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现代性是一只猛兽，信任无疑是一条缰绳。制度从未完美，信任也并非不会被辜负。但我们反思，因而进步。我们信任，因而生存。
在一个家族主义很发达的社会，放心关系不以约束为前提，而是以假设为前提。中国文化假定了亲人与信任之间具有极高的同质性，即使没有处罚机制的介入，这样的信任度本身也是极高的。但探析这种假设背后的根源，是否全然不存在约束？在前现代制度中，地域色彩浓烈的具体环境是大量社会关系相互交织的场所，它在空间上的低度延伸支撑时间上的高度凝固。低流动性的空间与时间使个人难以改变自身的核心关系网络，传统、空间、名声和血缘构建了一个巨大的约束机制。时空关系的高凝固性使得个体关系潜在的具有无选择性，而蕴含于关系网中的血缘与名声则以“天然”与“社会”的名义展现力量。无论这种“放心关系”是从“宗族共同体”或是“小共同体”的意义中出发，其根植的关系网络都体现制约的力量。
“久病床前无孝子”深刻展现了对“放心关系”的洞见，血缘和名声虽然严格约束着个体的行为，但个体仍存在“失范”的可能。中国传统的“分家制度”亦展现了相似图景，“分家制度”使得财产在兄弟之间相分离，以保证家庭的稳定性，“分家制度”或许已然表明约束机制的存在。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如此言说：“兄弟两人固然有相同的父母了，但是各人有各人的妻子儿女。因此，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来说，是个别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每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这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为自己可以牺牲家，为家可以牺牲族……这是一个事实上的公式。”传统社会的关系网络以“己”为核心，具有强烈的自我主义倾向，实在难以认为“放心关系”的存在不以约束机制为前提。
费孝通 《乡土中国》
“放心关系”基于约束机制，以全知性的信息控制“防范”关系中的越轨行为。“放心关系”并非为人所不察，而是作为一个具有约束机制的无信任地带，这或许更接近于翟学伟所论述的觉醒的“放心关系”。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所谓了解，是指接受着同一的意义体系。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显然感受到其力量，并且通过仪式、规范等保证同一意义体系的稳定。笔者认为“放心关系”在约束机制中才体现出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是一个个体生命或生存安全赖以寄托之地。“放心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作为“本体性安全”基础的意涵，且是基本信任的来源。传统乡村民间借贷时常在“放心关系”范围中开展借贷行为，其具有很强的“互惠性”，“互惠性”的根基来源于借贷关系中的人对于约束机制都具有共同认知，这是一种默认的秩序。
传统社会以作为无信任地带的“放心关系”为基础，“放心关系”所不及之处才是信任的空间，信任或许算不得传统社会的典型特征。信任应该主要被理解为与风险有关的产生于现代的概念。风险的概念中潜在含有不确定性，这亦是信任的特征。在现代社会，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亲缘关系是重要的，特别是在核心家庭中更是如此，但它们再也不是高度组织化的跨越时空的社会纽带的载体了。现代中国社会却更多地展现了“关系信任”的力量，差序格局的伸缩性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关系仍然被认为是缓解社会不确定性的最优选择，不过“关系信任”却也受到挑战。
马克思 《资本论》
现代民间借贷更多具有“逐利”特征，资本拥有增殖和扩张的本能。马克思在《资本论》引用了托·约·登宁在《工联和罢工》中的观点：“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０％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 用；有２０％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５０％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１ ００％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３００％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资本的狂热会突破地理空间的限制，与之相伴随的是风险的扩大化。除此之外，现代社会个体流动性的日益增强的观点恐怕难以被否认。时-空分离机制让个体得以脱离传统社会中充满地域色彩的高度凝固的生活场所。随之而来的是，全知性的信息控制难以形成，关系网络惩戒机制的亦将难以发挥作用，“关系信任”中的名声约束机制将被瓦解，“无讼”已然不再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无力。
