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戛纳电影节60周年，一众世界名导随份子，凑了一份贺礼《每个人都有他的电影》。其中有张艺谋。
张艺谋拍的是一个3分钟左右的短片，叫《看电影》。背景是六七十年代，内容是露天电影放映前的准备。片中有这样一幕：
准备工作就绪。幕布前是密匝匝挤作一团，屏息凝神等待放映的村民。幕布后是优容喝酒夹菜的放映员，村干部作陪。
这一流通全国的看电影情形，作家阿城有更具细节和戏剧性的相似经历。
七十年代，时在云南插队的阿城，每遇放电影，千难万险必看。早上备好干粮出发，傍晚到，来回二十公里。一次，山区放广西歌剧《刘三姐》，到了四千多人。真正的高潮，在电影放映结束到来——四千人要求再放一次。
放映员态度强硬，不干。山民朴实，不放电影，就不放人。放映员态度软了下来，但是提了条件：要吃一顿好饭。
于是洗菜，淘米，杀鸡，忙活饭。四千人耐心等待放映员喝完最后一口汤，以及饭后必须的一支香烟，当银幕再次闪亮的时候，阿城说，我可以给“幸福”下定义了。
《看电影》这粒种子，经十数年生根发芽，长成了长片《一秒钟》。
顺便要说的是，阿城看的那场《刘三姐》，银幕架在两座山之间。两座山上都坐满了人。也就意味着，必然有一座山上的人看的是银幕反面。这在《一秒钟》里，有如出一辙的场景。
正面反面，不重要。看的是什么，不重要。看过多少遍，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看这个动作。
显然，这部电影和热爱电影没有任何关系。但这个意思，张艺谋只能借角色之口，小声嘟囔一句：你放什么他看什么，狗日的能看一夜。
在《看电影》这部短片中，张艺谋还没有什么顾虑，旗帜鲜明表明了态度：结尾，电影开映了，兴奋一整天，抢占住第一排好位置的小男孩，却酣然睡去。
而到了《一秒钟》，张艺谋抢在上映前说，这是献给电影的一封情书。
拆开这封情书，字里行间，却是刘闺女受尽耳光的脸，刘弟弟的惊惧近于失常，张九声女儿被面袋子压得抬不起的头。
当《看电影》中那张熟睡的小男孩的面孔，和《一秒钟》中受苦受难的少年群像并置一起，前者显然更具直指人心的纯粹与果断。或者说，更有历史批判意识。
后者则更像是苦苦哀求得到上面某种回应后，立即洗干净脸穿上小花袄的低眉顺眼状。
这种期待和期待的失落，来自那个拍出《活着》的张艺谋。
如果你提起这个话头，张艺谋定要连连摇头：中国人常常很敏感，只要看到一点与政治有关的东西，就猜测你是不是想说政治。可我真没想把《活着》变成一部政治电影。
他认为之所以他的影片常被解读为含有政治影射，实在因为政治的无法回避，“其实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拍政治运动，我们永远是把人放在第一位来表现。”
我相信张艺谋说的是实话。
《活着》与其说是张艺谋的一次冒天下之大不韪，不如说是为自己划定一片安全区域撒出去的一匹马。
假如有人说，你越界了，他就抖紧缰绳，不越分界线半寸。假如没人说什么，他便心里装着分寸，一寸一寸不易察觉地往前趟，见好就收。
《活着》之后的张艺谋，收束了《红高粱》的年轻气盛，开始《有话好好说》。
作为这两部电影主演的姜文，也从光着膀子扯着脖子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抱着土地雷和敌人同归于尽的庄稼汉，成为靠一曲风骚绝代的《姑娘十八一朵花》哄老阿姨开心的城市愣头青年。
这背后折射的正是张艺谋创作心态的悄然转变。
文艺评论家李劼干脆把话说开了：
张艺谋的勇猛是相当有限的。一旦面对现实世界，张艺谋立即收起了张狂的模样，以如履薄冰般的谨慎，制作一部部十分乖巧的影片。
王朔更是直斥其为投机分子：
张多次讲《一个都不能少》是他最好的作品，《我的父亲母亲》是“返璞归真”，他的严肃相和正经劲儿使人不得不相信他这样讲的诚意。假若这是真的，那我就要相信这之前的另一个流言了：他过去影片中的态度都是别人教的，是潮流的产物。进而得出结论：他一直就是一个投机分子。
倒是冯小刚有一份电影之外的体谅：
电影圈有两类人，先天占了优了。一类是，父母就在这个行业里遥遥领先的。他们从小到大，父母的影响力始终在帮助他，使他们可以花三分的力，获得十分的效果；还有一类是当官的孩子，他们父母的影响力，填补了很多他们才情的不足。
但像我、像张艺谋这样的人，这都属于生是自个儿砍杀出来的。没有什么太多的人帮你，别人你也指不上。
贴身跟了张艺谋多年的文学策划周晓枫，说了句别人听了都不信的总结陈词：
他看上去八面玲珑，其实四面楚歌。
01
