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直难以置信：非常亲密的五个人的上一次聚齐，竟然是在去年春日。
那时虽然也是要戴口罩出门的，可是戴得不这么要紧，核酸测得当然也没这么频繁。
于是那个暖融融的春日我们在陶陶居喝茶，再到学校天台上去玩。太阳照在黄花红花上，照在青瓜绿叶上，让人心里充满了明媚的希望。
我们相约：每一季都要相聚，四时之景要同赏。
然后起起落落的疫情就彻底接管了我们的生活节奏。
夏日正盛时打算到家里来自己煮饭吃的，菜都买好了送到家门口了，附近地铁站口封了，出现了确诊病例。
当然是泡汤了。
后来的每一次邀聚，都被各种各样的限制冲击，无一例外泡了汤。
非常亲密的五个人在一起吃餐饭，竟然成了一种“企图”。
然后我去了香港，一别七个月；再返回时隔离21天，几乎又是一个月。
日子在无休止的恐慌与防范中如水流去，七天七天复七天，昂贵的时间与生命无声消耗，我们固然还在，病毒也仍未离开。
他的五粮液留着给我回来喝呢，她的青梅酒等了我足足一年。
他们胖了还是瘦了？身体和心情都好吗？
无话不可说的密友，长久不相见，一面之后道别，再见或许又已经年……实在是难以置信的境况。
可这就是疫情扼喉的当下，真实的境况。
就连这可怜巴巴的一聚，也险些成为泡影。热烈讨论吃什么的群里突然丢下一颗雷：今天我们附近区域新增4例阳性！
明天就要开学，万一轨迹交叉，绿码变黄，自己的那份工作谁来顶替？
谨慎起见，还是不聚吧。
群里有一段时间的沉寂。我的心也坠入谷底。
可我不能闹着说“我想你们了我就是要聚”。
成年人的责任是保持理智，是努力权衡；而疫情最该死的地方在于它的不确定性：人们需要防范一种或巨大或微小的可能性，为此永永远远绷紧神经，一次又一次俯首听命。
这种感觉令人窒息。确诊病例在粤海，远远避开，行不行呢？
我想要见面，我就代表我自己说好。
每个朋友都代表自己说好。
于是做梦般的，一辆的士从蛇口接了第一人到海月接我到后海接第三人到桂庙接第四人，像一辆神奇的校车，在下班高峰的车流里，朝西丽开去。
于是做梦般的，五个人又聚在一起，摘下口罩面对面分享食物和美酒，谈天说地。
直到“神奇的校车”一路“卸货”把我们送回各处，似乎都没能从梦中醒来。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晚我被辣得舌头疼，只喝了一点儿酒，全面退化。
其实，就连表情和语言也退化变钝了吧。
身体和心灵，仿佛都已经接受不了这种浓度和烈度了。
相隔太久的聚首，太多的情绪和话语淤塞在管道口，找不到那种彼此用多少年相处习惯下来的最微妙最恰切的表达。
然后，就到了分别的时刻。“好酒留着，下次我们来把它喝完！”
“回香港之前再聚一次吧！”
每一个人的提议，都有另外四个人热烈拥护，说“好！说“一定！”说“当然！”的语气是那么毋庸置疑，那是因为心里的疑惑和不肯定太多，需要动用强力把它们压下去。
谁不是在时代波涛中泅泳的人啊。我们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继续抱有相聚的企图，努力相信“来日方长”的空洞安慰——在口罩的后面，小心翼翼地呼——吸——，一直祈祷，一直盼望……
今日新增确诊病例：香港2492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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