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不是药神》的火爆，“救命药该不该这么贵”的问题，掀起了全社会的广泛讨论。
有许多人开始科普专利药的研发成本，强调专利保护对人类健康福祉的长远保障。
对电影鼓吹仿制药、把药企树立为反派表示不满。
药企是被电影妖魔化还是被现实道德化？
穷人吃走私药是“你弱你有理”还是对既得利益者的血泪申诉？
选择了利益是否意味着必须放弃公平？
你站在谁的位置，就会看到什么样的真相。
如一位博主所说，“穷人的生命权和知识产权的矛盾，其实超越了法律，甚至超越了道德，上升到了价值观的冲突”。
在不同的价值观下，天价救命药可以是利益驱动科技进步的必然存在，也可以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负面产物。
引自微博@赵皓阳-Moonfans
凡事涉及价值观，必然复杂且难以中立，小十君无意去说服哪一方，咱们点到即止。
回归电影层面的问题。
许多观众看后都把它比作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之前就有读者在《“中国病人”，张嘴吃药》一文底下留言，想让我们聊聊这两部片子的不同之处。
为什么两部片子之间能产生这么强烈的联想呢？
首先当然是因为，两者都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医患题材电影。
《我不是药神》改编自2015年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代购药物被抓的真实案件；
《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改编自上世纪80年代德州电工罗恩·伍德鲁夫的抗艾经历。
陆勇因为正版格列卫太贵，去印度购买价格只要格列卫百分之一的仿制药；
罗恩则因为当时唯一的官方抗艾药AZT毒性太强，跑到世界各地寻找新的处方和替代疗法。
他们都将更便宜或者更有效的药物推广给了其他病人，便是这个举动让他们身为一个弱者，走向了体制的对立面。
非常相似的改编原型，导致两部电影在购药、卖药的情节点上有所重合，但是呈现出来的气质却迥然不同。
《我不是药神》就好像程勇这个上海小市民，世俗、圆融又充满悲悯。
它是底层悲凉的灰度与英雄主义的暖色对撞下的复杂况味。
《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仿若罗恩·伍德鲁夫这个德州牛仔，尖锐、顽强、充满生的渴望。
它是“在颠簸的脊背上紧握生命的缰绳”之生猛纯粹。
具体来说，可从三点探讨两个相似题材在不同文化环境下的表达。
01 视角
健全人VS患者
若说两者最大的不同，便是主人公所代表的视角差异。
视角不同，承载的立意就完全不同。
《我不是药神》的剧本改了三年，其中最大的改动就是将程勇从病人变成了健全人。
健全人视角，其实也就是观众视角。
观众跟随着程勇的目光，从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慢慢走近、了解、体恤病人这个群体。
最终达到共情的目的。
《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则是一部典型的传记片。
将灯光聚焦在身患艾滋病的主人公身上，突出其个人事迹的传奇性。
同样是人到中年的“烂人”，徐峥饰演的程勇主要体现在没钱没尊严的麻木状态。
马修·麦康纳饰演的罗恩·伍德鲁夫则是个声色犬马的享乐主义者。
酒精、毒品以及性行为上的放纵，彻底击垮了他的身体，最后被医生告知感染了HIV病毒，只有30天生命期限。
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艾滋病被误认为是同志专有病。
作为恐同的钢铁直男，罗恩用了几十个"fuck"问候医生后，也无法接受自己因为艾滋，濒临死亡的事实。
在30天期限到来之际，罗恩开始自救。
当时唯一被美国药管局批准面市的抗艾药物叫做AZT（叠氮胸苷），由于药物还处在为期一年的双盲试验阶段，罗恩根本没有时间等来救命药。
国内药吃不到，国外药没有许可证，陷入绝境的罗恩只有从不正规的渠道购药。
起初他靠贿赂医院清洁工拿到了三瓶AZT。
药源断了后，罗恩按照清洁工给的联系方式，来到墨西哥瓦斯医生处进行非常规疗法。
从瓦斯医生的口中，罗恩才知道AZT的毒性太大，会损害病人的身体。
瓦斯医生用毒性更小的DDC加上完全无毒的多肽引，让罗恩的身体在三个月内得到了有效恢复。
但是这些有效的药物在美国却是未经批准的。
从鬼门关杀回来的罗恩，从此成立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一面从国外贩药卖给艾滋病人，一面走上了与药管局的抗争之路。
两部电影都埋有非常明显的数字线。
《我不是药神》中，程勇卖药的价格从最初的5000块降为最后的500块，这是良知打败金钱的过程。
《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中的数字则是罗恩的生存期限，由医生断定的30天升为最终的2557天，这是生命意志战胜病魔的过程。
