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满意度与经济收入的关系
美国科学院院报（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2010年9月刊登了普林斯顿大学Daniel Kahneman的文章。Kahneman在2008年到2009年间对45万美国居民开展了 “健康方式”（Healthways）电话调查。其中，被调查者的家庭收入、教育背景、婚姻状况、保险状态、宗教信仰等资料均记录在案。调查使用了统一的Cantril评价方法（Cantril's Self-Anchoring Scale）：“请你想象一下，在你面前有一个11层的梯子，最下边为0，最上边为10。梯子顶层代表你最好的生活，最下边代表你最差的生活。根据你个人的体验，你认为你目前的生活处于那一个阶梯？”
结果发现，随着家庭收入的不断提高，对生活现状的满意度持续上升，尽管当达到家庭年收入7.5万美元时，速度有所放缓，但是，上升曲线基本呈线性提高（图1）。
情感幸福与经济收入的关系
在回答完有关生活满意度的问题后，被调查者继续回答有关情感健康问题（Emotional well-being）：“在昨天的很多时间里，你是否有以下的体验？如：你昨天有微笑或大笑了吗？有愤怒吗（angry）？有沮丧吗（sadness）？有精神压力吗（stress）？有焦虑吗（worry）？”其中，微笑及大笑属积极情感（positive effect），其余为消极情感（blue effect）。
以家庭收入为横轴，对情感健康状况分析发现，积极情感人群、无消极情感人群及无精神压力感人群的比例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上升，但是，当家庭年收入提高至7.5万美元时，三条反应情感幸福的曲线均达到平台期，与生活满意度形成反差，并没有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而变化。相反，无精神压力感人群比例还有下降趋势(图1）。因此，金钱可以提高生活满意度，而达到一定水平后，无法改善情感健康，无法提升幸福感。
同样，在世界范围的大样本研究显示，一旦一个经济体达到了人均年收入1.5万美元（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阶段，经济增长对幸福的促进作用就停止了。比如，美国远比丹麦富裕，但是美国人却并不对他们的生活更加满意。但是，许多国家的政府往往有一个错觉，认为GDP是影响一个国家的幸福感的关键，不惜代价提高GDP。事实证明，这种努力常常导致相反的结果。
中国公民生活满意感的悖论
2004年，美国Gallup公司完成了第四次中国公民生活水平及对生活满意度的调查。之前，Gallop分别于1994年、1997年及1999年做了同样的调查。四次调查的问题均包括家庭收入以及回答“总体来讲，你对当今现实生活的满意度如何？”的问题，并挑选其中一个答案：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不太满意、非常不满意。
在十年间，被调查者的家庭收入增长了2.5倍（图2），但是，回答对现实生活满意及比较满意的家庭比例却有显著的下降（图3）。其中城市家庭无论在收入绝对值及增长率方面均高于农村家庭，而城市家庭对现实生活的满意度与农村家庭无显著差异。此研究提示，中国经济条件的改善及家庭收入的提高，非但没有提升公民对现实生活的满意度，还有下降的趋势（图4）。
影响情感满意度的因素
分析情感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发现，高收入、有医疗及养老保障、高龄、高学位、有宗教信仰、女性、已婚、周末因素等，可以显著提高积极效应，降低消极效应，同时伴随较小的精神压力及较高的生活满意度。负担照顾家庭、肥胖、离异、健康问题、头痛、孤独、吸烟等因素，会增加消极效应，降低积极效应，伴随较强的精神压力。
自1948年开始，美国著名的“伯明翰心血管风险因素研究”已追踪到了第三代人，并涉及到了被研究者的朋友及邻居。James Fowler在2009年1月发表在《英国医学会杂志》上的文章报道了这个人群的快乐感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邻居快乐开朗、小区安全整洁、快乐的朋友及兄弟姐妹居住在两公里之内，快乐感增加。当被观察者为社会网络的中心人物、其朋友半年内非常高兴、同性的朋友快乐，其快乐的几率增加（图5)。
如何看待收入及幸福
