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辉 | 浅议岭南地区的中国化进程

内容提要：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中，岭南文化是具有很强特殊性、独立性的一元，但在之后的发展演进中，受北方文化的影响一步步融入一体化进程之中。开展岭南地区早期文化“中国化”进程的研究，其范围应包括两广和福建，这也应该成为当下岭南考古的重点。就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岭南而言，区域内的文化在内容上有相似性，在进程上有同步性，从福建到广西存在一个位于岭北农业文化区外缘的半环形文化带。在大多数时间里，岭南地区的文化显得消极、被动，更多是受岭北农业文化区的影响，接受多，反馈少。岭南文化进程可以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占据新石器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此时岭南仍处于采集经济阶段，没有谷物农业。但是，本土文化强势崛起，南北文化交流空前活跃，文化关系变得复杂，且不再是来自岭北的单方向传播。其中，最早出现于横岭类型的印纹硬陶—原始瓷体系意味着岭南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有别于中原社会的途径。第二阶段是商周时期，来自北方的文化、制度乃至思想对岭南的全方位渗透，为岭南地区早期文化进一步“中国化”奠定了基础。第三阶段是秦汉时期，汉文化逐渐显露出取代土著文化的势头。

这两年里，我有好几次机会来广东、福建，这次又来到了广西柳州。这两年里，我也多多少少地参与设计了岭南的同志们正在筹划的“考古中国”项目，既接触了岭南地区最新的考古材料，又在包括今天会议在内的多个场合与各位的当面交流中不断得到启发，加上在参与“考古中国”项目设计时的一些思考，自我感觉想通了一些事情，愿借今天这个场合把我对岭南考古的几点理解和认识讲出来，与大家交流。

一、立足岭南地区早期文化“中国化”进程研究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岭南地区早期文明化进程暨甑皮岩遗址发掘50周年”，但我个人在谈岭南地区的时候，总是注意避免使用“文明化”一词。要说清楚背后的原因，需要先从“文明”和“文化”这两个概念的区别说起。这两个词在一些场合意思是相同的，但在另外一些场合又有区别。在本应该仔细区别的场合混用，就会引起误解和混乱。例如，在目前大家非常关注的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问题的研究中，就有把两者混为一谈的情况。中国文明起源这个问题是大约40年前由夏鼐先生、苏秉琦先生明确提出来的。他们根据当时考古学对夏商时代国家状况的了解，尤其是对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一些最新发现如大地湾、良渚、牛河梁以及龙山文化等进行评估后认为，中国最早的文明或国家的形成应当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对此，他们两位说得很明白，即所谓中国文明问题就是中国境内最早的国家的起源问题以及最早的国家的出现问题。此后，学术界有关如何看待文明三要素等的讨论，以及后来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有学者说，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肩负着中国文明探源的任务。话虽如此，但实际上当时无论安特生先生还是李济先生，他们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中国文化是西来的还是本土的，这里面没有多少关于国家这种政体的形成过程的研究内容。也有学者主张，8000年前就有了七阶音乐，有了占卜，有了刻画符号等，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应当从这个时候开始。按照这个逻辑，我们还可以向前推，推到人们发明农业，推到有巢氏、燧人氏。这些确实是人类文化一步步向上的标志，但还没有到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发生的历史节点上，所以我认为这种主张不妥。

回到岭南考古上来。听说一些主管部门强烈希望把岭南考古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我猜想，他们也许是把文化过程的研究和文明化进程的研究这两个不同的研究任务搞混淆了。前者是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如何时何地有什么样的考古学文化，它受到来自何方的影响或者它影响了谁等问题。后者是社会发展状况、发展程度的研究，重点在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等问题上。一般情况下，这两种研究代表了考古学发展的两个阶段，前者的成果积累到一定程度会水到渠成地开启后者。这两个阶段的研究对资料的要求和研究的技术方法有非常大的差别，不是一回事。当然，也可以要求两步并作一步走，既做文化过程的研究，又做社会的复杂化、文明化进程的研究。但社会研究需要的是聚落考古材料，而就我了解的情况来看，聚落考古在岭南开展得比较晚，相关资料的积累尚不能支撑这个课题的开展。两步并作一步，在眼下还只能是个美好的愿望。更何况岭南长期位于史前农业文化区的外围，自己虽然在发展，但并不是中国史前文明总进程的主要参与者。

所以，当下岭南地区史前文化研究的重点不是这个地区的文明化过程，而是更基础的岭南地区文化的中国化过程。我们所说的岭南，范围很大，包括广东、广西和福建三地。这么大的地域里，各地万年以来的考古学文化系列还很不完整，在建立当地的文化体系上，考古学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但这个文化系列或框架不建立起来，内部的各种文化关系没有梳理清楚，学问就没有继续深入的坚实基础。鉴于此，我主张文化过程的研究才是当下岭南考古的重点。