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2010年的《山楂树之恋》、2014年的《归来》和2020年的《一秒钟》，看作一组三部曲。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静秋（山楂树之恋，周冬雨 饰）、丹丹（归来，张慧雯 饰）和张九声的女儿（一秒钟）这三个少女，都有一个相似的成长背景：
因家庭成分不好而谨小慎微的母亲，因劳改而缺席的父亲，被人看不起，前途渺茫。
这种精神重负，在影片中，是通过加诸少女身上的繁重的体力劳动来表现的。
瘦弱的静秋为了顺利顶替母亲在学校的教席，主动申请暑假参与翻修篮球场的工作，在石灰水泥中翻滚；
一心想跳《红色娘子军》主角吴清华的丹丹，没跳成主角，没跳成战士，最后跳进了纺织厂，在机器轰隆中消耗青春；
张九声的女儿只有胶片上的一秒钟镜头，但在循环播放中，14岁的少女似乎有扛不完的面袋，因而也永远抬不起头。
这种没有希望的生活，不仅属于静秋、丹丹和张九声女儿，也属于陕西国棉八厂的工人张艺谋。
张艺谋埋头苦干的农民样，十分具有迷惑性，让人误以为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
事实上，翻开张家家谱，张艺谋当得起一句，祖上曾经也是阔过的。张艺谋父亲看了《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乔家大院，说，你爷爷家当年就这样，只大不小。
张艺谋的爷爷是老燕京毕业生，做过陕西柞水县县长，后剿匪不成，反遭匪劫，由临潼逃难至西安，自此家道败落。
张艺谋的父亲，兄弟三人，皆是黄埔军校出身。解放前，大伯去了台湾。二伯下落不明，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他的父亲当过国民党军需官。
一朝解放，张艺谋的父亲罪加一等：戴着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两顶帽子，在新社会过了30多年。《一秒钟》里，刘闺女一喊张九声“坏分子”，仿佛一把刀子插到了他的软肋，怒，且怕。
这种屈辱，反革命分子后代张艺谋，深有体会，“我实际上是被人从门缝儿里看着长大的。”
张艺谋的北电同学、同样被家庭出身捆缚手脚的导演何群的少年经历，或许对《归来》里丹丹一角有所启发：
何群的同学回忆说，学校排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他因为是坏分子，不可能演，但是特别关心。还自我调侃“起码演个狗腿子或打手之类不用化妆，绝对本色。”
上了初中，调皮捣蛋的学生成了造反派。张艺谋说，自己出身不好，红卫兵也当不上，成天生活于恐惧中。
1968年，18岁的张艺谋下放到陕西省乾县杨汉乡北倪村插队。
一到地方，没人要求，他像主动到篮球场推沙子、和水泥的静秋，花了几天时间，把村里所有的门全画上主席像。引动父老乡亲出来看新鲜，他躲到后面，听人们赞叹议论。
由此，在这三部电影中，羸弱少女干重活，就不仅是精神重负的外化，更是一种求生存的手段。
用张艺谋的话说，尤其要通过这种方式显示自己的忠诚，“我就要把主席像画得比别人更大，更鲜艳，红彤彤。”
会刷标语，能画主席像以及打篮球出类拔萃，让张艺谋得以跨越出身问题，成为陕西国棉八厂的车间宣传员。安安稳稳当一辈子工人，是彼时的张艺谋最大的愿望。
当时的国棉八厂，藏龙卧虎。一个叫吴德功的业余票友，下班时间临摹出俄罗斯画家列维坦的名画《深渊旁》，把张艺谋震住了。
张艺谋不甘落后。进了工厂，他想学摄影。为买相机，他开始攒钱。期间就靠整本整本抄书，学习构图和摄影理论知识。抄了三年书，钱还没攒够。于是卖血换钱，再有一点母亲的资助，最终他花了186块6，买了一台海鸥相机。
他沿着渭河走下十几里地，拍出人生第一张照片：一个农民在河边耕地。
写标语，画主席像，抄书，有理论有实践，都给他拍照打下了底子。一按快门，洗出来叫工友一看，个个给竖大拇指。
他白天拍照，晚上就地打造暗室——将工厂宿舍的蹲厕瓷水槽，作为洗胶卷的化学用品存放处。待工友睡熟，他从搪瓷盆中取出洗好的胶卷，高高低低悬挂于狭长的宿舍，如一笔龙飞凤舞的毛笔字。
《一秒钟》里精细呈现的洗胶片场景，非编剧邹静之手笔，都来自张艺谋的切身经历。
很快，凭借出色的摄影才华，张艺谋跃居国棉八厂四大才子一。成名后，他难掩得意，称自己是四大才子之首。日后面对采访再提及，他改了主意：你可别说我是四大才子之首，要不人家三大才子该不高兴了。事实上，另外三大才子，都成了他的摄影模特。
1977年，大学招生。本打算当一辈子工人的张艺谋，不为所动。“我只上到初中二年级，整个高中都没上过，我觉得上大学跟我没关系。”
