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嫚 燕生东｜渤海南岸地区早期盐业生产原料、淋卤和煮盐工具问题

摘要：渤海南岸地区在晚商至西周早期、东周、魏晋、隋唐、蒙元时期盐业生产原料使用浓度较大的地下卤水，不存在采用淋灰取卤方式提高卤水浓度，使用的煮盐工具多为器腹较深的陶器和金属器。煮盐工具在盐灶上的摆放方式尤其是在晚商至西周、东周时期存在较大差异。

二十多年来，文物考古部门在河北沧州东部和山东北部沿海地区的渤海南岸一带进行了系统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发现了上千处史前至蒙元时期的煮盐遗址（群）；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也比较多，揭露出晚商至西周早期、东周、魏晋、隋唐、蒙元时期丰富的盐业遗迹、遗物，如卤水坑井、坑池、卤水沟、储卤坑、盐灶、烧制煮盐工具的陶窑和铸造煮盐工具的铁锅、铁盘等遗存，还发现了煮盐后废弃的烧土、草木灰及煮盐陶质、铁质工具。学者以此对不同时期的煮盐方式或流程进行了探讨[1]，对部分阶段的煮盐遗存进行了科技分析[2]，在煮盐卤水来源、煮盐方式等方面已取得不少共识，但在制卤方式、煮盐工具特点、摆放方式等方面存在一定分歧，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坑井与煮盐原料问题

一般而言，煮盐原料不一样，制卤和成盐方式就应存在差异，比如潟湖水和海水盐度偏低，需要通过淋卤法或反复晾晒来提高浓度；如果是盐碱土，就需要先净化提纯，去掉杂质，再提高盐度。

渤海南岸地区制盐原料种类丰富多样。历史上和近现代，河北东部和山东北部沿海部分区域使用渤海湾内的海水煮盐或晒盐。现存文献记录结合地理地质部门钻探结果分析显示，在鲁北沿海平原上分布着巨淀湖、清水泊、黑冢泊、别画湖等，湖内为潮滩相、海洋沉积相和陆相、湖泊相的不同环境沉积物相互迭置，表明其为潟湖。早期文献曾记载，在淄水、济水入海处有皮丘坑（坈），胶河入海处有盐坈（坑），在古齐地方言里，“坑”“坈”就是湖泽，《北堂书钞》一百四十六卷引晋伏琛《齐地记》“齐有皮邱坑（坈），民煮坑水为盐，色如白石，石盐似之”，《水经注·胶水》云“胶水北历土山，注于海。海南，土山以北，悉盐坈相承，修煮不辍”[3]，说明当地居民曾用坑（坈）之水即潟湖之水煮盐。此外，古代和近现代特殊时期人们曾用滨海平原滩涂地的盐碱土熬煮食盐，这类原料即为明万历年间《山东盐法志》等文献里记录的咸卤潮滩土，明末宋应星著《天工开物》等文献提及的“盐花”“盐霜”“盐茅”等。

值得注意的是，大规模考古工作发现了数量较多的晚商至西周早期、东周、魏晋、隋唐、蒙元时期地下坑井遗存，这些田野成果为下文探讨相关问题提供了证据。

（一）渤海南岸地区不同时期的坑井

1.晚商至西周早期

在山东寿光双王城编号014A、07、SL9、SS8等遗址的盐灶旁发现和清理出了完整的商代晚期坑井；在寿光王家庄西周早期盐业遗址考古钻探时，还发现了10口坑井。

坑井一般位于整个制盐作坊的中西部，盐灶的前端。双王城014A遗址前后打破关系的坑井3口。由于晚期反复清淤、掏挖，早期坑井被晚期坑井破坏。保存较好的一口坑井（图1），口大体呈圆形，直径在4.2~4.5米，总深3.5米以上。井坑上部为敞口、斜壁，1米以下变为直口、直壁，口径变小，约3米。底部为大圜底。在井周壁围以编好的束状芦苇绳，构成井圈，再有规律地置插十多组木桩来固定井圈，并用捆好的绳状芦苇束铺垫坑井底部。如是，不仅可防止井壁塌陷、流沙淤塞，也便于渗集和过滤地下水[4]。