尽管研究岭南文化过程的资料还不完整，但已经可以从中看出一个大趋势、大方向，即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中，岭南文化曾经是具有很强特殊性、独立性的一元，但在之后的发展演进中，主要受北方的影响而一步步融入一体化进程。我主张的“中国化”就是这个意思。进一步来说，我们如果把文化的动态看作其背后社会动态的表达的话，那么，这个中国化过程还将是引导我们接下来深入探讨社会文明化的重要线索。

二、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岭南

苏秉琦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谈及南方文化时，提出了新石器时代以来存在一个从鄱阳湖到珠江三角洲为轴线的南方文化区。就当时的资料看，这无疑是很有道理的。不过，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知道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南岭两侧的文化有联系也有明显的区别，珠江三角洲地区不同时段所见的来自岭北方向的影响也不止赣江流域一个方向。归拢这些新资料，我们还是将岭南岭北分开看待比较好。

岭南地区主要包括现在的两广和福建三地。两广的北面皆以南岭为界，地理范围清楚。广西在文化上向西是否与云南东部和贵州南部有联系尚不得其详，但西江是在贵州境内发源的，几乎流经了云南整个东半部，所以两广地区的文化与云贵存在关联，是完全可以想象的。福建地区几乎全部是山地，历年的发现被划分为内陆山区和濒海区。内陆山区内的发现分布在浦城、南平、三明一线，年代集中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论者都注意到它们与浙南和江西等地的文化有相当的关系。所以，可以视其为岭北文化向东南方向山区的渗透，其沿海地带的文化如最近在平潭岛上发现的包括壳丘头遗址在内的一连串文化方可算作岭南文化的一部分。

岭南三地文化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差别，这是以后需要探讨的课题。但从宏观的视野来看，无论如何，岭南地区和长江流域，或者说与岭北地区相比，还是相对独立的一大块，理由如下。一是在新仙女木期结束后，两地文化在新石器化方向发生了明显分歧。岭北地区开始向农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向谷物农业的方向发展，岭南则长期滞留在采集经济阶段。刚才赵志军先生在他的学术报告中重申，岭南地区很可能也有农业，因为贝肉热量太低，人类不能仅靠采集贝类为食物而存活，一定还有其他种类的食物。在甑皮岩一期地层中发现了一块炭化块根，这被看作是当时人们开发块根类植物资源的证据，即岭南极可能存在这种种植块根类植物的农业。话虽如此，我们现在就这个农业的具体形态如管理、栽培、驯化等还是所知甚少，也不知道块根作物在储存方面可否比得上谷物，能否在人们的生活中和谷物农业扮演同样重要的角色。无论如何，南岭两侧是不一样的。二是岭南各地文化进程的阶段性几乎同步。这一点，后面再重点讨论。

总之，岭南地区的文化在内容上有相似性，在进程上也有同步性。如此，从福建到广西，存在一条位于岭北农业文化区外缘的半环形文化带。童恩正注意到，这条文化带大致与400毫米年降水带重合，中国北部从东北到西南边地还存在一条“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这正是中国农业文化区的北部边缘。如前所述，这两个半环还很可能在云贵地区碰头并联络起来了。如此就在史前中国的文化格局中形成了围绕农业区的一个环形结构。但是必须注意到，两个半环的差别也很大。简单地说，北半环很早就开始且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进程中。它既在某些历史时段接受陕晋冀地区文化的影响，又在另一些时段反过来向南积极扩张。例如，兴隆洼文化甚至就是农业的发明者，在磁山文化北福地类型中可以看到明显的来自兴隆洼文化的传播因素；龙山时代的石峁文化向南，齐家文化向东，其影响都深入到中原腹地；夏家店下层文化和朱开沟文化也曾对整个北方文化有过重大影响。至于藏彝走廊上的文化传播流向，也是以自北而南为主。反观岭南，在与岭北的关系上，好像在大多数时间里显得消极、被动，更多是受到岭北农业文化区的影响，接受多，反馈少。这一点也在下面再仔细说。总之，在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的总进程中，南北两个半环的作用不同。