到了1978年，听说大学面向社会招生，他开始蠢蠢欲动，这才透了之前不为所动的底：怕家庭出身问题过不了关。这下他打定了主意，只要是个大学就上。
篮球技术过硬的张艺谋，第一选择是体育学院，后想到美术学院，又都觉得没戏。权衡之下，他觉得西北农学院就不错，因为据说畜牧专业分低，容易上。
眼看跑偏，工友田钧一把将一再撤退的张艺谋推向正轨：你拍照那么好，干嘛不考北京电影学院呢？
张艺谋被一语惊醒，打算报考北电摄影系。可惜年龄超了6岁，名都报不了。要下成死棋的当口，还是田钧棋高一着：给文化部长黄镇写信。
重要的不是信，而是展现自己的水平。于是他请了一个星期的假，拿出最好的摄影作品，要制作成一套影集。
信和影集弄好了，怎么递到部长手上，犯了难。最终靠前妻肖华的姐夫、时任《中国烹饪》摄影记者王涤寰，接通了天梯——
王涤寰找到忘年交老画家白雪石，白雪石是黄镇的座上客，又经漫画家华君武转呈，一来二去，黄镇看到了张艺谋的作品，作了点评：很有水平。向北电下达了建议破格录用的指示。
到了北京，进了北电摄影系的张艺谋，和同班同学一比较，除了年龄比别人大一截，什么都比别人差一截。他自嘲道：
我算什么？井底之蛙。在咸阳的工厂里，前纺车间，织袜车间，平时在渭河边儿转悠拍点儿东西。
你看看北京，波澜壮阔。
02
冯小刚说的电影圈有两类人占优，其中之一，便是电影世家子弟。现在他们是张艺谋的同学。其中佼佼者，又属田壮壮和陈凯歌。
田壮壮的父亲田方，是首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后任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一秒钟》里，村民看的《英雄儿女》里，王政委的扮演者，便是田方。
母亲于蓝是受过周总理当面表扬的“永远的江姐”（《烈火中永生》里的女主角），60岁办儿童电影制片厂，直到80岁才退休。家中往来无白丁，中国电影史上五六十年代的重要人物，都是他的叔叔阿姨。
陈凯歌的父亲陈怀皑是执导过《杨门女将》《海霞》《铁弓缘》等电影的老一代导演，对戏曲片钻研颇深，后来陈凯歌拍《霸王别姬》，他给做艺术指导。
张艺谋说，同学有共识，82届要出人的话，这俩人先出来。“我们这些人当时都有些拍他们马屁。”
李少红、彭小莲和胡玫等女同学也光彩夺目。“这几个也是能看出来的，才女，谈吐不俗，气度不凡，将来有出息。”
王朔撂了句大实话：
李少红、周晓文，包括陈凯歌、田壮壮，爸爸都是老干部，他们占有资源，说实在的这是不公平，你没看过电影他看过，他们就能拍得跟你不一样。
为什么张艺谋有点悲愤感，他们78班里面有多少子弟啊，胡玫她爸是总政文工团团长，他们当然有这个资源，人脉都熟，你一个张艺谋考北京电影学院你费多大劲啊。
一圈看下来，张艺谋如乡下人进城，此前的能文能武，被比成了两手空空。
在篮球队，田壮壮和陈凯歌是主力，曾凭球技过人被招进的工厂的张艺谋是替补；抄了几年书，但在插队时也要装上一箱子《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诗词格律》《红楼梦》和一套8册的古文选读当枕边书的陈凯歌面前，几乎不值一提。
张艺谋开始奋起直追。他找到林大庆、白宏、吴子牛和陈凯歌这四个最有学问的同学，给自己开书单。书单涉猎广泛，他一本本借来，埋头苦读。后来写《黄土地》摄影阐述，他不忘引用《文心雕龙》里的句子“思赡者善敷，才核者善删”，以显得自己有文化。
他开始恶补电影。边看边在母亲给的医学资料卡片上快速记构图、光线、影调。大学四年，看了几百部电影，卡片用了半箱子。“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太落伍了，见识太少，能抓点什么是什么。”
这边张艺谋在疯狂补课，那边田壮壮已经拍起了短片作品。到了拍毕业作品《红象》时，摄影系的张艺谋、侯咏和吕乐给他掌镜。
被问对这段经历有何感受，他说，我们剧组那时候是壮壮说了算，摄影系的五六个学生做实习，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此时的张艺谋，摄影水平之高，同届当中，不做第二人想。说起来，田壮壮当初报考导演系而非摄影系，年龄有所超出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与张艺谋有关。“张艺谋考电影学院的时候已经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了，已有很多好的摄影作品，我的照片根本不行，后来就没报这个系。”
他学习能力强。1979年，去看第一届影响全国的“四月影会”，把张艺谋看得目瞪口呆，“我这些玩意，妈的，雕虫小技!”
