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北京姚家井信州刺史薛府君墓为双室砖墓，出土兽首人身十二生肖俑。志盖篆刻“大唐故信州刺史河东薛府君墓志之铭”文字中的信州，是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为安置契丹失活部落而置的羁縻州信州，原隶属营州都督，后寄治幽州范阳县，改隶幽州都督管辖。信州刺史薛府君墓下葬的年代在开元中后期至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叛乱之前。信州刺史薛府君，极有可能是薛仁贵、薛讷、薛楚玉家族成员。正是薛氏家族与营州、幽州一地的紧密联系，才使以下事件成为可能:安史叛乱后，薛楚玉将领刘正臣带领平卢军的迅速反正;河朔平定后，薛嵩的感恩奉职;薛嵩之子薛平未效仿河朔故事，归附中央;朝廷平定李师道后，薛平又为平卢军节度、观察使等。
“唐所以能威振夷荒、斥大封域者，亦有虎臣为之牙距也。至师行数千万里，穷讨殊斗，猎取其国由鹿豕然，可谓选值其才欤。”[1]从薛仁贵“北伐九姓，东击高丽，漠北、辽东咸遵声教”[2]，到其子薛讷“镇幽州二十余年，吏民安之，未尝举兵出塞，虏亦不敢犯”[3]。以薛仁贵、薛讷为代表的薛氏家族成员，为唐代经营河北道北部营州、幽州、辽东等地，立下功劳。薛讷长期驻守幽州，其弟薛楚玉亦在幽州等地为官，薛楚玉子薛嵩“生燕、蓟间……以膂力骑射自将”[4]，若从薛讷武周年间镇幽州时起，至薛嵩参与安史之乱，薛氏家族在幽州地区生活长达半个世纪。若是从薛仁贵东击高句丽时算起，时间要更长。1954年公布的北京姚家井信州刺史薛府君墓，为前后双室砖墓，出土汉白玉兽首人身十二生肖俑，或许就是薛氏家族在幽、营二州煊赫的实物证明。北京姚家井薛府君墓，1952年11月发掘，是一座双室砖墓(图一)，砖室发掘长度17.1米。发掘者从扰乱的情形推断，墓葬下葬后不久便被扰乱;清光绪年间在墓顶开挖南北向的泄水明渠对其破坏更为严重。墓圹四壁残存最高处仅1米，最低处仅0.2米，故壁画近乎全毁，发掘时仅看到花卉和禽鸟残片。出土的随葬品仅有墓志盖1块、生肖俑5件。简报根据墓志盖纹饰，认为下葬于武则天时代[5]。《试论北京地区唐墓》一文、《北京考古发现与研究》一书中略有涉及[6]，然对信州刺史薛府君墓的年代与墓主身份均未加以推定。张永珍《生肖俑在唐代》认为，信州薛府君墓埋葬年代在神龙元年(705年)以后[7]。 (据简报改绘)
薛府君墓的研究现状，亦是唐墓研究中常面临的问题，即墓葬多被盗掘，随葬品已被扰乱，墓志可能在墓葬发掘前已出土，墓志缺失使得对墓主人的判定难上加难。如何判定墓主的身份，笔者曾以政治文化集团的视角，即“政治史的视角”，结合唐代两京地区墓葬的研究，对咸阳唐代苏君墓、西安西郊陕棉十厂唐壁画墓M7的墓主身份进行判定，得出结论[8]。故下文拟以“政治史的视角”，结合唐代墓葬与墓志纹饰已有研究成果，对信州刺史薛府君墓的墓葬年代与墓主身份进行推定。笔者从薛府君墓出土的兽首人身十二生肖俑、信州地望、双室砖墓等丧葬元素出发，对信州刺史薛府君墓的年代与墓主身份进行推定。对唐代墓志纹饰中的十二生肖纹饰梳理后[9]，可知兽首人身十二生肖纹饰在墓志中出现的时间在唐玄宗开元后期，即Aa型Ⅱ式、Ba型Ⅱ式墓志，如Aa型Ⅱ式墓志中的韩忠节(742年葬)[10]、张去逸(748年葬)[11]、郭晞夫妇(795年葬)(图二)[12];Ba型Ⅱ式墓志中的郭君(733年葬)[13]、王徽(754年葬)(图三)[14]、刘公墓志(771年葬)(图四)[15]等，其中，以郭君墓志时代最早。唐代长安地区较早出土兽首人身十二生肖俑者，是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孙承嗣暨妻高氏合葬墓(图五)[16]，出土兽首人身十二生肖俑的墓葬，墓主多是李唐宗室、唐元功臣、龙武军、元从奉天定难功臣等军队系统或内常侍人员[17]，这与兽首人身生肖纹饰见于唐代元从功臣及其后裔郭君、董等墓志上有相似之处。在公布的材料中，唐代长安地区出土十二生肖陶俑年代最早者为葬于736年孙承嗣与妻高氏墓，年代虽然略晚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年)郭君墓志上的兽首人身十二生肖纹饰，但从十二生肖纹饰的整体发展情况看，无论是墓志纹饰中的兽首人身十二生肖，还是兽首人身十二生肖陶俑，当起源于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的长安地区。至于两湖地区出土十二生肖的隋唐墓葬，如湖南长沙牛角塘M1、黄土岭唐墓56长黄M024、长沙咸嘉湖唐墓、湘阴唐墓、岳阳桃花山M4、岳阳桃花山M12、武汉东湖岳家嘴砖室墓、武汉马房山砖室墓，其墓葬年代判断有不尽正确之处，结合墓葬中同出墓龙、人首鸟身俑等判断，年代可能是玄宗时期，墓主多为于两湖为官的北方人士，通过墓葬形制与随葬品数量分析，墓主以三品至五品官员居多[18]。图二 郭晞夫妇墓志纹饰中的十二生肖