图1  寿光市双王城014A盐业遗址的

坑井（左）与井圈（右）

2.东周时期

东周时期坑井发现数量较多，在昌邑火道—廒里，寿光王家庄、机械林场，潍坊滨海高新技术经济开发区烽台、韩家庙子、固堤场，利津南望参等东周时期盐业遗址群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中都有发现。所见坑井多成群、成组集中分布，与盐灶等煮盐地方相隔一定距离。昌邑火道遗址群的14号遗址，在现代池塘一侧断面上就暴露出南北排列的8口坑井；唐央1号遗址在发掘区北部清理出坑井8口，遗址西南部断崖上还出露坑井3口。上述东周时期的坑井口径普遍较小，在1.5米左右，深度在2米以内，且坑壁较直，圜底也较大。坑壁围以芦苇或海草等茎秆叶，组成井圈，底部也铺垫芦苇或海草，便于渗水和防止井壁塌陷。井圈未见木棍或木板固定，质量也不如晚商、西周和隋唐、元代好。坑井周壁和底部多存有腐烂的灰褐色、灰黑色植物茎秆叶，坑井内堆积着黑褐色淤泥淤沙，黄褐色或灰白、灰绿色淤沙[5]（图2）。

图2 昌邑市火道唐央盐业遗址发现的坑井

（1.坑井口、壁；2.井底堆积；3.坑井剖面、井圈及底部形状）

3.魏晋时期

广饶广北农场（地处广饶县北部）一分场一队魏晋时期盐业遗址发现坑井5口，其中4口集中分布。J1平面呈圆形，上部圆形、斜壁，口径较大，约6米，此外其余4口坑井坑口直径有达10米者（应为使用时和废弃后反复塌陷所致）。井深1.3米以下口径变小，直径约2.3米，直壁，周壁用捆扎好的束状芦苇层层叠压成井圈，其内插以木棍用来加固[6]（图3）。整个坑井深度在2.5米以上（因地下水位较高，未能清理至底），井圈内因常年积水而形成了紫黑色淤泥和灰绿色淤砂堆积层，坑井内还存有汲取井水的木构井架。

图3 广饶广北农场一分场一队

盐业遗址J1 平、剖面图 

4.隋唐时期

文物考古部门在寿光八面河村西北靠近小清河东岸数百平方米范围内发现了集中分布的20余口坑井。除1口坑井平面为方形外，其余均为圆形；就口径而言，有3口井直径较大，在3米左右，余较小，在1~1.5米；坑井周壁普遍有井圈，方形坑井井圈为木板组成，有2口坑井井圈为砖垒砌而成，1口坑井井圈为树枝编制而成，其余为成束芦苇绳叠垒而成，并插以木棍、木板、木条固定；大圜底，底部均铺垫芦苇等植物茎秆叶；坑井普遍较浅，在2~3米间；1口坑井存有提取井水的木构井架；坑井内填土上部为黄色淤沙，下部为黑色淤泥、淤沙（图4）。

图4 寿光八面河盐业遗址发现的坑井等

（1—3.小口坑井；4、5.砖砌坑井；6.方形坑井；7、8.大口坑井；9.木棍；10.木板）

2016—2017、2020年黄骅大左庄遗址的两次考古发掘发现和清理了5口坑井。坑井与输水沟、储水（卤）坑相连，附近分布着储卤坑和盐灶，输水沟两壁砌以青砖，底部铺砖或铺设木板[7]。

2016—2017年黄骅大左庄遗址考古发现的坑井均为砖砌坑井。J1保存最完整，平面大体呈圆形，井东西长5.1米、南北宽4.7米。距现地面1.3米以下内收，并出现砖砌井圈。该坑井有上、下双井圈，上圈直径约2.4米，下圈东西长1.65米、南北宽1.3米，现存井深4米以上（未清理至底，底部似铺设芦苇）（图5之1）。在坑井内中部堆积层还发现了提取井水用的木井架及两捆芦苇，后者估计是底部井圈或铺垫井底的。2020年在大左庄遗址共发现2口坑井，平面大体呈圆形。J1为大型圆形土坑井，直径4.2~4.85米，坑井西北和东南部各有一个二层台，便于提取井水，圆形井圈位于整个坑井的东北部，直径约3.2米，存深3.3米。井圈为8层芦苇捆绳叠垒而成，层与层之间由草绳扎系，并有规律地穿插木棍以固定。J2为小口坑井，直径1.2~1.5米，砖砌井圈内径约0.9米，南北宽约0.85米。因地下水位较高，未清理至底（图5之2）。