但是在第三届也是最后一届“四月影会”上，张艺谋拿出了《啊！一代青年》参展，用7张照片，总结文革十年，被很多人认为是那一届影会最好的作品。
但他志不在此——他想当导演。
给田壮壮当摄影的时候，白天让怎么拍就怎么拍，晚上他在心里默一遍戏，“要是让我来导，应该怎么拍。”回到眼前，他知道不太现实：不过这都是将来的事了。
眼下，张艺谋只有一个目标：顺利念完大学四年。
张艺谋算不上被北电正式录取。当初黄镇部长一纸令下，也不过替他争取来两年的学习机会。两年期限一到，张艺谋被叫去谈话。何去何从，学校要他回去等结果。
谈话之后，张艺谋自尊心大伤。他说，我一天都不想在电影学院待了。人家对我已经把话说到这儿了，人都有自尊心，我不能再厚脸皮留下去。
没有文凭，找工作也难。在同学的动员和建议下，他还是厚着脸皮跟学校主动表态：希望继续留在电影学院学习。老师让他写个申请，要报到文化部。
交了申请，暑假也到了，临走前他跟田壮壮说，哥们儿这个假期走了，可能就回不了电影学院了。
假期结束，张艺谋等来了可以继续读完的好消息。自此，他在提心吊胆中过完四年，“自己老觉得有些非法，像黑人黑户似的。”
四年后毕业，同学陆续分配。田壮壮和陈凯歌根正苗红，自然留在北京，去了北京电影制片厂。
张艺谋和何群、肖风、张军钊四人，则被“发配”到了又偏又远的广西电影制片厂。大家都不愿去。何群脾气急，嚷道：再迈一步就到越南了！
田壮壮听说这件事，比张艺谋还急，找母亲于蓝帮忙。于蓝费了半天劲，不成。退而求其次，张艺谋又活动过改调新建的潇湘电影制片厂，被告知不可能。
那阵子在家里，妻子肖华发现他常常半夜蹲沙发边抽烟。张艺谋对她说，这可能还是入学时和学校的不愉快，使他们始终对我抱有成见。去广西厂后，我一定要奋发努力，干出样子来，让学校请我回来，证明他们错了。
四人中，张艺谋是老大。大家都听他的，他决定去，其他三人也就跟着去。田壮壮劝他说，北京户口你也知道多宝贵，出去了想再回来就比上天还难了。
张艺谋沉默许久，最后说，替我谢谢你母亲，让她费心了。我还是决定去，哥们之间说了不算数，不仗义。田壮壮看着他，半天没说出话来。
作为摄影师的张艺谋，第一个作品是被誉为第五代的开山之作：《一个和八个》。大胆运用不完整构图和黑白灰影调，追求雕塑般的力量感。他一上来就一个原则：怎么不一样怎么来，标新立异。
《大宅门》导演郭宝昌看后，给该片导演张军钊写信说，本片的摄影构图严重抢戏。
第二个担任摄影的作品是陈凯歌的《黄土地》。此时，张艺谋在剧组已有“张大师”的称号。他对场景地要求苛刻。达不到拍摄条件，就要创造条件。陈凯歌有名文《秦国人——记张艺谋》代为记录：
一次，选择一个山坡景地，要求是坡上有一颗零零的杜梨树，树下有白色的小路，蜿蜒向上。此景遍寻无着：不是树不合适，不是路不合适。艺谋自然又黑了脸。最后决定：踩出一条路来。于是摄制组全体人员从下午二点开始，用卓别林的步伐鱼贯而上，只留艺谋在对面山梁的机位处指挥、观察。四小时后才成功。
你的获奖及报刊上对你获得金奖的宣传，于你是好事，亦不是好事。其他获奖者均未有此宣传。我同你妈商量过了，以为三千元奖金过多，应辞谢不收，三室一厅的房子也不宜接受，你在广西子然一身，要它何用？不过虚设而已。唯有提升两级工资可以接受，这是对你劳动的报酬。
紧接着，他和陈凯歌又合作了部《大阅兵》，这是他从摄影转导演的分水岭。
摄影上的大开大合，与张艺谋小心翼翼的性格，截然相反。他认为这是自我情绪的反映：那时候老觉得情绪压抑，自己的人生很压抑。所以在摄影上就产生一种冲动，就是不顾一切拼命地去表现。
这种压抑的情绪，要在成为《红高粱》的导演后，才得完全释放。
北电教授倪震是“第五代”的命名者。他说在上学期间，就已奠定了第五代将会步台湾新电影的方向。田壮壮就是侯孝贤的方向，陈凯歌就是杨德昌的方向。他们将带领中国电影走向现实主义和理性思辨的道路。
谁也没想到，半路杀出一个张艺谋，改变了第五代的格局和中国电影潮水的流向。
03
《一秒钟》的剧本筹备阶段，张艺谋给编剧邹静之写信，介绍这个故事：
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故事，政治和苦难都是既远又淡的背景，有一点《活着》的意思，也有点儿冷幽默，格局很小，没有流行的那种戏剧性。