三、岭南文化进程中的三大阶段

岭南文化进程中材料最完整的是粤北至珠江三角洲地区，福建和广西的资料尚不完整，但与广东地区的情况对照来看，也能大体上知道当地文化的阶段性变化，且与广东基本同步。

第一阶段占据了新石器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在最后一次全球冰期结束到新仙女木事件结束之间的万余年间，岭南岭北同属一个石器工业传统并都处于采集经济阶段，这使得此后两地依然在文化的某些部分上长时间保持着相似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直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岭南各地都能见到的绳纹圜底陶罐（釜）和彭头山文化的几乎一模一样。彭头山文化之后不久，岭北陶器群的器类变得多样起来。此时的岭南文化，在珠江三角洲的咸头岭文化、古椰文化中开始出现源自高庙文化和大溪文化的影响因素，其陶器群构成也渐趋多样，只是复杂程度远远赶不上岭北。

南岭两侧文化这些隐约可见的联系尚不足以掩盖两地间巨大的或者说本质上的差别，即前文已经说到的，自新仙女木事件结束以后，岭南、岭北的文化在生业经济上就分道扬镳了。岭北地区开始向谷物农业的方向发展，经彭头山、汤家岗、大溪、屈家岭一路走下来。而在岭南，我们却始终未能找到这个阶段谷物农业随上述因素一同南下岭南的确凿证据。在另一个方向上，位于钱塘江南侧的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以及河姆渡三、四层文化，也都没有任何南进武夷山地的意图。再晚一些的牛鼻山、龙头山等遗址发现了崧泽文化因素，可见直到这个时候，岭北农业文化才渗透到武夷山地的西北部，并且到此为止。总之，这个阶段的岭南仍然处于采集经济，没有谷物农业。

岭南地区出现谷物农业是拜石峡文化所赐。石峡文化因粤北韶关的石峡遗址得名，但在我看来，它并非粤北的土著文化，而是和樊城堆文化有相当密切关系的考古学文化，是赣江流域文化的南缘。赣江流域的文化越过南岭到达粤北，更远的动因也许和良渚文化晚期对江西的影响有关。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近几年广东从化横岭，黄埔茶岭、甘草岭等遗址，以及早些年发现的三水银洲一期遗存表明，石峡文化并没有驻足粤北，其影响已经深入到珠江三角洲地区，农业也随之到了这里。在黄埔茶岭等遗址中，植物考古获得了炭化稻米，是为证明。以此为标志，岭南文化进入到第二阶段，即谷物农业开始的阶段。只是现在还不知这里的农业程度究竟如何，它是怎样立足和发展的，又是怎样推动当地文化、社会发展的，这是今后要深究的课题。

与此同时，广西地区由于这个时段的材料太少，无法讨论。东侧福建沿海地带的昙石山文化则显然受到农业文化的强烈影响，它的陶器群和石器工具群一改采集经济文化的单调和简单，变得复杂起来，陶器分炊爨、饮食、盛贮等器类，石器群组合则与农业文化无异。这些变化至少表明农业文化给当地带来了巨大影响。

这个阶段的另一特点是本土文化的强势崛起，导致南北方文化交流的空前活跃，文化关系变得复杂，不再是来自岭北的单方向传播。在石峡文化阶段，珠江三角洲东侧突然出现了一个制作水平甚高的陶器群，曾被称为“涌浪类型”“虎头埔类型”等，最近李岩先生根据横岭墓地的发现将之命名为“横岭类型”。横岭类型的陶器以烧成温度高、胎色灰白、遍饰曲折纹的高领矮圈足小罐最为多见，在虎头埔还发现了烧制这类器物的专业窑场。在横岭墓地，这类高领矮圈足小罐的数量与石峡的陶器几乎是对开的，两个文化在此硬生生地对撞在一起。这类器物的分布很广，在粤北石峡、福建昙石山甚至牛鼻山、好川诸文化类型中都有发现，广西境内也有其踪迹。从这些情况看，横岭类型作为岭南本土文化，在与南下文化的关系上互有折冲，即此时的岭南不再只是北方影响的单方面受体，这是这个阶段的新现象。

横岭类型独特的器物类型、颇高的制作工艺和很高的专门化程度乃至商品化生产，其出现在岭南，都给人非常突兀的感觉。在采集经济社会中是如何形成这样一个文化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今后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最近，在闽西山地的三明市明溪发现的南山遗址也出土了拍印纹陶器，其曲折纹、梯格纹等几乎和横岭别无二致，只是它的碳十四测年较与横岭同时的石峡文化早了一个阶段。从南山到珠江三角洲，隔着重重大山。今天的会议上，虽然付琳先生的报告分析了南山的印纹陶向东传播，与闽侯一带的昙石山文化有所关联。但南山新的发现非但没有解决横岭类型的起源，反而使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就眼下的资料看，印纹陶的起源似乎有两个中心，一个在闽西，一个在珠江三角洲东侧，果然如此？显然还要好好研究方可。