图5 黄骅市大左庄盐业遗址的坑井平、剖面图

5.蒙元时期

考古人员在寿光双王城SS8遗址清理出坑井以及相关联的卤水沟、沉淀坑、盐灶等遗迹；在06、07遗址内排碱沟和断面上发现了3口坑井。

SS8遗址清理出的坑井井口平面大体呈圆形，坑井口径较大，直径约4米（图6）。坑井总深在3.5米左右。井口1.5~2米以下的周壁等距离插入木棍或树枝条，以木桩为中心围以束状芦苇绳圈，形成井圈，并以铁丝固定。坑井底部也铺垫芦苇[8]。坑井与水沟相连。

图6 寿光市双王城SS8盐业遗址发现的坑井与沟

这些坑井分为大口和小口两类。口径大者直径约10米，一般在4~5米（可能与使用和废弃过程中损坏、塌陷有关）；口径小者在1~2米。井壁下部较直，大圜底，深度在2~5米。因各地每个时期地下水埋葬深浅或者卤水盐度高低情况不一，东周时期、唐代、元代莱州湾南岸地区的坑井浅些，多在2~3米间，商代和魏晋时期深些，在4米左右，唐代黄骅一带坑井深侧在5米左右。多个坑井内发现了汲取井水的木构井架。这些坑井中下部普遍有芦苇、海草、砖、细木棍组成或垒砌的井圈，芦苇编成绳索状，叠垒成井圈，并用木棍、木条板、绳条、铁丝拴系、固定住，底部均铺垫芦苇或海草。显然这些措施是为了预防井壁塌陷、流沙淤塞，也为了渗集和过滤地下水。东周时期坑井井圈制作粗糙，使用时间较短（甚至只使用了一个季节），其他各时期坑井井圈制作精致、坚固，并多次进行了疏浚和淘洗，使用了较长一段时间。所有井底由于木棍、片、块和芦苇茎秆叶常年浸泡在水里，保存得多崭新如故。井圈内堆满因常年积水而形成的紫黑色、灰黑色淤沙、淤泥以及灰绿色、灰白色淤沙。

除东周和唐代莱州湾南岸地区坑井与盐灶有一定距离外，其余坑井都在盐灶附近。晚商时期的坑井与水沟、过滤池、沉淀池、蒸发池相连；渤海西岸的隋唐时期坑井一侧为长长的、倾斜的水沟，短者数十米，长者60余米，宽0.5~1.5米，深1米以内，水沟两壁垒砌青砖，底部铺设青砖或木板，水沟尾端是储水坑，沟内底部堆积淤沙。蒙元时期的坑井附近为卤水沟，或者一侧为水沟，距坑井较近的一端向另一端倾斜。沟平面呈直条和长条弧状，最长者达30多米，直壁，平底。沟宽在0.5~1米、深0.4~0.8米，沟底每隔2米就有一个长方形小坑，坑长0.8米、宽0.5米、深0.6米，非常有规律，小坑堆满灰白色淤沙、淤泥，这说明水在沟内流动时，淤泥、淤沙沉淀到了小坑内，这类小坑具有沉淀功用。水沟两侧一般密集分布着盐灶。

（二）浅层卤水的形成及坑井的功用

由于受海潮反复内浸和海陆变化等影响，渤海南岸地带广泛分布着盐土，土壤严重盐渍化。滨海平原上浅层地下水埋藏仅1米左右，土壤和地下水的pH值多在7.5~8.5，积盐重，含盐1~3％，有的高达5~8％。因此，这里地表浅层内没有淡水（据勘探，在地表下200米才有淡水层）。加之发现的坑井与水沟、净化坑池、蒸发坑池、储水坑和盐灶相连或相近，可以认定这些坑井不是日常的淡水井，而是当时的卤水井。

渤海南岸地区一带地势低洼、平坦、宽阔，淤泥黏土层与粉砂层相叠置，坡降率非常小，海潮、海侵频繁出现。春、冬季的东南风会把黄海海水吹入渤海，抬高渤海的水位，如果再出现狂劲的北风、西北风，风暴潮就能让海水上溯陆地20千米，有时达40~60千米。风暴潮、海潮、海侵会让海水滞留在沿海平原洼地（坑）、潟湖内。由于该地风大、气温高、降水稀少、蒸发量大，滞留在陆地上的海水通过蒸发或潜层蒸腾过程，就逐步浓缩成盐度较高的卤水。当卤水比重加大，就会通过粉砂层下沉渗到淤黏土层上集聚起来。来自周边河流的淤泥、淤沙、陆相沉积物就覆盖了前期卤水层即成为地下卤水。如此几次大规模的海陆变迁，形成了多个海相卤水含水层与陆相隔水层相叠置的韵律层序[9]。