信将写完，他补充道：但，大故事小故事，大特色小特色，最重要的还是人物和情感，我深知这是关键。
这两段话起码传递出了两个信息：
第一，再拍一部《活着》，已无可能。但是他想找回拍《活着》时那种状态。
第二，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和刻画，是他创作的重中之重。
纵观张艺谋三十余年的创作之路，我们不妨武断地说，《活着》的创作心态与对人的注重，是他时常丢失又时常找回的两样东西。
1987到1991年，《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接连三部，张艺谋仿佛拿起了以前插队时饱蘸颜料的拖把，把热烈的色彩涂抹到高粱地、一泻千里的布料和一只只大红灯笼上。
但这几部在造型上大做文章的作品，一鸣惊人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再而衰、三而竭的颓势。
对此，张艺谋早有反省。他有一次跟侯孝贤聊天，把第五代和台湾新电影一比较，发现了问题：
他们的长处是从小处入手，关注人、人本身、人的故事。而大陆第五代电影导演的作品都是从大的文化背景入手，带着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带着对电影进行变革的愿望，以人文目标为主要目标，具有一种大的气势，这跟我们的文化有关。
看了侯孝贤、杨德昌的作品，张艺谋深受启发，做出自我批评：我们总是关心政治，关心政策，却不关心人自己。
究其本质，还是叙事能力和人物刻画能力不过关。
张艺谋看得清醒：拍《红高粱》时，我就没有过叙事关。到了《菊豆》，把俩人的事儿讲清楚讲顺畅其实那里面的学问挺大的。
他说，说一千道一万，电影还是刻画人物的，风格那个东西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容易变。
反省归反省，到了《大红灯笼高高挂》，张艺谋依然在风格化上一路狂奔。他自创的一套点灯、封灯仪式，甚至被冠上“伪民俗”的罪名。
侯孝贤是《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挂名监制。他说，如果由我来拍一个类似的故事，我会把重点放在那个大家庭，就像《红楼梦》描写的那样。
真正的转变，在《秋菊打官司》中到来。与前面几部的大鸣大放相比，这部电影被评价为“返璞归真。”
纪实风格和偷拍手法各攥一角，大幕一拉，以往那个张扬的张艺谋，藏到了幕后，把主演巩俐推到了幕前。
在此之前，张艺谋拍了三个电影，巩俐当了三回女主角。一回比一回漂亮。因为过于漂亮，除了张艺谋，没人相信她能演好农村妇女。他身边的编剧、最好的朋友都认为巩俐不可能完成。
本片编剧刘恒对张艺谋说，一想到是巩俐来演，我就写不下去了。来来回回，反复念叨。张艺谋揣着担心，但是嘴硬。他知道刘恒没好意思说出口的话是：你不要光顾你的私人关系。你非要用她，这样子我们就不干了。
冒着众叛亲离的风险坚持下来的结果是，此前张艺谋电影的批评者和支持者站到了统一战线，都给叫好。
编剧芦苇说，第五代导演中，我认为最重视故事叙事的是张艺谋。《秋菊打官司》是个非常完整的情节片，没有任何脱节或讲不清楚的地方。
而巩俐更是拿了一座威尼斯最佳女主角奖杯，奉献出迄今最好的表演。刘恒看了电影说，哎呀，没想到。
巩俐获奖，可以看作是张艺谋扭转观念，开始重视演员表演和人物塑造的有力证明。他承认拍《红高粱》《菊豆》时，和演员沟通存在问题，把注意力过多的放在了造型上。到了《秋菊打官司》，他想明白一件事：做导演第一重要的，而且唯一重要的就是和演员的交流。
这边想明白了，那边他找来葛优主演根据余华小说改编的电影《活着》。
来到第五部电影（给朋友帮忙拍的《代号美洲豹》姑且摘出去），张艺谋在《活着》剧本讨论会上，顺势对自己的创作做了中心思想总结：
《红高粱》是玩牛逼；《菊豆》是有贼心没贼胆；《大红灯笼高高挂》是窝里斗；《秋菊打官司》是没完没了；《活着》是好死不如赖活着。
《活着》的定稿编剧芦苇有进一步申述——
它表现了中国人一种所谓的生存精神：为了活着而活着。活着本身就是目标与意义。中国电影从未去表现它揭示它，《活着》是第一部。
