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探源的人类学视角
——以二里头与三星堆铜铃铜牌的民族志解读为例
作者： 叶舒宪
一、文明起源研究的人类学视角文明起源研究是一个宏大的系统课题,需要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参与与多角度互动。和各学科专业的“铁路警察”式研究范式相比,目前尤其需要一种整合性的视野。文化人类学(以下简称“人类学 ”)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这样的整合性视野。人类学具有宏观与微观互动的灵活性视角转换能量,具有跨学科意义上的视界融合优势(如在西方体制中习惯将考古学、民俗学、神话学和比较宗教学作为人类学的下属或分支学科),具有跨文化资料整合的通观优势,具有亲临田野现场作业的体知—体认的认识方式,以及具有立体性和文学性的“厚描”表述方式,而不仅仅是唯科学主义的数据、公式和从概念到概念的推理。由于学科定位的不明确，迄今为止的中国人类学学者一般倾向于一村一地的调查式研究,大都遵循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和费孝通《江村经济》一类作业模式,FONT>,令人遗憾的是,在人类学家李济之后,人类学的理论资源和研究范式没有能够规模性地进入到中华文明探源领域。而这里需要人类学支持的程度,远远超出了其他任何学科。
继 20世纪末期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我国又在21世纪伊始启动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不过，主要参与的学科还是历史学和考古学界。本文基于跨学科的立场，提示文明起源研究的人类学视角，希望通过对二里头三座墓葬的文化厚描，将三组铜铃铜牌饰组合的重要发现作为文明曙光初露的切入点，通过与陶寺文化、三星堆文化、齐家文化同类发现的关联透视，展开民族志的解读和比较神话学分析，强调铜铃铜牌的物质文化叙事功能，探讨其精神的和宗教的含义，揭示铜器玉器组合在华夏礼乐制度发生方面的听觉视觉神圣符号标志意义，及其文献所见夏代神话与图腾之关联，让“四重证据法”在古史研究和考古研究的整合及“立体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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