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天下文明：中华文明肇始阶段中原与四方的互动”高端论坛第二场讲座纪要。
一、考古学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历程概况探源工程
魏兴涛研究员指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历程。
首先是“文明古国”说兴起。1900年，梁启超提出“地球上古文明祖国有四：中国、印度、埃及、小亚细亚是也。”这是在八国联军侵华、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中国知识界提出的一种令人振奋的学术见解。
但是这一观点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文明是西方起源的，甚至中华人文始祖黄帝系自古巴比伦迁来的，国内古史辨派兴起后更是从根本上怀疑由历史文献构建的对中国古史系统。恰在这一时期诞生的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被寄予了探究中国文化、古代文明甚至中国人种是怎么来的等重大问题的厚望。
1921年，安特生等在仰韶村遗址发掘，发现了发达的“中华远古之文化”，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无史前文化的论调；1926年，李济等对西阴村遗址的发掘，我国学者第一次独立开展考古工作；1928年开始的殷墟发掘，被学界普遍认为是以考古学探索中华早期文明的开端；1931年，梁思永安阳“后岗三叠层”的发现推动田野考古科学化发展，为从考古实践探索文明起源打下了扎实基础。
李济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界开始大力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1950年代，安金槐等对二里岗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早于殷墟的商代前期都城；1959年，徐旭生发现了古代“一大都会”的二里头遗址，接着的发掘将中国古代文明推进到二里头文化；1970年代后期开始，王城岗等一批龙山时代城址的普遍发现深化了对史前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严文明指出“在龙山时代，每个考古学文化大概都已走进文明社会的门槛，有的甚至已迈入早期文明社会” ；1980年代，学术界对文明起源问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对良渚、牛河梁、凌家滩等遗址及其背后的社会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到了21世纪，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进入新阶段。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实施，中国考古学立足于考古实际，经过多阶段、多学科联合攻关，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创造性地为文明起源研究贡献了文明认定标准的中国方案，对全球文明史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
二、中原地区近年新石器时代考古新发现
魏兴涛研究员提到，近年来通过《考古中国·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的开展，数处仰韶文化遗址得以发掘，长达2000多年仰韶文化经历的文明化进程以及在我国史前文明发展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逐渐清晰。并且可对前一时期裴李岗文化遗址以往发掘取得的重要考古发现进行梳理。这些重要发现如下：
（一）裴李岗文化贾湖及周边遗址重要发现
主要包括贾湖遗址和谢老庄遗址。贾湖遗址位于舞阳县贾湖村，处于泥河洼滞洪区西北边缘，湿地水体环绕，平面大体近圆形，遗址区总面积5.5万平方米。贾湖遗址年代距今约9000—7500年，发现的遗迹包括房址、灰坑、灰沟、陶窑、瓮棺葬等。出土有陶器、石器、骨器、象牙器、蚌器、绿松石器等，其中有石铲、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从耕作、收割到加工的整套稻作农业工具，另外还发现了大量碳化稻米遗存。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表明贾湖先民体质特征接近蒙古人种东亚类型，与中原地区古代居民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亲缘关系。