套用这句话，便是张艺谋此时的创作态度：为了拍出一部好电影而拍电影。拍电影本身就是目标与意义。
剧本冶炼过程中，张艺谋没少往里头投身边人和自己的事儿当柴烧。张艺谋的母亲是皮肤科医生，电影中，那个吃了七个馒头的王医生，就发生在母亲的医院。
芦苇边写剧本边和他相处，写着写着，也把他看到的写进去了：
有一回，张艺谋妻子带着女儿来看他，张艺谋见到妻儿特别激动。到了电影里，就有了家珍带着小儿子有庆回家这一幕。张艺谋当时说的话，都照搬成了台词。
有一次，他在美国见到阿城，阿城说，你们第五代导演，谁哪一天能跟侯孝贤似的拍自己童年的自传，我觉得你们也就干得可以了。
这话张艺谋一直记着。某种程度上，张艺谋觉得，《活着》是离他最近、自传性最强的电影。
他毫不讳言最想拍的就是文革题材，但不是政治层面的，而是生活、人性层面的——
“文化大革命从我十六岁到二十六岁，因为我自己的家庭背景，以及我看带这个世界的角度，我对文革有很深的感受。我相信我的感受不同于陈凯歌，不同于田壮壮，不同于田壮壮。”
他想拍十部这样的电影，想看在这样一场大悲剧前，人性暴露的弱点、痛苦、扭曲和它的舒展。
《活着》拍出来，提前看到试映场和样片的观众，都说这是张艺谋最好的一部电影，但也对是否能通过审查表示担心。张艺谋很有自信：
我个人认为它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我认为它没有任何恶意，是不以政治为目的的。“如果你在这个题材、这部影片中完全躲开政治，观众会觉得你不够真诚。”
《活着》后来的遭遇，众所周知：前脚摘得戛纳最佳男演员和评审团大奖，后脚被国内禁映。
十部文革题材电影计划，被迫搁浅。
关于《活着》被禁的官方说明，至今无从查询。谨言慎行的张艺谋对此也从不多谈。2000年，因《鬼子来了》被罚五年不得拍片的姜文说的一番气话，或许也道出了张艺谋的心声：
这就是个生活模仿了艺术的例子：戛纳大奖就像电影里的囚犯一样，是一件只能带来麻烦的东西。
《活着》被禁之后，张艺谋故作潇洒：它没有在我的心中造成好像磨灭不了的痕迹，当年没有。
他继续若无其事地拍下去。1995年到2000年，《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幸福时光》，不打盹儿，一部接一部。
明眼人一眼看出了他的变化。
文艺评论家李劼挖苦道：
且不说其它，即便从他那些影片的片名上，都可以看出他是如何的小心翼翼。
那些个片名，有的叫作《有话好好说》，好像是生怕说重了会惹官家生气；有的叫做《一个都不能少》，感觉像是在承诺有朝一日解放全人类的时候一个都不拉下似的；有的干脆叫做《幸福时光》，与一部叫作《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牛皮影片互相呼应，展示出一张因为成功而幸福得晕头转向的脸来。
2010年，戛纳主席雅各布公开表示不喜欢《一个都不能少》，认为这部电影是在“替政府做宣传。”但非常喜欢《我的父亲母亲》。随后，一向低调的张艺谋写了封公开信，高调宣布两部影片同时撤出。
“公开信事件”后，《一个都不能少》成为中国第一部被下发版权保护通知的影片。
有论者说，他实在太需要一个机会来显示一下自己的政治态度了。
直到2002年的《英雄》一脚踹开中国商业大片时代的大门，对于许多观众来说，张艺谋如那个端坐深宫高殿的秦王，已经变得令人感到遥远而陌生。
04
其时，电影界的山头上，立着票房两个大字。
《英雄》出现之前，国产片票房，就看冯小刚。
1997年，中国贺岁片发韧之作《甲方乙方》一出场，就把张艺谋暂列第一的《有话好好说》斩于马下。1998年，6部贺岁片总票房，不敌一部《不见不散》。
掰着手指头往下数，此后冯小刚票房夺冠是家常便饭，最次也没跌出前三名。
冯小刚对自己认识清醒：国内拍思想性强的影片有一批高手，当然也有一批拍艺术片的高手，但缺乏愿意拍娱乐片的导演。我本人愿意走最后那条路。
与此同时，张艺谋的路越来越难走。到了2001年，几乎走到绝境——
那一年，李安的武侠电影《卧虎藏龙》拿下1.28亿美元票房，豪夺4项奥斯卡大奖，风光无限。而张艺谋的《幸福时光》上映一结束，日子难熬了：票房只有区区500万，张艺谋和“票房毒药”渐渐划上等号。