图三 王徽墓志纹饰中的十二生肖
图四 刘公墓志纹饰中的十二生肖
图五 孙承嗣墓出土的十二生肖俑
薛府君墓出土5个高1尺(33厘米)左右的生肖俑(图六)，汉白玉石刻，兽首人身，站姿，残存的生肖俑有龙、鸡、蛇、羊、猪[19]。薛府君墓出土的生肖俑使用汉白玉石应是就地取材，与当地出产汉白玉石有关，俑身穿交领广袖宽袍，双手拱于胸前，立于器座上。脖颈短而粗，头略向下垂，俯视前方，厚重端庄的风格接近两湖的坐姿生肖俑，是站姿生肖俑的早期类型[20]。结合唐长安地区兽首人身生肖俑的出土情况，薛府君墓出土的十二生肖造型与王徽墓志纹饰中的十二生肖相近，可知薛府君墓的年代极有可能在玄宗开元中后期至天宝年间。(图片出自张永珍: 《生肖俑在唐代》, 2020 年。)
薛府君墓志盖，盝顶方形，边长80厘米。周饰宝相花纹，志盖中间篆刻“大唐故信州刺史河东薛府君墓志之铭”(图七)[21]。志盖上的篆书刻字，是薛府君墓中仅有的文字。信州则成为解读墓葬年代与墓主身份的另一关键要素。图七 薛府君墓志盖拓片
唐代，信州作为地名，在文献记载中多见，以下就相关记载加以辨析，以明确薛府君所任刺史之地信州地望。武德元年(618年)，唐改夔州为信州，后于武德二年至八年(619—625年)之间，又改为夔州[22]。武德四年(621年)，李唐平定王世充时，在“汝阴县西北十里置信州，领汝阴、清丘、永安、高唐、永乐等六县”，武德六年(623年)时，改为颍州[23]。乾元元年(758年)，李唐政府曾割衢州之常山、饶州之弋阳、建州之三乡、抚州之一乡，置信州[24]。前文已从生肖俑的角度推定薛府君葬于开元中后期至天宝年间，加之薛府君葬于唐河北道幽州，故薛府君任职的信州不可能是上述三处的信州。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为了安置契丹失活部落而置信州，为羁縻州，隶属营州都督，原治所在黄龙。万岁通天元年(696年)营州城旁的契丹叛唐，唐朝东北的塞外重镇——营州失陷于契丹，迫使原来寄治于营州境内的羁縻州信州于万岁通天二年(697年)迁到青州安置。唐中宗神龙初年(705—707年)北还，但非还治于营州界内，而是寄治幽州范阳县，改隶幽州都督管辖。天宝年间，信州领县一，户四百一十四，人口一千六百[25]。从时间与葬地看，薛府君任职的信州，只能为原是营州羁縻州，后寄治幽州范阳县者。唐代双室砖墓一直备受学者们关注[26]。对双室砖墓最新的类型学分析可知，双室砖墓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前、后室面积相差较大，前室面积接近天井面积，规制相对较小，此类墓葬有尉迟敬德墓、郑仁泰墓、安元寿墓、康文通墓、节愍太子墓;第二类是前、后室面积相差较小，前室已发展为一个真正的墓室，包括咸阳唐苏君墓、唐太宗妃韦贵妃墓、唐太宗妃燕妃墓、房陵公主墓等[27]。其中，除节愍太子之外，尉迟敬德、郑仁泰、安元寿、康文通等是唐建国元从及其后裔[28]，咸阳唐苏君墓的墓主为南昌公主与驸马苏勖[29]，由此可知，第二类双室砖墓的墓主主要是李唐宗室与姻亲，第一类双室砖墓的墓主为元从功臣及其后裔，元从功臣及其后裔的墓葬遵守唐代严格的丧葬等级制度，略低于李唐宗室与姻亲所用的双室砖墓，元从功臣及其后裔以前室较小的双室砖墓来彰显自身特殊的身份。李唐开国元从，唐太宗、唐高宗、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作为藩王时期的王府僚佐、唐元功臣、元从奉天定难功臣等，都是元从功臣涵盖的范围。薛府君的双室砖墓，总体规制略小，接近于元从功臣及其后裔的墓葬，即薛府君可能是元从功臣及其后裔。那么，同时满足元从功臣及其后裔、任职信州、葬于开元后期至天宝年间者，考之诸史，高宗至玄宗时期只有薛仁贵、薛讷、薛楚玉家族满足条件。薛仁贵，贞观末年时的“迁右领军郎将，依旧北门长上”，永徽五年(654年)，万年宫遭遇山水冲击玄武门时，护驾高宗，开耀元年(681年)，被高宗召见时，仍提及“往九成宫遭水，无卿已为鱼矣。卿又北伐九姓，东击高丽，漠北、辽东咸遵声教者，并卿之力也”[30]。698年突厥入寇，薛讷赴任安东道经略之前，在洛阳同明殿受武则天召见时，曾以“丑虏凭凌，以庐陵为辞。今虽有制升储，外议犹恐未定。若此命不易，则狂贼自然款伏”之语，有功于李唐皇室。