据多年的地质勘探勘察，浅层卤水广泛分布于莱州、昌邑、寒亭、寿光、广饶、东营、垦利、利津、沾化、无棣、盐山、海兴、黄骅、静海等距海岸线40千米范围内。浅层卤水大体分三层，上部为潜水含卤层，距地表0~22米，形成于万年以来的全新世；中层含卤水层，距地表深20~32米，形成于距今2~4万年间；下层含卤水层，距地表深35~60米，形成于8~10万年间。山东北部沿海地区的地下卤水分布区大体可分莱州湾沿岸高浓度卤水区、沾化县秦口河至无棣县漳卫新河之间的马山子中低浓度卤水区、黄河三角洲地下卤水区。其中，莱州湾南岸是地下卤水浓度最高、储量最大的集中地区。在这弯月形狭窄地带里，卤水区呈水平向条带状分布，与海岸线大致平行，形成了近岸、远岸低浓度带、中间高浓度带的分布格局。渤海南岸地区浅层地下卤水的浓度一般为5~15波美度，最高达19波美度，是海水的2~6倍（渤海湾海水浓度约3波美度）。目前，仅鲁北沿海地区已探明的地下卤水分布面积就超过2197平方千米，卤水资源量约为82亿立方米，氯化钠储量达1.65亿吨以上[10]。

考古所发现的龙山时期、晚商至西周早期、两汉、东周、魏晋、隋唐、蒙元时期的数十处盐业遗址群、上千处盐业遗址都位于浅层卤水分布地带上。

《新唐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东莱郡掖县（今莱州）“有盐井二”[11]，就首次提及这一带有盐井；地方文献，如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寿光名人安致远编的《寿光县志》卷十一“盐法考”中就云：“（寿光）海滨之民，疏土为畦，阡陌纵横，形如田垄，量坎（即坑）于水其中，风之日之，而盐成矣。”[12]坎就是地下坑井，当地居民提取浅层地下卤水晒盐。清乾隆初年《寿光县志》“盐业志”、雍正二年（1724）《山东盐法志》卷一绘制了官台场等清晰的地下卤水坑井及相连的“五圈四池”盐滩示意图（图7）。当前，莱州湾南岸的盐业生产就是抽取下层含卤水层的高浓度卤水晒盐。

图7 清乾隆初年官台盐场的盐井与盐滩示意图[13]

学者还对寿光双王城盐业遗址晚商时期蒸发池内灰绿色淤土堆积、盐灶周边煮盐过程中撇刮出的白色块状物、煮盐工具盔形器内壁白色垢状附着物的氧碳同位素比值进行了科学分析，结果显示为非海相碳酸盐。从科技分析结果而言，当时的煮盐原料不是海水、潟湖水，而是地下卤水[14]。

总之，目前考古在渤海南岸地区发现的晚商至西周早期、东周、魏晋、隋唐、蒙元时期大量卤水坑井遗迹，表明这一带的古代制盐原料主要不是海水、潟湖水，也不是盐碱土，而是盐度较高的地下卤水。

二、淋灰取卤问题

早期文献记载，海边煮盐前应有淋灰取卤、提高卤水浓度的过程。因此有学者认为渤海南岸地区早期盐业生产也普遍存在着淋灰取卤工艺。

保存下来的、最早的海盐生产专门著述是元代陈椿等于元统二年（1334）在工院编纂、绘制的《熬波图》。该书用图和文字说明、诗歌题咏等形式详细描述了开辟摊场、引纳海潮、晒灰取卤、淋灰制卤、煎炼成盐等浙江沿海制盐工艺[15]。该书提及，修好摊场后，需在摊场附近下挖和用土块垒砌成方形灰垯，灰垯旁掘出并垒砌成圆形储卤坑，两坑相通，储卤坑比灰垯要深，位置要低，便于承接淋出的卤水。这两类坑底部还经反复踩压加固以防渗漏。该书还详细介绍了通过淋灰取卤来提高海水盐度的方式。首先，晒灰取卤，即在摊场均匀铺上草灰或土灰，舀取沟渠内引来的海水撒泼入灰内，让草灰汲取海水盐分，晾晒干草灰，再撒泼入海水，继续晾晒。如是反复多次，灰中的盐分会逐步增加。其次，淋灰制卤，把晒好的灰土扫聚起来，挑入灰淋坑（灰垯）中，“用脚蹅踏坚实”，再往其上浇海水，灰淋下面便有卤水通过管道流往旁边的圆形受卤坑内。这些过程均有淋卤坑、储卤坑（受卤坑）图文和使用方式（图8）。