一手抓思想一手抓艺术的高手张艺谋，也想抓票房。他决定拍筹划还在《卧虎藏龙》前头的武侠大片《英雄》。
张艺谋这回要玩票大的：大投资，大明星，大场面。这也奠定了后来国产商业大片的基本方针政策。
最终，这部破天荒头一遭在人民大会堂首映的超级制作，就像影片中伴随“风风风”的口号，黑云压城一般扫荡六国的秦军，票房一天一个纪录。
2002年全国票房10亿元，进口片是5亿元，《英雄》的票房是2.5亿元，占去总票房的四分之一，直接把国产片票房划走一半。当时张艺谋的合伙人张伟平都没法儿谦虚了：它拯救了国产片市场。
两年后，《英雄》北美上映，连续两周票房冠军。
票房全球高歌猛进，对它的批评声也一浪高过一浪。
《活着》编剧芦苇看得直摇头：《英雄》是一单赚得大利的生意，也是自毁招牌之举，滚滚而来的钞票既抬高了导演的身价也埋没了他的半世英名。
在他看来，这首先是类型上的失败。“你都抹杀了武侠精神，将武侠片嬗变成了思想教育片，不论哪个皇帝出场，反正黎民百姓们寄托武侠的希望破灭了，连梦想都没了，这才是触犯天下众怒的要害所在。”
张艺谋逢人就说他本来设计的两个结尾方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另一个比这多十秒。那是在秦王下令诛杀刺客无名之后，群臣俯首高呼：“恭喜大王又躲过一劫！”
这是一个可怕的结局。真要拍出来，张艺谋几乎将坐实所有的骂名。
所幸他又推翻了这个想法：如果做了这样的颠覆，秦始皇一代枭雄的形象是得到了巩固，也使得他非常有智谋，一切都在帝王的掌握之中。但是这么做的话，和我原本的意图就相悖了，那就是梁朝伟他们的牺牲会变得非常可笑。
而事实上，呈现出来的结局，已经难为大众所接受。陈凯歌说，我不喜欢《英雄》的主题，我也拍过“刺秦”，可是我们拍摄的结局截然相反。我不认为牺牲个体生命成就集体是对的。
王朔一眼看出剧本才是根本问题：那时候我就奇怪，他为什么不用刘恒？《秋菊打官司》是刘恒给写的剧本啊，刘恒我认为是作家里写剧本功力最深的一个人，《英雄》如果搁在刘恒手里，就是还在宣扬权力崇拜，也比现在高明得多。
经此一役，张艺谋有了批评界相赠的“两拍”。《英雄》之前，是拍外国人的马屁；《英雄》一出，拍上了政府的马屁。
对于前者，他反问道：你说我迎合外国人，那么你也来迎合外国人试试？你先告诉我外国人喜欢什么？你先说什么电影能在国际上获奖？
对于后者，他觉得这就是一个商业娱乐片，好看就行了，不该上纲上线：你在网站上，要找潘石屹，得点击房地产，要找张艺谋，只能到娱乐频道。
直到有人当头一棒：你根本就不热爱电影。张艺谋不再解释了：
你说我拍外国人的马屁，好！我拍外国人马屁！你说我拍政府马屁，好！我拍政府马屁！但你说我不爱电影，我拿电影做工具，这就从本质上否定了你创作最基本的真诚。到了这个程度你就没办法辩解了，你真的成了一个小人了。
不管怎么说，《英雄》的巨大成功，一举将张艺谋推进了电影有关部门的怀抱：
在第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评选中，《英雄》获三项独立提名，其中“中外合作荣誉奖”和“特殊贡献奖”专为本片而设。张艺谋根本没有对手。
它的巨大影响力，很快就在紧接着的《十面埋伏》中显现。香港电影金像奖主席文隽说，《十面埋伏》享受的何止是引进片的待遇，简直就是国宝的待遇——
有关部门为《十面埋伏》的上映，扫清一切障碍：从2004年6月15日至8月5日近两个月的暑期黄金档，不上映一部进口分账影片，比较好的国产片也自觉地纷纷让路。《十面埋伏》几乎独霸暑期档。
有人说，这像是回到了全国看同一个样板戏的时代。
05
回望张艺谋近二十年的作品，我们不难看出一个有规律可循的创作节奏：一部或两部商业大片后，他便拍一部有钱当没钱花的文艺片。
比如《英雄》和《十面埋伏》之后的《千里走单骑》（2005年）；
《满城尽带黄金甲》之后的《山楂树之恋》（2010年）；
《金陵十三钗》之后的《归来》（2014年）；
《长城》和《影》之后的《一秒钟》（2020年）。
每拍出一部删繁就简的文艺片，就有人欢呼真正的张艺谋“回归”，“返璞归真”四个字，每隔几年，也便要大面积出现张艺谋电影的评价上。