玄宗刚即位，新丰讲武之时，薛讷“为左军节度。时元帅与礼官得罪，诸部颇亦失序，唯讷及解琬之军不动。玄宗令轻骑召讷等，至军门，皆不得入。礼毕，上甚加慰劳”[31]。薛仁贵、薛讷可以说有功于李唐皇室，类似于唐初开国元从功臣或者唐元功臣的位置。698年8月，突厥默啜入寇河北，武则天使薛讷摄左武卫将军、安东道经略，不久拜幽州都督、兼安东都护;710—712年之间，薛讷由幽州都督，转任并州大都督府长史[32]。正如岑仲勉所言，薛讷都幽州最多不过九年[33]。然文献多载薛讷“镇幽州二十余载，边人怀之，未尝深入，虏亦不敢犯”[34]。从本传看，薛讷自任职并州之后，再无任职幽州的记载。若文献中薛讷镇幽州二十余年的记载无误，薛讷可能在698年之前也曾在幽州任职，惜无史料可供参考，唯有薛讷的年岁或是认识这一问题的关键。据薛讷本人传记可知，薛氏以七十余岁高龄逝于开元八年(720年)，则其生年最晚是651年。698年默啜入寇河北时，作为左武卫大将军薛仁贵之子的薛讷已48岁，而在此年之前，薛讷只有任职城门郎、蓝田令的履历，让人不易理解，或许此时的薛讷任职肃政台(即御史台)[35]，有可能任职肃政大夫或中丞(御史大夫、中丞)，才有可能对肃政中丞来俊臣因受贿、发义仓事加以阻止，且以御史大夫，摄左武卫将军、安东道经略也是合适的，因为后来的张守珪亦是先至京师长安加御史中丞后，才改幽州长史、营府都督等[36]。考虑到薛讷父薛仁贵有长期在河北道北部、朝鲜半岛任职与征战的经历，48岁之前的某段时间，薛讷或在河北道北部(如幽州等地)任职，前后任职时长合并计算，才有薛讷镇幽州二十余载的相关记载。薛楚玉是薛讷之弟，薛嵩之父。732—733年，薛楚玉为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后因征讨契丹失败，由张守珪接任[37]。《旧唐书》记载，薛嵩父薛楚玉，为范阳、平卢节度使[38]。考虑到天宝元年(742年)，更幽州节度使为范阳节度使[39]，以平卢为节度，以安禄山摄中丞为使[40]，加之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薛楚玉卸任幽州长史不久去世，故《旧唐书·薛嵩传》中薛楚玉为范阳、卢龙节度使若非追赠，则指的是薛楚玉曾任幽州长史、营州都督一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第一是接任者张守珪的情况。张守珪任职幽州长史的同时，还兼任御史中丞、营州都督等[41]，在亲王李瑶于724—737年遥领幽州都督的情况下[42]，薛楚玉、张守珪作为实际主持幽州地区事务的最高长官，颇怀疑薛楚玉也极有可能肩负营州事务，故张守珪接任薛楚玉幽州长史一职时，也接替其营州都督一职。第二是薛仁贵、薛讷、薛楚玉等，与安东都护府(安东都督府)、平卢节度使(治营州)所在地区与出身、任职于此地区的官员联系亲密。薛仁贵曾以兵二万镇安东府[43];薛讷任安东道经略，安东都护已见前述。薛楚玉与营州地区联系紧密，可从部分唐人传记中加以证实。刘全谅父刘客奴(即刘正臣)，“少有武艺，从平卢军。开元中，有室韦首领段普恪，恃骁勇，数苦边;节度使薛楚玉以客奴有胆气，令抗普恪。客奴单骑袭之，斩首以献”[44]。上文的表述，似乎印证了薛楚玉为营州地区军事长官的推测。或许正是因为这层紧密联系，才使以下事件的发生成为可能，如平卢军及将领刘正臣在安史之乱后的迅速反正[45];河朔平定后，薛嵩“感恩奉职，管内粗理”[46];薛平在其父薛嵩卒后，未效仿河朔故事，归附中央;朝廷平定李师道后，以薛平为平卢军节度、观察等使，仍押新罗、渤海两蕃使[47]。薛府君墓志盖上篆书的“信州刺史”四字，似又为薛氏家族与营州地区的紧密联系添一旁证。同时期，尚有薛泰一人，值得注意。从开元三年(715年)，将军薛泰督军镇抚归附的契丹李失活部;到开元六年(718年)营州都督许钦澹“令薛泰帅骁勇五百人，又征奚王李大辅者及娑固合众以讨可突于”，官军失利，薛泰被擒;至开元十三年(725年)，安东都护薛泰“请于黑水靺鞨内置黑水军”[48];直到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春，玄宗敕书久在边镇、深练兵权的薛泰，与纪思晦、王忠嗣等，讨伐契丹奚部[49]。从715年至733年，薛泰一直在营州、幽州地区活动，其活跃的年代，上接薛讷，后与薛楚玉同时。惜薛泰相关资料不详，无法进一步研究。新近公布的张献甫墓志，提及献甫因其伯父幽州都督府长史张守珪，“筮仕于幽蓟”;后因其兄梁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节度使张献诚、张献恭，“佐军于巴梁”[50]。