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湘军集团的部队实际上有三支。一是曾国藩、胡林翼、彭玉麟统率的湘军，一是左宗棠、刘锦堂统率的湖北楚军，一是江忠源、刘长佑、刘坤一统率的湖南楚军，他们没有隶属关系，都是协同作战。但是史学家都一致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那支铁血湘军，起于1851年7月江忠源率领楚勇对太平军作战，江忠源是湖南私人募勇成军出省作战第一人，故王闿运在《湘军志》中称江忠源为湘军鼻祖，“楚勇起于江忠源”。
1902年，刘坤一死于两江总督任所，刘坤一是湘军将领的最后一颗明星，他的死标志着湘系将领最后退出历史舞台。
02
楚勇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由一支地方武装团练，发展成称雄于各路兵勇、被朝廷所倚重的太平军劲敌，主要是由于楚勇自身具有的特点决定的。楚勇都是从同村、同族或邻近乡村的青年农民中选出来的，彼此之间有着乡谊、宗亲等封建宗法关系，因此在战场上彼此能够生死相救，团结一心，互相配合，不易溃败。楚勇都出身于偏僻山村，体格健壮，朴实土气，能够吃苦耐劳，忠实勇敢，阶级意识比较模糊，楚勇将领们利用他们不觉悟的愚忠的思想，驱使他们为其效力卖命。楚勇所受的教育，都来自于江忠源等头目，这些头目都是亲友族人，他们利用楚勇的单纯灌输地主阶级思想，把精神教育和军事训练有机结合起来，增加楚勇的凝聚力。还有一点就是楚勇将领们利用高银饷收买人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正是用金钱作诱饵，笼络部下，刺激了楚勇的战斗力。
楚勇的组建，还深深地影响了湘军的形成。淮军起于湘军，北洋起于淮军，作为湘军最早的先行者和奠基人，江忠源创立的那一套练勇带勇的基本方法被他的老友曾国藩和其他湘军将领继承，并且为他们所发展完善，最终诞生了不同于中国古代军制的一种新军制。其系统的管理、朴素的作战方法，对现代军队的编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江忠源指出，清军营伍的最大弊病在于：上下皆持玩心，见太平军则逃避他走，害怕太平军甚于清朝的法律。他主张要严肃军法，有功者、尽心尽力者破格赏之;临阵脱逃，故意避战者杀之。将提督、总兵大加裁遣，重用副将、参将等中下级军官;对绿营兵丁也要大加淘汰，去其巧猾怯懦之徒，多用胆气充足，朴实耐苦之人。
江忠源讲究战法的思想是在他考察了太平军和清军双方作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太平军善于因地筑营，深壕厚墙，力能固守，虽清军并力攻坚，惟以扑营逐利为重，往往损伤精锐。太平军行军时善于声东击西，清军多迟缓尾行，根本无法阻扼太平军的前进。太平军进攻时善于分兵数路，正兵应敌，奇兵抄后或直捣中坚，而清军多以一路挡之，有时虽分数路，但却各不相顾，所以常为太平军所乘。江忠源认为，清军要想克敌制胜，必须改变原来的战法。当太平军扎营时，应该扼要以断其接济，严兵以堵其退路;当太平军行进时，应该预择精兵宿将，拦头迎击以遏其锋，沿途设伏以挠其势。江忠源从广西参战起，便主张围太平军于一地，然后聚而歼之。他总结几年来的重要战事，认为清军不讲地利，经常坐失良机，永安、长沙围三阙一，益阳临资口该守不守，岳州、城陵矾该争不争，使太平军多次处死地而复生，终成燎原之势。
江忠源的这种围困歼敌的思想，对付初起的太平军，是比较实际可行的。他还提出与太平军争夺民心的主张，也是必不可少的军政措施，由于清军不讲纪律，到处烧杀掳掠，百姓恨之入骨，而太平军专杀地富，各地人民纷纷响应，江忠源认为这是太平军队伍越战越大的重要原因。他提出应对清军严加约束，“将出令而兵不敢哗，兵奉令而民不知扰”，建立起“有制之师”。
另外，对新近参加太平军的人也应从宽处理，以便瓦解其军心，削弱其战斗力。江忠源的上述主张虽未对中国近代军事思想提供多少新鲜东西，但的确触及了当时清军的要害，得到了咸丰帝的嘉许，并为湘军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依据。江忠源的征战表现，可以发现他的军事才能高于曾国藩，这一点无论是在围剿会党的治安战中，还是他在与太平军的交锋中以及他在对楚军的训练中都体现的很明显。但江忠源缺乏曾国藩那样统筹规划全局的能力，也没有曾国藩那种对人才知人善任、为己所用的幕僚辅佐意识，这就使得他也就只能是一位将才而并非统帅!曾国藩凭借他坚定的意志、饱满的热情、过人的智慧、清廉的操守而无可争议的成为了湘军的头号缔造者、军制的制定人和最终把湘军带向巅峰的出色统帅，江忠源则是湘军创建的最初奠基人和先行者，因而有人把他看成是湘军的最重要的创始人和湘军真正的鼻祖!