侯孝贤把这位老朋友看得明白，他认为张艺谋选择走这条路，其实是创造力的瓶颈。他说，当你有目的地想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他的视野和情感已经不在这上头了，已经耗掉了。”
他没好直说张艺谋拍电影太过随意，而是打了个比方：笔啊，写久了就秃了。所以你下笔的时候，无论什么样的文章都要严格地过自己，这样笔就永远不会秃。
有一次，侯孝贤在东京见到张艺谋，像看到了 zhengzhiju 常委。他劝张艺谋说，只有政治人物才会在乎毁誉。
他感觉到张艺谋每次看他的电影，都有很多想法要说，但又没法聊，自己找回平衡。侯孝贤感叹道，这就是zhengzhi 人物厉害的地方，也是 zhengzhi 人物的一个分寸。
做了2008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后，交出来的《三枪拍案惊奇》近乎招致一片谩骂。张艺谋不服：我不拿自己当大师，拍个贺岁片怎么了？
他在众多场合里说过，我不是一个爱惜自己羽毛的人。他把自己当一个手艺人，不想做文化精英的代表，“我无意承担这个角色。”
他认为自己拍得多和杂，不是随意，只是与时俱进。“我不可能脱离时代，去清高地自我发展。时代转型，我跟着时代有了变化和发展”。他唯一提醒自己的是：别拍重复了。回头往一下，别吃老本。
2020年，张艺谋70岁，仍然精力过人，马不停蹄。
他白天同时推进多个项目，晚上再拿出四五个小时看电影做功课。凌晨五点睡，早上十点左右起，吃全天唯一一顿饭，接着看小说，看剧本，开讨论会。如此周而复始，几乎全年无休。
这一年，《一秒钟》而外，尚有《悬崖之上》《坚如磐石》两部片已经上膛，《最冷的枪》正在拍摄。四部电影，题材部部不同。
大型歌舞剧、实景演出、文艺晚会、宣传片等项目，也在齐头并进。
论创作之勤，创作面之广，求新求变之殷殷，如此年纪者，当下华语电影界，张艺谋当推第一人。
他依然没忘当初要拍十部文革题材电影的野心。
于是《活着》成为他拍摄此类题材的一杆标尺，也是一道警戒线。
到了《归来》，面对“为什么不拍小说的前半部分”时，他再次申明，不想跟《活着》一样。“一个东西能拍还是不能拍，不是由导演的性格和勇气决定的。”
编剧邹静之看了初剪后，想到四个字：人书俱老。“大意是说一个书法家，他年龄，经历，经验，见识都到了后，所呈现出来的一种老辣的、褪去烟火的、简约中得神思、凝神而深入的感觉。”
这几部电影都是台词尽量少，戏，都在角色的举手投足里。看进去的，看得双泪直流。看不进去的，直言寡淡无味。
陈道明从这种“尽在不言中”，看出了他的迟疑：
因为他走到现在了，他的声誉他的江湖地位不允许他只是单纯地去考虑一个电影自我的东西了。它还有必须考虑群体性的，从众的。包括集体利益的，包括社会效应的，可能考虑的方方面面比过去多多了。
遥想当年，初到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张艺谋，伙同张军钊、肖风、何群等人，为争取支持拍摄《一个和八个》，开大会，立军令状，剧组十几号人，纷纷削发明志。以至在南宁火车站候车惊动了铁路警察，以为是刑满释放的劳改犯。
张艺谋回忆说，《一个和八个》初次放映那一夜，是他内心最激动最兴奋的时刻。
只用考虑拍电影的时代，一去不回了。
《活着》之后，张艺谋没再拍出这样的作品。但又可以说，他一直在创作《活着》。
王朔一语道破：张艺谋的生活，可以说就是电影《活着》。他要是拍不成电影，我想，他会痛苦而死。
活着，拍电影，不择手段地拍，不择手段地活。
主要参考资料：
1，《张艺谋说》，李尔葳 著。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
2，《北京电影学院故事——第五代电影前史》，倪震 著。2002.
3，《光影言语：当代华语片导演访谈》，白睿文（Michael Berry ） 著。2008.
4，《张艺谋的作业》，方希 著。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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