图8 《熬波图》

“担灰入淋”“淋灰取卤”图中的淋卤坑、储卤坑[16]

明嘉靖三十年（1551）两淮巡盐御史杨选、两淮都转运盐使陈暹撰修的《两淮盐法志》一书，不仅用文字描绘了淋灰制卤过程，还绘制了淋卤坑的形状和淋卤方法，大体与《熬波图》相同（图9）。

图9 《两淮盐法志》中“淋灰取卤”坑图[17]

图10 根据《天工开物》描述所复原的“淋灰取卤”坑图[18]

（1为陶本，2为国学本）

明末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作咸”篇也详细描绘了海水淋卤制盐、煮盐的工作方式，后人根据文字介绍，复原了淋卤使用的深坑和浅坑，并展现了淋卤、制卤过程（图10）。

明末汪砢玉《古今鹾略》卷一引用了沿海各地盐业志内的制盐工艺流程，其中引《山东盐业志》中的摊灰取卤方式，“诘旦，乃出坑灰滩晒亭场间，至申，俟盐花侵入灰内，乃实灰于坑内取卤”[19]。纪丽真教授根据明清时期《古今鹾略》《山东盐业志》及各地方志关于淋灰取卤的描述，精确复原了山东沿海地区明清时期淋卤坑、盛接卤坑的位置、样式，并将盐业志和方志文献常提及的“牢”“牢子”“溜”“门”“坎”“卤井”一一落实到了图上（图11）。

图11 《明清山东盐业研究》中复原的

淋灰取卤两类坑特征形象复原[20]

淋灰取卤法及相关坑类设施还广见于海内外制盐材料上，如墨西哥Nexquipayac地区，淋卤坑位势较高，淋卤坑内的卤水通过管道流入罐、壶或盆中（图12）。制盐材料为湖边的盐碱土[21]。

图12 墨西哥 Nexquipayac 地区

淋卤坑及剖面示意图[22]

吉林大安市尹家窝堡屯辽金时期盐业遗址考古发掘发现的淋卤坑及附属设施，即五座“凸”字形遗迹，就是典型的淋灰（盐碱土）取卤相关遗存[23]（图13）。

图13 尹家窝堡遗址（YJ3）

淋卤坑（大坑）、储卤坑（小坑）

将文献记录、民族志、材料结合考古学发现可总结出淋灰取卤法的主要设施和堆积特点：

其一，淋灰取卤设施遗迹整体平面呈“凸”字形，应由较大的长方形或圆形淋卤坑和较小的圆形或方形盛接卤水坑（也可以是器皿类）两部分构成；其二，大坑位势高于小坑，即大坑坑底要高于小坑坑口，大坑与小坑间有孔洞或管道相连；其三，大坑与小坑坑壁需特殊加工，防止渗漏，或用黏土砌筑、涂抹，或铺垫木板、草、皮、砖之类；其四，淋卤坑规模要足够大，足够深，便于盛放较多的淋灰土、盐碱土，如尹家窝堡屯遗址编号YJ1大坑长约2.5米、宽约2米，YJ3大坑南北长约2.68米、东西宽约2.1米；其五，为防止淋卤坑底部灰土堵塞，使卤水顺利流向小坑，以聚集卤水，大坑底部不仅要有倾斜度，还要铺设木棍或砖石或草类，上搭设木板等，以保留一定空间便于渗漏卤水；其六，大坑与小坑底部一般存留使用时的淤沙、淤泥堆积。

渤海南岸地区的考古发掘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遗址时代纵跨晚商至西周早期、东周、魏晋、隋唐、金元时期，尤其是晚商至西周早期、东周、蒙元等时期，国家控制下的盐业生产规模之大，盐灶数量之多，却没有发现淋灰取卤法的典型遗存，这是值得思考的。至于个别类似遗迹，又缺乏完整证据链。有些类似淋卤遗迹，如在晚商至西周早期遗址中发现了坑底较大、坑壁涂抹黏土的坑，由于位于大型盐灶两侧，也无附属的小坑，应是储卤坑；有些成规律排列的坑底、坑壁涂抹黏土的坑，直径在50厘米以内，可能是柱洞、柱坑；至于有些规模不大，附属其他功能区的坑底、坑壁涂抹黏土的坑，也可能是盛放淡水的坑。