03
脱胎于地方地主团练武装，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湘淮军，到1895年清军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为止，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清廷赖以维持统治的支柱!和历朝历代一向由武将枭雄统军领兵的传统不同，最初仅作为一支地方团练武装存在的湘军一直以节操良好的士大夫作为管理领导层，以儒家的“忠义血性”来武装官佐头脑，这种一改中国古代传统的建军形式的反常做法竟然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湘军一举扫灭席卷大半个中国、清庭视为心腹大患的天平天国运动，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上，的确堪称空前绝后，独一无二!
湘军的创制始于太平天国起义时的地方团练，清中期以后，清朝的八旗、绿营等正规军风气散漫、严重腐化，战斗力低下，遇到战乱等重大危机，朝廷即令地方绅士训练乡勇，清查保甲，保护地方，所需费用均由民间自筹。可以说，团练创始之初，不过是防卫地方的民间武装而已。太平天国起义后，咸丰帝命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其本意与其他各省办理团练并无区别。随后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国家经制之兵屡遭败绩，湘军却不断取胜。但是，湘军将领并没有受到重用。太平天国起义迅猛发展，湘军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凸显，湘军集团逐渐取得地方军政大权。
但事实上，清廷并没有放弃对地方权力的严格控制和打压，在太平天国大军的逼迫下，舍湘军而无其他劲旅可以依靠，清廷只能容忍湘军将领执掌地方军政大权。可以说，湘军集团能够取得多大的权力，与太平天国给清廷带来的危机程度，以及清廷解决危机时对湘军的依靠程度是密切相关的。
咸同年间，特别是同治初年，大批湘军将领位任督抚，他们既主军又主政，兵、政合一之势已成，再加上兵饷自筹，厘金完全由督抚支配，原本应该上交户部的地丁、漕折、关税、盐课等项银两也被督抚截留，大半充作军饷。这样，一省三宪——即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鼎足而三的局面再也不复存在，督抚专权的局面势形成，湘军集团的权力在此情形下也达到了顶峰。但满汉有别的观念、三藩之乱的教训，时时萦绕在清朝统治者的心头。于是，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清廷立即着手裁撤湘军，收回湘军集团手中的权力。
针对这种情况，湘军集团将领为消除朝廷疑忌，保全身家性命，拒绝了幕僚拥兵自立的建议，迅速裁军。然而，此时国家战乱频仍，清廷仍需依靠军队的力量，既然八旗、绿营不堪任用，只得继续依靠湘军以及后起的淮军。清廷一方面持续打压因镇压太平天国而功成名就、声望卓著的曾国藩等人，怕他们“功高震主”，将地方权力从一些亲曾国藩的湘系人物中收了回来;另一方面，却仍然不得不将权力授予左宗棠一派的湘系人物以及后起的李鸿章等淮系人物。此时内轻外重的权力格局业已形成，终清一代，中央与地方、满人与汉人同治天下的局面已经难以改变。
（文：转载 红网新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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