贾湖遗址具有中心聚落性质，对研究当时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聚落形态、农业尤其是稻作起源、家畜起源、全新世环境与气候变迁等学术课题具有重要价值。谢老庄遗址位于西平县谢老庄村，处于老王坡滞洪区西北边缘，面积11万平方米。遗址2018年度发掘共发现房址6处，墓葬93座，灰坑（窖穴、水井）210余处。遗址年代与贾湖遗址者几乎相同，年代跨度从贾湖一期至三期，在勘探发现的多个墓地中较完整地揭露出一处墓区。这里还发现一批水井，为东亚年代最早的凿井遗存，发现的陶质大型动物头部雕塑是早期雕塑艺术水平的代表。谢老庄遗址是除贾湖遗址外，豫中南地区发现的另一处重要的裴李岗文化时期遗址，对于丰富该地区文化内涵提供了新的材料。
（二）仰韶文化遗址重要发现
在豫西地区的重要发现包括灵宝城烟遗址、北阳平遗址、渑池仰韶村遗址等。城烟遗址1952年调查发现，现存面积约3万余平方米，遗址背靠黄土覆盖的基岩山地，处于山前的洪积台地上，西为坝底河，遗址东西两侧有晚期的小冲沟。遗址包含有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二里头文化等时期遗存，主体为仰韶早期遗存。遗址共发现各时期房址40余座、墓葬约80座、瓮棺葬约140座、陶窑30余座，灰坑（窖穴）1000多座，沟5条。这里发现有仰韶文化早期由墙、壕构成的城防体系；石雕蚕茧艺术品和在瓮棺葬中则检测到的丝绸残留信息；对小口尖底瓶残留物的检测证明，仰韶早期城烟人已经掌握了成熟的酿酒控温技术。
北阳平遗址是灵宝铸鼎原遗址群中面积最大的一处仰韶文化聚落遗址，现存面积72万平方米。2020年9月至2021年6月对其进行发掘，重要发现是在遗址偏北部发现仰韶文化时期大型房址3座。其中F2保存较好，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加工考究，建筑形式为半地穴式，约坐北朝南，方向207°，平面略呈弧角方形，东西长约14.4米，南北长约14米，含房基坑面积约185.4平方米，室内面积约120.34平方米。房址内部结构清晰，由房基垫土、墙体、火塘、门道、柱洞、室内居住面等部分构成。房内出土少量遗物，主要有陶器、石器、动物遗骸等。在房内北部和西北部靠近地面或地面之上保留有被房屋倒塌时压碎的多组可修复陶器，有盆1件、杯2件、瓶1件、缸2件。此外，F2内保存了大量因失火倒塌掩埋的碳化木构件，包括室内柱、檐柱、斜梁和椽木各个类型，有的类似榫卯结构，为仰韶文化建筑遗存所仅见，对于史前房屋建筑屋架结构的复原研究等具有重要意义。
2020年8月至2021年底，仰韶村遗址进行了第四次考古发掘，发现遗迹较为丰富，有房址、壕沟、墓葬、灰坑葬、窖穴、灰坑、灰沟、道路等，出土一大批文化遗物，有陶器、玉器、石器、骨器、象牙制品等，遗存年代包含仰韶文化早期、中期、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重要遗迹现象有青灰色由轻骨料构成的“混凝土”地坪、红褐色涂朱草茎泥墙壁等房屋建筑遗存以及大型人工建筑壕沟等。通过开展多学科合作，在仰韶晚期和龙山时期人骨土样样品中检测到丝绸残留信息，在仰韶时期尖底瓶残留物中发现有谷物发酵酒和曲酒等。该遗址第四次发掘丰富和加深了对仰韶村遗址文化内涵、聚落形态发展演变等方面的认识，对探索豫西地区史前社会文明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郑洛地区的重要发现包括郑州大河村遗址、青台遗址、巩义双槐树遗址、宜阳苏羊遗址。
双槐树遗址
大河村遗址面积50多万平方米，延续达3000多年，规模宏大、文化序列完整。这里发现有仰韶文化大型围壕、以可能包含奠基遗存的城墙为代表的城址，以及保存完好的连间套房等。从出土陶器可以看出大河村遗址存在发达的制陶技术以及绚丽多姿的彩陶艺术。青台遗址现存面积31万多平方米，发现有四重环壕，“北斗九星”遗存等。双槐树遗址现存面积117万多平方米，是考古发掘河南规模最大的仰韶文化遗址，存在三重环壕。双槐树遗址发现多组由半围墙和壕沟圈护的多排带廊庑的大型房址，出现准宫城和中国最早的瓮城结构，发现带院落的深厚夯土版筑的大型“宫殿”基址、夯土祭坛，并存在“一门三道”遗存等，另外还有数量众多的房址、灰坑、墓葬、人祭坑及兽骨坑等。
苏羊遗址位于洛阳市宜阳县苏羊村洛河南岸的二、三级阶地上，面积约60多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最厚达5米左右，包含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三个时期的遗存。该遗址面积较大，延续时间长，内涵丰富，为建立洛阳盆地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序列，以及探讨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具有重要价值。遗址可分为两个区域，勘探发现苏羊区西部有一条宽15—40米的壕沟，连同遗址西边断崖将苏羊区西部围成一个封闭的区域。遗址西部有大面积的红烧土堆积，初步判断此处应为核心生活区。在苏羊区东南角，探出大面积的淤泥层，东北西南走势，厚度约7—8米，内含仰韶文化陶片，初步推测其或为一处人工湖沼遗迹，为当时居民的取水之处。苏羊遗址2021年发掘面积900平方米，清理出房址3座、灶2处、灰坑50多座。出土遗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