这或许说明，渤海南岸地区早期盐业生产直接熬煮的是简单沉淀、净化的、浓度较高的地下卤水，而不是经过淋灰取卤后的高浓度卤水。

三、煮盐工具和盐灶问题

地下卤水浓度应低于反复淋灰取卤后的卤水，反映在煮盐工具和盐灶上，也会比较有特色。渤海南岸地区晚商至西周早期陶盔形器均大口，深腹，口径在17~20厘米、高20~26厘米，每个盛盐量2500~3500克。早期盔形器多泥质灰陶，卷沿、侈口，腹部外弧较深，大圜底，腹部和底部拍印中粗绳纹。中期器体瘦长，腹部较直，器胎变厚，绳纹变细。晚期出现一定数量的夹砂、夹粗砂灰陶、红褐陶，平卷沿，大敞口，斜直腹，腹部和底部拍印较粗的斜绳纹，尖圜底或尖底，器壁急剧增厚，底部厚4~6厘米，个别竟达8厘米（图14）。沿海平原上遗址出土的盔形器数量多，占陶器总量的95%以上，有些盐灶上存有数量较多的盔形器，盔形器内壁中下部多存有厚厚的白色垢状物（图15），这说明当时是用盔形器来熬煮食盐。

图14 渤海南岸地区晚商至西周早期煮盐工具陶盔形器

（1-8.殷墟一至四期；9-12.西周早期）

图15 盔形器内壁附着的白色垢状物

东周时期（主要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沿海遗址出土数量极多的、形体较大的陶圜底罐（瓮），占陶器总量的90%以上。多泥质灰陶、红褐陶，少见夹砂陶，中小口，方圆唇，卷沿，侈口，深弧腹，鼓腹下垂，圜底较大。腹部和底部外表拍印交叉中细绳纹，比较有特色的是器内壁也拍印纹饰，有方格纹、菱形纹、圆窝纹等。口沿、腹部的器壁多较厚，而底部较薄。器体硕大，口径30~60厘米不等，完整器腹深50~70厘米，个别深达100厘米（图16）。在昌邑和寿光北部沿海多个盐业遗址的盐灶内还发现有遗留或烧坏的圜底罐（瓮）（图17、18），腹内壁中下部和底部多附有厚厚的白色垢状物（图19），说明当时用圜底罐（瓮）直接煮盐。

据初步测算，晚商至西周早期煮盐工具陶盔形器容量仅为东周时期煮盐工具陶圜底罐（瓮）的六分之一以下，盔形器自身重量、盛盐重量也远远小于东周时期圜底罐（瓮）。换句话说，就器体大小、容量和自身体重而言，东周时期比晚商至西周早期的煮盐工具要大得多，而在盐灶摆放和熬煮方式上，应也存在一些差别。

图16 渤海南岸地区东周时期的煮盐工具陶圜底罐（瓮）

（1.昌邑北部沿海地区；2.黄骅东部沿海地带；3.寿光机械林场）

图17 昌邑火道—廒里105遗址

盐灶及残存的陶圜底罐（瓮）

图18 寿光机械林场 III 区

盐灶YZ1及残存的煮盐工具

图19 煮盐工具陶圜底罐（瓮）内壁白色垢状物

非常有意思的是，利用地下卤水煮盐的三峡地区，煮盐陶器也普遍较深，只是口径和总深度不如渤海南岸地区晚商至西周早期盔形器及东周时期圜底罐（瓮），器体容量也远远小于渤海南岸地区，如三峡地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煮盐工具陶尖底杯，口径4~6.5厘米，通高6~15厘米。两周时期主要是东周的花边口圜底罐，整体形态与渤海南岸地区晚商早段煮盐工具盔形器非常相似，底部比较厚，但口径10~12厘米，通高10~15厘米，极个别在20厘米左右，整体体量仅是渤海南部地区盔形器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而浙江宁波大榭岛新石器末期和日本列岛部分区域的煮盐陶器多用直口或斜直口、腹部较浅的平底盘、盆。

上述发现说明，渤海南岸地区晚商至西周早期、东周时期利用地下卤水煮盐，可能受浓度影响（可能低于反复淋灰制卤后的卤水），需要放入较多的卤水并反复添加、多次熬煮才能煮满盔形器或圜底罐（瓮）。对晚商至西周早期盔形器内壁附着的白色垢状物进行碳酸盐氧、碳同位素分析，发现当时食盐形成温度为摄氏60度左右，也就是说，当时用熬煮方式生产食盐，这也与煮盐工具形态和卤水浓度有直接关系[23]。