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及英国前首相卡梅隆均提出，政府不应仅关注GDP，而应重视“国民幸福指数”（Gross Well-Being, GWB）。但是，研究数据显示，无论在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中、低收入家庭的快乐指数是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提高的。因此，政府不可忽略提高GDP，仍然要努力改善国民的家庭收入。
同时，我们应记住“韦伯定理”（Weber's Law）: 为富人及穷人涨100元钱的作用（效果）是不一样的，但等比例的收入增长效果相同（图6）。图7是把同样的数据经过对数运算后表示出来，因此每个梯度代表人均收入增加一倍。它表明，从最穷国到最富国，收入和幸福的关系仍然相当稳定。
政府应采取的态度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提出：如果人们不知道什么能够带来幸福（就像他们没有意识到抽烟有害、能量增肥一样），政府可以帮助他们获取这种认识。如果人们知道什么对他们来说最好，但缺乏选择的自我控制力，或许政府应采取一些强制手段，推动公民走向正确的方向。文章提到了一个美国康奈尔大学的Daniel Benjamin, Ori Heffetz、Alex Rees-Jones和密西根大学的Miles Kimball这四位经济学家最近的研究，结果提示，有时人们明知何为幸福并有决定权，但是他们却并未选择幸福。这个有趣的发现是他们针对数百人回答类似如下问题后分析得出的：“对于年薪8万美元、每晚7.5小时睡眠；年薪14万美元、每晚6小时睡眠的两份工作，你认为哪一个会更幸福？你如何做出选择”（图8）。
大约70%的人说挣得少一点、休息多一点，他们会更幸福；但是，明知少挣多睡更幸福的人群中有17%却选择了挣得多睡得少的生活方式。在对另一个问题的回答中，超过40%的人说如果付2倍租金、上班路上所费时间从45分钟降为10分钟，他们会更幸福；但是，其中26%的人选择了不幸福的方式。同样，几乎2/3的人说挣得少一点、离朋友更近点，他们会更幸福，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尽管收入高，也不会很幸福；而22%的人没有追求他们的幸福，选择了远离朋友的城市居住。这个有趣的研究提示，人们意识到金钱不是幸福，还常常与幸福冲突，但在金钱与幸福之间做选择时，人们却可能牺牲幸福，追求更多的金钱。一些贪官明明知道保持廉洁，为民服务最踏实，最幸福，但往往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选择了不幸福的方式，甚至断送了仕途。
因此，幸福不是可以简单给予的，是每一个个体根据自己对幸福定义的认知而去追求的。每一个人的价值观会有所不同，在特定的时期及实际利益面前，有相当比例的人情愿舍弃快乐。政府应该做的是创造平等的机会，让人们根据自己对快乐的理解，自由追求。没有人会谴责靠努力学习，获得高学位，加入优秀企业，获取高收入的精英；没有人会嫉恨靠艰苦创业，具有眼光的企业家获取财富；甚至对执着购买彩票，中大奖的幸运者也无愤怒可言。但百姓们看到因仅凭家庭政治势力、内部关系、特权阶层而得势得财的现象会无比愤慨，对利用公共资源的垄断、贪污贿赂无比厌恶，从而丧失了快乐感。不平等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但是，人们的心态要不断调整，中国用30余年的时间走过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百年历程，机会的爆炸，让同桌的二傻、邻居的三愣发了机会的财，不要太沮丧，快乐会在沮丧中消失。
幸福的范畴
Tom Rath及Jim Harter合编的新书《Wellbeing》中对幸福定义了五个要素，五个要素相互结合及相互有机促进。这五个要素包括：热爱每天做的工作（career wellbeing），高质量的人际关系（social wellbeing），财政安全（financial wellbeing），良好的身体状态（physical wellbeing），为社区及社会做贡献的自豪及骄傲感（community wellbeing）。经调查，66%的被调查者在以上某个方面做得不错，但在五个方面都做得满意的仅有7%的比例。人们常常过于关注一个要素，而忽略了其他要素，从而失去幸福及幸福感。只有设法关注五个要素的平衡发展，才能达到人生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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