薛府君、薛泰或与张献甫的任职情况相近，二人可能是薛讷、薛楚玉家族之人，而得以在幽州、营州等地任职。若此判断不误，或许给我们认识安禄山能长期在幽州地区任职提供新的思考。文献记载，李林甫欲杜出将入相之源，而专任蕃人为将，安禄山叛乱的原因，是“专得大将之任故也”[51]，无疑是正确的。然李林甫的建议之所以能够为玄宗采纳，尤其是后来让安禄山长期主政幽州，或与薛讷一族长期在营州、幽州的任职使边疆基本安稳，不无关系。北京姚家井薛府君墓，墓志盖中间篆刻的“信州”，是唐河北道营州幽州地区的信州。薛府君极有可能是薛仁贵、薛讷、薛楚玉家族成员。薛府君墓下葬的年代极有可能是唐玄宗开元中后期至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叛乱之前。［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隋唐洛阳城遗址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和综合研究”(项目批准号:LSYZD21019)、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北朝隋唐五代墓葬出土神煞俑的考古学研究”(项目批准号:20CKG025)阶段性成果。[1]《新唐书》卷111《郭孝恪等传》，中华书局1975年，下同，第4157页。
[2]〔宋〕王钦若等撰，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134《帝王部·念功》，凤凰出版社2006年，下同，第1483页。[3]《资治通鉴》卷210《唐纪二十六·玄宗·先天元年》，中华书局1956年，下同，第6672页。[4]《新唐书》卷111《薛嵩传》，第4144页。[5][19][21]周耿:《介绍北京市的出土文物展览》，《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8期。[6]刘耀辉:《试论北京地区唐墓》，《北京文博》1998年第4期;宋大川:《北京考古发现与研究》(上册)，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03页。[7][20]张永珍:《生肖俑在唐代》，《中国文物报》2020年11月5日第6版。[8][17]卢亚辉:《咸阳唐代苏君墓献疑》，《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4期;卢亚辉:《论西安西郊陕棉十厂唐壁画墓M7墓主身份》，《文博学刊》2018年第3期。[9]卢亚辉:《唐代墓志纹饰中的十二生肖》，《古代文明》(第1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209—250页。[10]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贰》(上册)，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284页。[11]中国文物研究所、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贰》(上册)，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20页。[12]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下)，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13—417页。[13]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编:《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馆藏墓志拓片精选》，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年，第12—13页。[14]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编:《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壹》(上册)，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5页。