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新宁县夫夷江岸有三位老人受到了曾国藩的大力推崇。曾国藩是清朝末期同光中兴的重要人物，也是湘军的领袖，他一生没有到过新宁县，但他对新宁县的风土人情知之甚祥，对新宁县一往情深，对那三位老人有着发自肺腑的敬佩。文以人传，人以文传，虽然时光过去近二百载，但通过曾国藩的如椽之笔，我们仍然能够感触到当年的情景，看到三位老人伟岸的身影，听到那真诚的声音。
这三位老人分别是江忠源的父亲江上景，刘长佑的父亲刘时华，刘坤一的父亲刘孔濬。这三位老人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都是秀才，都出生在书香门第，但是家境都很贫寒，他们都有四个儿子，儿子们都立下丰功伟绩，成为国家的重臣。他们都没有享到儿子们的福，都是在死后才得到朝庭的封赠。曾国藩对三位老人的了解是通过江忠源的介绍，老人们的所作所为也确实可歌可泣。在曾国藩的笔下，江上景是一个义士，刘时华是一个善人，刘孔濬是一个孝子。
江上景祖孙三代都是急公好义之人，他的父亲江献鹏乐于助人，乡亲们有什么困难他都尽力帮助，离他家五里有一个新沙渡，是广东到贵州的要道，因为没有固定资产，无人具体负责，给过往之人造成麻烦，他四处募捐，有一次到靖州，同当地人说到此事，说需要打造渡船，安排专门的载渡人员，必须要购置田产，当地人被他的热心肠打动了，一下子就凑了一百多两银子，他把银子封好，写上“神人鉴兹”四字，交当地长者收藏，说事成之后再来取，等他回到家中时，送银子的靖州人已经来了几天了，观其言察其行，这样的人，他们一百个放心。江忠源在京城求取功名的期间，曾经三次护送朋友的灵柩返乡归葬，以至于耽误了自己的前程，当时京城里流传两句这样的口号：“包写挽联曾涤生，包送灵柩江常孺”，曾涤生是曾国藩，江常孺就是江忠源。
江上景家中没有田产，全靠教书的收入养家，他有一大家子人(四个儿子，可能还有女儿)，他把收入的六成赡养父母，雷打不动，余下的四成，他还要拿出一半来周济贫苦乡亲和公益事业。他的父母能够安享晚年，他一家却常年吃糠咽菜。江忠源因为军功得到了五百两银子，他高高兴兴地拿回去交给父亲，哪知却被父亲一顿数落，父亲要他把银子用来整修城楼，县城经过战乱，楼毁墙圮，难以御敌。在江上景的倡议下，官民纷纷赞助，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城楼修得高大坚固，曾国藩特意写了一篇《新宁县增修城垣记》详细记述了整修的过程和江上景父子的义举。
曾国藩对刘坤一父亲刘孔濬的评价相当高，把他比喻成新宁县的金紫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金峰巢山辏，刘叟巢山椒，邦人所宾礼，与山两岧峣”。刘孔濬是一个遗腹子，他有兄长，可他却独力赡养母亲，他十二岁就给人家抄写书文，十五岁就当了私塾教师，他一生以教书为业，没有田产也没有商铺，只分得几间旧屋。虽然家境贫寒，他对母亲的孝顺却始终不变，所谓孝顺，是两码事，自古以来，行孝易，守顺难 ，俗话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可要是父母明明不对，却要顺从他们的意志，放弃自己的幸福，确实是太难了。刘孔濬十八岁的时候，娶过一个妻子，可是母亲不喜欢这个儿媳，他就把她休了，直到母亲八十五岁寿终正寝，他才结婚生子，那时他已经四十七岁。不说按照现在的价值观，即使在当时也没有人强迫他那样做，更何况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他每次回到家中，必定先到母亲房中与母亲说一些有趣之事，逗得母亲哈哈大笑，然后再回到黑灯瞎火的房中，他无怨无悔，直到老年，还作诗追忆负米养亲之乐，“莫忆承欢日，终成抱恨天，半囊仲氏米，负不到黄泉。”
刘长佑在京城赶考时结识了曾国藩，成了好友。当时传来母亲病逝的噩耗，报信之人只谎称父亲病重，其实他父亲相差两天也去世了。刘长佑临行之前嘱托曾国藩为自己的父亲写一篇“墓志铭”，曾国藩慨然应允，并赠送十二两银子。但是，这篇墓志铭却过了十七年才写就。刘时华的父亲是个小生意人，家里穷困，不能让兄弟三人都读书，他愿意接替父亲操劳，让弟弟们安心读书，他善于经营，不几年就攒下了一个很大的家产，从步入商场开始，他每年都把收入的七成用来做善事，修桥筑路，恤贫救灾，到处都有他的身影。有一年益阳遭受水灾，他亲自救出了八十多条人命，还安葬了一百多具无主尸体。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正是有了这三位老人的言传身教，他们的后人都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材，为国家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END
（来源: 红网新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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