在豫南地区最重要的发现是南阳黄山遗址。黄山遗址位于南阳市卧龙区黄山村北。自2018年开始到2021年底，这里清理出与玉石器制作有关的仰韶文化早期墓葬3座，晚期大型“前坊后居木骨泥墙”式建筑4座、工棚式建筑2座；屈家岭文化中小型玉石器作坊13座、大型夯基1座，保存较好的玉石工匠墓葬120座、祭祀坑2座、瓮棺葬130余座；石家河文化时期与玉石制作有关的灰坑4座。出土了数量极其丰富的钻、刻刀、磨墩等石质制玉石工具、玉石料残次品、陶器、骨器等遗物，表明黄山遗址是仰韶晚期和屈家岭文化时期大型玉器石器生产“基地”性质的大遗址，产品以斧、锛、凿、刀等玉石器为大宗，还有一定数量的礼器性质的玉钺、玉琮和较多的璜、环、耳珰、珠等玉石器饰品。
三、中原地区早期文明化进程
魏兴涛研究员指出，经过多年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裴李岗文化的重要性被初步揭示，代表着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阶段。
另外，根据上述近年来发掘的多处仰韶文化聚落遗址所获得的新材料，我们可以阶段性的对中华文明探源中仰韶文化的文明化程度等方面得出一些新认识。具体可归纳如下：
裴李岗文化——奠定文明形成的基础。
贾湖及其周边遗址考古发现表明，在距今约9000年至7500年前，一些区域一些遗址已经出现非凡的经济技术、文化成就和文明因素。
仰韶早期——社会成员开始阶级分化。
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有距今约6500年前仰韶早期四组沿子午线方向等距排列的大型蚌塑龙虎图案和特殊墓葬，龙形象已十分成熟，当时至少存在驾龙驭虎大型墓主、小型墓葬一般平民和作为特殊墓葬被截去双腿骨者的身份区别；从聚落规模来看，西水坡也与其他普通聚落存在较大区别。河南灵宝城烟遗址和山西夏县师村遗址新近发现的仰韶早期城墙和城壕表明，这一时期一些地区已经率先出现了城址与一般聚落的差别，社会成员开始阶层分化。
濮阳西水坡
仰韶中期——复杂社会显著呈现。
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类型在陕晋豫交界地区率先形成并迅速扩展，其文化鼎盛，覆盖范围最广。这一时期聚落规模出现明显差异，已经出现区域核心聚落、聚落群中心聚落、聚落组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的分化，呈现出了“金字塔”型多层级的区域聚落结构。同时聚落内部出现代表了维持社会秩序、规范社会行为、强化族群认同、增强凝聚力的综合性设施——大型房屋组合，其发挥着维护聚落内部乃至聚落间社会关系的关键和标志作用。此外，庙底沟的强势影响使得仰韶文化内部统一性大大增强，对周边文化也形成一定辐射，为此后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发展以及多元一体中华文明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仰韶晚期——迈入文明社会。
仰韶文化晚期郑州西北一带区域中心性大型聚落遗址呈集群状丛体状分布，聚落规模普遍较大，动辄数十万平方米，多设置二或三周宽深的聚落环壕，防卫色彩浓重；以双槐树遗址为核心的超大型聚落群代表着仰韶文化偏东部的一个古国实体。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显著发展、出现社会分工和手工业专业化；社会阶层和阶级明显分化；城市出现；王权与国家肇始。以上这些都表明，距今约5300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开始，郑州西北一带文化和社会发展成就突出，已经迈入文明社会门槛，其起始年代与良渚文化相同，是中国最早形成的区域文明之一。
魏兴涛研究员将双槐树遗址与二里头遗址进行了对比，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性。从中可以看出，仰韶文明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提供了许多重要文化基因。
最后，魏兴涛研究员对以上内容作出总结。他认为，已有研究成果表明仰韶文化是一个巨大的文化丛体，其内部的各文化类型紧密联系，并且在仰韶文化早期、中期至晚期的发展历程中传承有序，就文明化进程来说，经过“三波次”的发展，各波次发展重心不同。仰韶文化文明化的内在传统在中原大地根深蒂固，并为更加成熟的文明形态——二里头早期国家的诞生奠定了深厚基础，其文明特质被夏商周三代乃至整个古代中国所继承和发展，确立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基本特点和格调的趋势性方向，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根、正脉和灵魂，是中华文明探源的重要对象，是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重要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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