不唯先秦时期，汉代及之后渤海南岸地区的煮盐工具铜盘、铁锅等也比较深、直径偏小，如黄河三角洲古代产盐区沾化区冯家镇孙家村出土的汉代煮盐青铜盘（锅），厚2.4厘米，平面呈圆形，口径83厘米，深达31厘米（图20）。而没有地下卤水的蓬莱城关镇西庄距海边仅数十米的沿岸地区出土汉代煮盐铜盘，壁厚1.5厘米，口径117.5厘米，盘深仅13.8厘米（图21之1、3）。出土于莱州中部朱由镇路宿村（这一带沿海地区没有地下卤水）的汉代煮盐铜盘，壁厚1.1厘米，口径122厘米，盘深也仅有17.5厘米[25]（图21之2）。

图20 沾化孙家村出土汉代煮盐工具铜盘

图21 蓬莱西庄和莱州路宿出土的煮盐工具铜盘

（1、3西庄铜盘；2.路宿铜盘）  

宋蒙元时期，考古发现的盐灶表明，莱州湾南岸地区利用地下卤水煮盐，存在数量较多的长方形铁盘，由盐灶长宽可知，铁盘长100~150厘米，宽50~100厘米，深度不详；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圆形盐灶（图23、24），显示当时还用圆形铁锅煮盐，由盐灶直径推测，当时铁锅直径在50~100厘米之间。在莱州市西南与昌邑交界处当利古城一带就出土过煮盐铁锅，大口，深腹，大圜底，壁厚2.6厘米，口径66厘米，腹深达40厘米（图22之1）。而通过熬煮淋灰取卤法获得高浓度卤水的江淮沿海地区，出土的煮盐工具普遍较浅，如江苏东台产盐区曹丿（

）镇出土的铁

，直径114厘米，深不足10厘米（图22之2）。

图22 莱州市当利古城与东台曹丿出土的铁质煮盐工具

（1.铁锅；2.铁

）

图23 寿光双王城07遗址蒙元时期的圆形盐灶

图24 寿光双王城06遗址蒙元时期的圆形盐灶

渤海南岸地区发现的早期盐灶均为地穴式，即在地表下挖成工作间（烧火间）、火门、火道、灶室、烟道、烟囱及储卤坑等。汉代及以后的煮盐工具为铜盘、铜锅、铁盘、铁锅，每个灶室置放一件金属煮盐器皿。但先秦时期，盐灶上如何置放陶质煮盐工具还需要分析。渤海南岸地区晚商至西周早期发现的盐灶规模较大，双王城014A遗址，总长17米多，宽达8.3米。灶室呈圆形或椭圆形，直径在4~6米间，面积较大，多在20~40平方米，直壁或外斜壁，平底，存深0.7米，有长长的烟道和口径较大的烟囱。火门、火道、灶室底面都有很硬的青灰色受火面，长烟道和烟筒内有很厚的烟灰，说明灶室应是封闭的，并经过了多次使用。笔者曾根据个别盐灶上塌落的盔形器、残存的长条形烧土块、盔形器下部粘着的草拌泥等遗存，复原了盔形器在盐灶室的摆放方式：灶室上搭设贴有木条、木棍的网格状架子，网口内铺垫草拌泥，其上置放盔形器（图25）。考虑到椭圆形灶室直径大，框架较宽长，上面盛满卤水的盔形器重量大、容易塌陷，需要在灶室内中心部位堆筑土台，撑起框架和盔形器[26]。

图25 晚商至西周早期盐灶室上盔形器摆放示意图

东周时期的盐灶平面呈三角形和长条梯形，盐灶不大，面积在5~10平方米，烟道较短甚至不明显，烟囱口径也小些。火门、灶室周壁、底部烧制松软，可能是受火时间不长或者火力不足导致，每个盐灶使用时间也不长（一次或两三次）。考虑到灶室内斜壁，圜底内收，圜底罐（瓮）形体硕大、鼓腹下垂较深，盛放卤水和食盐量较大，灶室底部形状无法置放支撑圜底罐（瓮）的泥柱子，泥柱子也撑不起盛放卤水和食盐的圜底罐（瓮），搭设网状框架也撑不住、放不下。此外，灶室内置放过多的泥柱子也不利于火焰流动。因此，东周时期盐灶室上如何摆放煮盐工具圜底罐（瓮），还需要考古证据和进一步探讨。