继横岭类型之后，印纹陶在岭南大盛，先后出现了云雷纹和夔纹两个阶段，年代自夏商延续到两周。按博罗横岭山墓地发掘者吴海贵先生的看法，这套印纹硬陶的分布中心在粤东地区。最近几年的新材料表明，它的中心区范围也许更大。广东平远水口、福建浦城猫儿弄都发现了大规模的云雷纹陶窑场，广州博罗梅花墩则发现了夔纹陶时期的窑场，表明此时的印纹硬陶几乎覆盖了整个岭南，甚至越过南岭，延伸到了江西东南和浙江的南部，在湖南、贵州的南岭北麓也能觅到其踪迹。较稍早的横岭类型而言，南岭土著文化在面对北方文化时变得更加强势，更加积极进取。这个时期，岭南文化还有一大意义深远的发明创造，即原始瓷产业。泉州永春苦寨坑原始瓷窑场由至少9座初具龙窑形态的窑址组成，年代最早可能上溯到夏纪年，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原始瓷生产地。它的发现不仅表明原始瓷技术源自印纹硬陶，是岭南制陶业技术发展的新阶段，其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在于，原始瓷生产很快成为一个产业，如近年在浙江安吉等地都发现了生产原始瓷的专业窑址。该产业所带来的社会分工之深刻，不亚于北方青铜制造业，且产品较青铜器更加“亲民”。所以，它的生产和流通更像是一个商业化体系，而非主要服务于“祀与戎”的贵族手工业。如此一来，这套最早出现于横岭类型的印纹硬陶—原始瓷体系就意味着岭南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条新的有别于中原社会的途径。这当然也是值得下大力气深究的重大问题。与此同时，此时的岭南已然不再局限于岭南，而是向北把浙江的全部都纳入其中，江西也应在这个范围之内。这个范围即历史上的越、百越。当然，既然号称“百越”，就不是一个统一体。譬如闽东的黄土仑和揭阳潮汕一带的浮滨都是极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但在宏观格局上，它是相对于北方文化的一大块，并且和前一阶段被动受体的角色不同，积极参与了中国化的混一进程。

商周之世，以中原为根基的北方文化、社会、政治不断壮大。《左传·哀公》：“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今其存者，无数十焉。”[1]《墨子·非攻下》：“古者天子之始封诸侯也，万有余；今以并国之故，万国有余皆灭，而四国独立。”[2]所谓是焉。伴随着长江流域的地方社会被不断并入中央王朝的版图，开始是长江流域，后来是直接来自北方中原的影响，越来越多地渗入岭南。在博罗横岭山墓地，我们发现了青铜斧，意味着先进生产力的注入；发现了青铜戈、矛、短剑、箭镞等兵器，意味着北方生产力对当地军事能力的提升；还发现了铜鼎，意味着北方制度对当地的影响。而中原制度对岭南的影响，更早可以追溯到岭南地区牙璋的出现。这些来自北方的文化、制度乃至思想对岭南全方位的渗透，为岭南地区文化进一步中国化奠定了基础，这是岭南文化中国化的第二阶段。

秦汉时期是岭南文化中国化的第三阶段。秦王朝建立后，开始着手统一岭南的大业。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凿通灵渠，沟通湘江和漓江，大军旋即席卷百越，于兹设岭南三郡，加上在福建设置的闽中郡，岭南地区第一次被纳入中央王朝的政治版图。这个进程还有反复，直到汉武帝平复南越国割据政权，将岭南秦郡析三为九，设立九郡，标志岭南局势彻底稳定，中央王朝也从此开始对岭南“深耕细作”，随之而来的汉文化逐渐显露出取代土著文化的势头。

岭南地区文化的中国化进程大势大略如此，但其中的细节问题甚多，有的还颇为关键。这些问题，上文指出了一部分，实际上更多。所以我认为，当下岭南考古的重点还是要先把文化层面上的问题搞清楚一些。这是考古学的基础，关乎我们获得有关岭南地区的文化如何汇入中国历史大潮的更仔细、准确的认识，这也是深入讨论岭南各历史族群、地方社会之关系的线索。在把握这些历史动态的同时，注意积累一些古代社会的资料，以便将来条件成熟，系统开展岭南地区文化背后的社会变迁研究，即文明化进程的研究。这是我的建议。

* 本文根据 2023年11月16日笔者在广西桂林“岭南地区早期文明化进程暨甑皮岩遗址发掘50周年”会议上的发言改定。发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彭小军先生整理成文字稿，修改过程得到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岩先生、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张闻捷先生的指教，一并感谢。

注释：

[1] 郭丹、程小青、李彬源译注：《左传》（下册），中华书局 2012 年，第 2270 页。

[2] 方勇译注：《墨子》，中华书局 2011 年，第 177 页。

作者：赵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