程勇的道德感，因为他是可以置身事外的健全人身份，显得更加可贵。
罗恩的抗争，因为尽头是看得见的死亡结局，其过程更显生命力的伟大。
02 表演
群戏VS对手戏
两部戏最被人称道的，都是演员的演技。
《我不是药神》自不必多说，主演徐峥借此实现了演艺生涯的突破，袒露了此前不过多呈现的脆弱与柔软部分。
王传君、章宇、谭卓、杨新鸣饰演的四位白血病人及家属，在有限的戏份内最大程度地赋予了角色以生命。
就连那些几个镜头的酱油角色，比如程勇的爸爸、恳求曹斌的老太太、白口罩后面的病态脸庞，都让人过目难忘。
所以很多人说，《我不是药神》贡献了今年华语片最精彩的群戏。
《达拉斯俱乐部》只是一部投资五百万美元、用手持摄像机25天拍完的小成本文艺片。
但是在当年的颁奖季横扫大小近三十个奖项，并摘得奥斯卡最佳男主和最佳男配。
是的，这部电影的成功，除了故事本身的张力，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两位男演员的表演震撼力。
男主马修·麦康纳和男配杰瑞德·莱托，分别为本片减重三十多磅和二十多磅，在体态上达到了艾滋病人一样的触目惊心。
相比罗恩一角的粗暴生猛，杰瑞德·莱托饰演的异装癖同性恋雷蒙，是片中少有的一抹暖色。
他爱美、心地善良，永远语气轻柔。无论是外形还是神态都比女人还要像一个女人。
雷蒙是剧本中加入的虚拟角色。
既在剧情中承担男主助手的功能，也在立意上代表了影片对LGBT群体的人文关怀。
片中有场超市戏，罗恩的昔日好友对雷蒙不敬，罗恩逼迫他跟雷蒙握手。
这个举动，标志着身为恐同直男的罗恩，对雷蒙态度的转变：
同生共死的情谊早已超越了性向的偏见与歧视。
在恐同的男主身边安排一个同性恋角色，除了强烈的戏剧性，显而易见两人对手戏的意图，是在劝服普通人对边缘群体的接纳。
将程勇放在四个求药人中间，也有类似目的。
只不过《我不是药神》的群戏，效果远不止于此。
病人吕受益、舞女思慧、牧师老刘、打工仔黄毛，他们身上除了病人和病人家属的身份，还从家庭、信仰、道义等各方面刻画了中国人普遍的困境与追寻。
包括张长林口中的“穷病”、曹斌所代表的法理人情的冲突，都是在寻求时代情绪的共振。
《我不是药神》由“药”而起，但它的社会性触角伸向了更广阔处。
所以，时不时地，你就会在哪个点被戳中一下。
相比《我不是药神》这种广泛而密集的情绪点，《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则是将求生意志和同志话题做到了极致。
03 内核
悲悯VS抗争
是的，《我不是药神》并非一部极致的作品，它在对错上甚至没有鲜明的立场。
天价药的出现，看似药企是吃人血馒头的反派，实际上它们的谋利合理合法。
穷苦病人吃的仿制药违法，但是没命了谁还去当守法公民？
公安部门看似刻板冷血，可维护法律本就是他们的天职。
在这场悲剧中，没有谁是真正的“坏人”。
医药代表顶多算“奸商”
许多人因此觉得《我不是药神》与国外同类题材电影相比，总是少了那么一点点。
这个一点点，不用多说，自然是反叛精神和批判力度。
没有审查困扰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炮火则猛烈得多。
电影处处明示着研发AZT的药企与医院和药管局之间的利益勾当。
药企承诺给医院和医生分红：
除了AZT以外的其他药物无法面市，实则与药管局的幕后操作有关：
正是窥破了这些机构唯利是图，怠慢病人生命的丑恶后，詹妮弗·加纳饰演的Eve医生才加入了罗恩的俱乐部阵营。
起初，罗恩用交俱乐部会员费免费赠送药品的方式，规避了法律风险。
药管局拿他没有办法，便常来光顾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没收他们的药品。
随着斗争的加剧，双方走上了法庭。
与《我不是药神》中程勇主动伏法相反，本片里是罗恩状告药管局践踏艾滋病人的生命权。
虽然最后案子还是被驳回，但是从法官的一席话，我们可以看到法律在情理上的让步。
罗恩与命斗，还与当权者斗。
一副病入膏肓的躯体最终比预期多活了7年。
当年滥交、粗鲁又恐同的德州牛仔，在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收获了作为英雄的尊严。
对这部电影而言，少有人去追究药企、医院和药管局是不是被妖魔化。
影片的震撼和感染力，全来自罗恩的抗争精神。
现实决定了中国电影暂时无法将矛头削得如此尖锐。
所以《我不是药神》没有把劲儿使在制度批判上，而是建立在道德力量上。
它明知解决不了“穷病”这个终极命题，但是它用程勇等平凡人的弧光，让我们看到了朴素正义感的情感冲击。
《我不是药神》看似被招安一样地，将问题的解决方式丢给了制度改革。
但制度为何改革？不还是因为背后一个个生而平凡的人吗？
在同样的现实主义题材中，欧美电影总有种以强制强的励志感，中国电影中则充满圆融暧昧的人生哲学。
两部优秀的作品，不管是国人的中庸与浪漫，还是欧美的锐利与冷峻，其实只关乎喜不喜欢，无需分出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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