务融合发展。位于浦东张江的波汇科技,通过对普通光纤的深度研发,致力于为各种环境和设施建立感知神经网络,监测温度、应力、位移、振动、电磁场、气体等各种物理状态量,开发出了分布式光纤测温系统、光纤火灾探测器、光纤安防系统等产品。除了提供产品,它还为客户提供安装、调试、系统集成和数据集成等全方位服务,集研发、制造和一揽子服务于一体。

    服务业的深度服务化。随着服务业和其他产业的日益融合,服务业自身也开始深度服务化。以银联为例,超市和大卖场经常举办各种促销和优惠活动,这与希望不断扩大用户量和刷卡金额的银联一拍即合。银联将触角伸入了商户的客户服务领域,帮助商户开展优惠折扣、自动抽奖、打折信息发布等一系列活动。

    吴敬琏教授曾说道:“随着分工的深化和交易成本在社会总成本中比重的提高,服务业对于降低成本的作用愈来愈突出。建立强大有效的服务业,就成为提高社会整体经济效率的基本手段。 ”综上所述,有了数字化、服务化这两翼,真可以让一、二、三产,产产出彩!

主动转型还是倒逼创新?

    在数字化服务经济年代,无论是主动转型还是倒逼创新,“大、云、平、移”及其所派生的应用,正在超乎我们想象地改变着商业世界的图景

    对于是否进入“服务经济”阶段的判定,有几个不同的标准。凯勒曼(Kellerman,1985)提出的标准是,服务业就业人口超过5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央行的标准为相关产值和就业均大于60%。维基百科上的定义为服务业产值超过2/3,约为70%。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为43.1%,上海市的服务业占全市GDP的比重已达57.9%。

    在这样一个数字化的服务经济年代,如何进一步因势而为,推进上海的转型和创新?

    首先,为了早日跨入服务经济之门,制度保障不可或缺。其中包含了税收、信用、监管、市场准入和统计方法等法律法规体系。

    一度,营业税成为我国发展服务业的瓶颈。一些行业全额征税、重复征税,导致企业税负过重,一些跨境业务还涉及国内和出口国双重征税。2012年1月1日,上海首轮“营改增”试点选择了交通运输业及6个部分现代服务业,即 “6+1模式”。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点,出现了几个可喜的效应:抵扣链条打通,促进了第二、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各类投资和生产要素向现代服务业加速集聚,国际性跨国公司落户上海的意愿增强。

    第二,应以数字化推动传统产业的主动创新。

    在上海浦东小陆家嘴核心区,“上海中心”即将在2014年竣工。它的主体建筑结构高580米、总高度632米,总建筑面积高达57.6万平方米,如同一座小型的“垂直城市”。如此庞大的工程,其建设管理团队仅有47人!

    精干高效的管理,源于其使用的BIM(Build-ing InformationModeling)软件系统。它将原本粗放、分散的施工模式集成化、模块化。有数字表明,利用BIM技术的三维可视化流程,可减少50%至70%的信息请求、缩短5%至10%的施工周期、减少20%至25%的各专业协调时间,从而大幅度提高施工单位的总承包、总集成能力,发挥行业整体作战的组合优势,同时高效合理地控制工程成本、杜绝贪腐,并有力实现绿色环保的施工理念。

    探索综合利用上海的优势,以及尝试应用BIM系统软件的创新之举,表明了上海有能力在全国、全球范围内完成一个又一个超级工程或次超级工程。这也将成为上海转型发展上的一张名片。

    第三,应以市场倒逼转型与创新。

    传统的业态界定和供需关系,正由于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的介入,而经历着根本性的变化。2012年9月,“三马”联手成立众安在线财产保险公司,涉足互联网保险。这标志着,阿里作为一个巨大的平台,已在金融界有所斩获。阿里巴巴手握海量商家资料,有支付机制,有实时通讯工具,有内容载体,也有广告载体,在B2B、B2C和C2C等领域建立了绝对优势,日益成为一个对接中小企业和客户的无比庞大的平台,并提供相应的信息、金融和物流服务。

    阿里想做金融!这是一个令传统金融机构以及银行业步步惊心的问题。如今,支付结算、保险和基金的代销,信用卡业务和跨境售付汇和结售汇业务都可通过第三方支付机构和支付平台进行,而以阿里金融为代表的非金融小贷企业,正在全面控制传统商业银行所不屑一顾的80%的长尾业务。其特色包括按日计息、网络还贷、无需任何抵押担保等。阿里金融依靠大数据支撑小微企业的贷款业务,与阿里巴巴、淘宝网、支付宝的底层数据完全打通,将大规模数据云计算用以分析企业的网上经营信用、交易状况和投诉纠纷等信息,最终作为贷款的评价标准。

    以淘宝网为代表的电商已经让传统商业不堪其重,谋新求变。而阿里金融也日益让传统银行感受到了“倒逼”的压力:PC年代银行业的巨无霸是“工建交农中”,而以“大、云、平、移”为基础设施的移动互联网年代,谁又将执金融行业之牛耳?

    在数字化服务经济年代,无论是主动转型还是倒逼创新,“大、云、平、移”及其所派生的应用,正在超乎我们想象地改变着商业世界的图景。当前,上海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战略引导下,也在谋求建设“国际人才高地”。这就要求上海尤其要为引进人才营造一流的创新创业环境。人才,以及培育人才、激发人才创新潜能的制度,是转型创新的根本推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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