[15]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北·壹》(上册)，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89页。[1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唐孙承嗣夫妇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2期。[18]卢亚辉:《论两湖地区出土神煞俑的隋唐墓葬》，《考古学集刊》(第27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176—200页。[22][43][44]《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中华书局1975年，下同，第1555页;第1526页;第1526页。[23]《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第1439页。[24]《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三》，第1594页。[25]《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第1526页;李松涛:《唐代前期政治文化研究》，台湾学生书局2009年，第198、224页。[26]宿白:《西安地区的唐墓形制》，《文物》1995年第12期;宿白:《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148—159页;齐东方:《略论西安地区发现的唐代双室砖墓》，《考古》1990年第9期。[27]程义:《西安地区唐代双室墓葬研究》，《中原文物》2014年第6期。[28]卢亚辉:《墓葬所见唐建国元从及其后裔》，《唐宋历史评论》(第四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06—138页;卢亚辉:《论唐康文通墓的僭越》，《中华文史论丛》2019年第4期。[29]卢亚辉:《咸阳唐代苏君墓献疑》，《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4期。[30]《旧唐书》卷83《薛仁贵传》，第2780页。[31][32]《旧唐书》卷93《薛讷传》，第2983—2984页;第2984—2985页。[33]岑仲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中华书局1964年，第154—155页。[34]〔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397《将帅部·五十八·怀抚》，第4496页;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97—1598页。[35]薛讷任蓝田令、与富人倪氏讼息钱为两个阶段的事情，《新唐书·薛讷传》在点校中将两件事分开是合适的。若不然，作为地方官的薛讷和朝臣来俊臣不易产生交集。[36]吴建华:《唐张守珪墓志考辨及有关史实摭拾》，《中原文物》1997年第2期。[37][41]《旧唐书》卷103《张守珪传》，第3194页。[38][46]《旧唐书》卷124《薛嵩传》，第3525页。[39]《新唐书》卷66《表六·方镇三》，第1836页。[40]《旧唐书》卷200《安禄山传》，第5368页。[42]《旧唐书》卷107《玄宗诸子·鄂王李瑶传》，第3261页。[45]《旧唐书》卷145《刘全谅传》，第3938—3939页。[47]《旧唐书》卷124《薛平传》，第3526页。[48]《旧唐书》卷199《北狄·靺鞨传》，第5351—5352、5359页。[49]〔唐〕张九龄撰，熊飞校注:《张九龄集校注》卷8《敕薛泰书》，中华书局2008年，第521—522页;《敕薛泰书》的撰写年代另有开元二十一年(733年)闰三月之说，参见吴在庆、丁放:《唐五代文编年史·盛唐卷》，黄山书社2018年，第205页。[50]田有前、李小勇:《唐张献甫墓志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8期。[51]《旧唐书》卷106《李林甫传》，第3239—3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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