从“放心关系”到“关系信任”的跨越，体现了全知性的信息控制的缺位，原有的约束机制呈现出失效的可能性，“关系信任”的出现更多的是寻求一种保证——以关系为武器抵御社会的不确定性。个体可能认为自身仍保持有全知性的信息控制，这更多的是一种认知幻觉，而非这真实的掌控力。然而这样的模糊性却难以通过关系网络来消除，因为关系本身所带有的模糊性亦是造成这种吊诡的原因之一。
如果民间借贷问题展现了“关系信任”某种程度的约束无力，那么医患问题则透露出“关系信任”与社会抽象体系的契合之难。
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
吉登斯认为“对特定抽象体系的信任或者不信任的态度，很容易受到在抽象体系入口处的经验的强烈影响；当然，同样也容易受到知识更新的影响，这些更新的知识是由通讯媒体和其他途径传递给非专业人士的技术型专家的交汇口成为非专业人士的怀疑主义态度与职业化的专门知识之间产生紧张关系的地带这一事实本身，使它们被公认为是抽象体系之所以脆弱的根源。”
在中国，抽象体系某种程度上甚至被“天然”的置于怀疑之中，因为关系在抽象体系中是无力的，关系往往难以成为抽象体系中的制约机制和信息源，中国社会往往被认为缺乏普遍信任，而只具有特殊信任。患者对于医疗的笃信，往往并非来源于对抽象体系的制度信任，而是主要来源于代言人的个人权威、科技崇拜、关系网络的推荐和信息霸权的影响。这始终展现了一种个人化的关系路径，而非专业化的制度路径。个人希求通过关系的建立来弥合对于抽象体系“天然”的不信任，或者说弥合自身在抽象体系中的信息劣势。
“红包”文化潜在表明了某种“关系至上主义”的意味，当“拟亲化”无法在与抽象体系的代言人交往中发挥作用时，“红包”作为一种关系构建的工具而存在。“红包”的存在深刻地表露了“关系信任”与抽象体系的巨大裂痕，患者想要通过“红包”搭建出从“前台”通往“后台”[12]的路径，想要跨越专业化的边界，从而在抽象体系中获得更大信息的控制。然而这违背了抽象体系的运作原则，“收红包”的行为消解了抽象体系的专业化，同时违背了抽象体系自我和社会对其的道德期许。除此之外，所有人都存在无知领域，抽象体系中的专家系统的无知领域是非专业人士主要攻讦的对象，非专业人士忽视了专家亦是有血有肉的人，
中国社会所奉行的“关系信任”或许难以成为现代社会长久发展的根基，社会抽象体系的非人格化在某种程度并未太多预留关系的生存空间，伴随着抽象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关系在其中的作用空间会日益缩小。当无知领域的存在被展现、“关系信任”建立的失败以及对抽象体系的“天然”质疑被强化，一种非理性的行为——暴力可能将成为情感发泄和利益获取的手段。这种情况的根源或许是在于“制度信任”的匮乏，是普遍信任的未达，亦是制度的不完善。当信息霸权、道德沦丧和制度缺陷合谋，信任已然崩塌。
如果说关系在现代社会约束无力，并且无法缓解个人对于抽象体系的不信任，那么信任应当建立于什么样的基础之上？
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中写道：“如果一个农夫对他的土地将像前一年那样出产粮食没有信心，他就不会去播种；如果一个商人不相信公众会需要他的商品，他就不会提供这些商品，等等。这种信任只是推理知识的一种弱形式。但是在借贷的例子里，以及对于他人信任的例子里，还有另外一种难以描述的因素，它最清楚地体现在宗教信仰里。”[13]西方社会的信任来源于知与不知的融合，信任与上帝有关，与某种超验因素有关。中国的“誓约”似乎亦有几分潜在的超验因素的意味。在“关系信任”演进的过程中，或许“关系文化”的改变是一种必然，亦或许“关系文化”的强固是一种阻碍。
正如开头所言，完美的制度并不存在。但制度或许是现代社会的最优选择，制度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取代具有模糊性的关系，作为信任的基础。制度化是抽象系统的内在要求，非人格系统的“良善”恐怕只能来源于制度的“良善”。文化和制度从未单独成为信任的基础，信任具有人格、文化、制度等多重意涵。信任如此复杂，社会中每个个体的人格与理性描摹着自我，个体的行动塑造着普遍信任的样貌，而信任同样制约着行动的可能。不过总有一件事情是显得相对明晰：当我们将个人权利让渡给国家之时，将自身安全交付于他人之时，相信每一个人都怀抱有一个愿望——愿信任不被辜负。
我们哀叹那些生命的逝去，亦期待悲剧不再重演。资本和非理性桀骜难驯，但愿潘多拉之盒中希望还伴随着信任。这是一个“焦虑”的时代，这是一个“紧张”的时代，那么是否有缓解之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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