四、余论

目前看来，渤海南岸地区早期制盐工艺流程比较特殊，首先，主要利用的是高浓度地下卤水，而不是海水、潟湖水、盐碱土；其次，目前考古所发现的各时期提纯卤水的设施、储卤坑（瓮）、盐灶、煮盐工具等盐业生产遗存、遗物都不一致；其三，没有发现明确的淋灰取卤、提高卤水盐度的相关设施及堆积。总之，与国内外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发现的制盐遗存相比，既有一致性，也存在较多差异，所反映的制盐工艺流程细节也应不同。因此，探讨渤海南岸地区各个时期的盐业工艺问题时，需以田野考古工作为核心，以盐业生产操作链即原料来源、取卤和制卤方式、煮盐工具特征、成盐过程中形成的遗迹、遗物为导引，科学清理、客观分析和探讨相关盐业遗存，并系统采样，通过科技实验和分析，构建完整的多重证据链[27]，才能最终解决制盐工艺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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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燕生东,张小嫚.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收获、研究风向与省思[G]//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考古学研究(13):上册.北京:科 学出版社,2022:307-322. 

[2] 燕生东.山东地区早期盐业的文献叙述[J].中原文物,2009(2).

[3]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寿光市双王城盐业遗址2008年的发掘[J].考古,2010(3).

[4]张小嫚,燕生东.科技分析在盐业考古中的实践[J].盐业史研究,2019(3).

[5]燕生东,张小嫚.近年来东周时期齐国盐业考古新发现[J].盐业史研究,2022(4). 

[6]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东营广北农场一分厂一队东南盐业遗址发掘简报[G]//海岱考古:10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213-232. 

[7]雷建红,曹洋,马小飞,等.河北黄骅市大左庄隋唐时期制盐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2021(2);马小飞,雷建红,张宝刚.黄骅大左 庄盐业遗址2020年考古收获[J].盐业史研究,2022(1). 

[8]燕生东,赵守祥.考古所见莱州湾南岸地区元明时期制盐工艺[J].盐业史研究,2016(2). 

[9]韩有松,孟广兰,王少青,等.中国北方沿海第四纪地下卤水[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123-157;韩友松.第四纪滨海相地下 卤水分布、成因与开发[G]//曾呈奎,周海鸥,李本川.中国海洋科学研究及开发.青岛:青岛出版社,1992:355-358;孔庆友,张 天祯,于学峰,等.山东矿床[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522-536. 

[10]韩有松,孟广兰,王少青,等.中国北方沿海第四纪地下卤水[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13-20;孔庆友,张天祯,于学峰,等.山 东矿床[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522-536. 

[11]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994,995. 

[12]安致远,纂修.寿光县志:卷11:盐法考[Z].刻本.1698(清康熙三十七年):1-17. 

[13]转引自:桑绪先,等编.寿光县盐业志(内部资料).1987:63. 

[14]崔剑锋,燕生东,李水城,等.山东寿光市双王城遗址古代制盐工艺的几个问题[J].考古,2010(3). 

[15]陈椿.熬波图[M].影印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21-43. 

[16]陈椿.熬波图[M].影印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6,9. 

[17]杨选,陈暹,修,史起蛰,张榘,撰.两淮盐法志:卷1:图说[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0:58.

[18]宋应星.开工开物:作咸篇[M].长沙:岳麓书社,2002:109;宋应星.开工开物[M].武进陶湘涉园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41. 

[19]纪丽真.明清山东盐业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9:115-116. 

[20]汪砢玉.古今鹾略[G]//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58):史部:政书类.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9:12.

[21][22]Jeffrey R·Parsons.The Last Saltmakers of Nexquipayac,Mexico:An Archaeological Ethnography[D].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1:39,45.

[23]史宝琳,刘晓溪,王立新,等.吉林大安市尹家窝堡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2017(8). 

[24]崔剑锋,燕生东,李水城,等.山东寿光市双王城遗址古代制盐工艺的几个问题[J].考古,2010(3). 

[25]林仙庭,崔天勇.山东半岛出土的几件盐业用器[J].考古,1992(12). 

[26]燕生东,党浩,王守功,等.山东寿光市双王城盐业遗址2008年的发掘[J].考古,2010(3). 

[27]张小嫚,燕生东.科技分析在盐业考古中的实践[J].盐业史研究,2019(3).

作者：张小嫚 燕生东 (山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