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分析纲要》不是传记，而是布尔迪厄对自我的社会分析。布尔迪厄对自己采取了批判反思的视角，仅仅选取了自身经历中从社会学观点来看直接相关的特征。
他描述了五十年代初他进入哲学场时的可能性空间的状况，他从哲学转向人种学和社会学的蜕变过程，最终提出：他低微的出身与学业的成功产生了他分裂的习性，这种习性与他积累的学术资本一起，在知识场的作用下，导致他独特的实践——通过对立面的协调，把宏大的理论抱负与低微的研究对象相结合，以求创立一种总体性的实践的社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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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布迪厄的《自我分析纲要》前，有必要也来一次自我分析，要说明的是，我对自己的分析也不是在简写自己的自传，当然也谈不上是社会学分析，顶多是对自己经历的一个简单回忆。
毫无疑问，我也有自己的场域和习性，也经历过习性分裂，其实现在依然还在继续着我的习性的分裂。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其实不是很多，我也算是一个幸运者，也许放牛的精神与做其它事情的精神并无本质不同，要说不同也只能是职业或分工不同罢了。
现在依然记得当年放牛的情景，早上早起到沟里放牛，差不多得四个小时后才回家，目的是让牛吃饱。放牛时间一天八小时，早上四小时，下午四小时，早上一般六点到十点，下午是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这是夏季放牛时间，冬季则要稍微调整一下。要不然怎么能说以黄牛为中心的农耕文明没有时间观念，仅牛吃一顿饭就得四个多小时。不过，也有人两个小时甚至一个半小时就回家了，而我却要坚持四个小时，原因很简单，就是不能让牛没有吃饱。在上学时间读书，其它时间放牛的日子就这样一直持续着，直到初中毕业才发现，其实我还要有其它生活，这种生活和放牛生活是完全不同的。
初中毕业考试我考得很不好，“勉强”读县高中，这对我来讲是一种耻辱。读高中时我在学校宿舍住过一年，那一年让我有了很深刻的经历，因为我遇到了一个“学神”，学习几乎是他所有的生活。除了看见他学习，几乎看不到他做其它事情。这种勤奋精神深深震撼了我，我的放牛精神在他的“学神”精神面前竟然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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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的高中在我读书的时候已经显露出它衰败的迹象，尽管没有现在明显。在那样一个嘈杂的环境我依然能坚持到底，足见我与他们还是有所不同，是不是得感谢放牛和“学神”。与众不同的坚持，注定多少会有回报，结果是令人欣慰却又不满意的，欣慰的是有大学可读，不满意的是大学离我太近，又不在大城市，而且学校可能也一般吧。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专业还是社会不认可的，到现在认可度依然很低，为了有更好的出路，继续读书成为必然选择。
一次无意接触，让我认识到后来的研究生导师，他的言行在当时深深触动了我，觉得不继续学习一定是我最大的遗憾和损失。尽管后来读研面临着高额的学费，但还是选择了继续读研。事实证明，当时的选择还是比较正确的，不然也不可能到高校工作。
要说读书也有很大遗憾，就是在硕士毕业后没能继续攻读博士，而现在读博士基本成了一种奢望，不是说自己不想，而是客观条件不允许。我没有什么优点，可以说是一个笨人，但是还比较喜欢看看书，我非常羡慕那些非常有成就的人，尤其是有大部头著作问世的学者，我个人认为那才是真正的学者。高校的工作没能延续我读研期间热爱读书和学术的精神，尤其是在我做“教学秘书”后，我的兼职几乎变成了专职，而专职却变成了兼职。在大学场，我经常有一种失落和空虚的感觉。教学服务工作的繁忙并没有让我有成就感和充实感，因为这不是我喜欢的，更不是我想做的。可是在这个场域，我还是难以按照我的习性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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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读布迪厄的《自我分析纲要》期间，学校正在讨论一个“考核办法”，我不想对此多说什么，因为这也不是一个高校的问题，而且我人微言轻，说了也没有什么用。
我想要说的是，学校一定得考虑自己学校的实际情况，尽最大努力为老师提供做科研的条件。学术上的成就一定得有常年累月的积累，需要深入实际调研，而不是一晚上的闭门造车就能完成任务。衡量学术成果高低的标准是什么？是发在什么刊物上的文章吗？我要说的是，这些质量高的刊物，发文章不是那样容易的，我现在依然没有在这样的刊物发表过文章。现实的情况是我需要，所以我抨击。从实际角度分析，“追赶超越，弯道超车”是否有实现的基本条件呢？其实这才是要认真考虑的，况且弯道超车有危险，也不符合规定。
另外，项目制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老师的发展，评职称必须要有项目，项目是必要条件之一，大家都以拿到高层次的项目为荣，有了高层次项目意味着科研实力强。“拿自己的钱做学术搞研究不行，拿国家的钱就行了”。这种导向会把大家变得急功近利，而不会踏实做学问。做学问需要时间，需要积累，需要学术自由。这是我在评介《自我分析纲要》前对自己的一个简单分析，以企希望自己能够继续努力，认真读书、学习，不要太过受外在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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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作品第一个最大的特点是难理解，“即便是内行的读者，也无法避免在理解他的作品时出现的困难”。（《自我分析纲要》总序第9页）难理解，除了在句法和语义上难以理解外，恐怕最难理解的是其思想了。
《自我分析纲要》不是关于布迪厄的个人小传，“我只想尝试着并集中透露一种自我社会分析的几个因素”。（P1）我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是哪些因素影响了我，我在面对这些因素时是如何做的，这些因素在我成为我现在这个样子时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是促进还是阻碍。可能当时的消极因素对自己成长发挥了积极作用，而积极因素则起着阻碍作用。逆境成长，逆境进步，顺境有时候未必会有这样的作用，当然这指的是有克服困难能力的人。
事实上，每一个成功者，都是具有这样能力的人，不然又怎么会成为成功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场域，在这个场域养成了自己的习性。我的父母常常会对人说，他们没有怎么教育我，我是顺其自然成长，实际上不是如此，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熟悉的方式教育我，看到别人与自己不同时只是不适应，不过，这也不能证明他们的教育方式就一定是正确和有效的。2013年结婚，2014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其实我不知道怎么教育她，尽管我是名老师。其实，我教育学生的方式主要通过上课来完成，下课后，和学生接触就比较少了，而且我的学生都已基本成人，不是小孩子。
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性是长期塑造的，不是突然出现的，只不过当人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迟了，而这正能凸显教育的意义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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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就是首先理解一个场，一个人与这个场一起并通过反对这个场而形成”。（P4）
每个人的经历都是独特的，在其独特的场，有人不仅融入，而且参与了反对，而有的人连正常的场都没有融入，后一种类型的人就没有做到理解他所在的场，这种人基本上属于失败者，至少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失败者，除非他有了其它惊人的成就。如果他有意外的成就出现，说明他理解了另一个场，而不是之前家人或学校给他安排的场，如果他最后没有任何成就，那么大家就会认为这是一个没有出息或者没有能力的人。
“一个人变成‘哲学家’是因为他被认可，而且他通过为自己取得‘哲学家’的权威地位认可自己”。（P5）一个人的成就和别人的认可度是有关系的，大家越是认可，他就越可能成为大家所是的样子，因为他要为成为大家所是的样子而奋斗和努力，有了奋斗和努力，成为什么的可能性就增加了，这就是标签的作用。
学术垄断，使得学术容易变成一言堂，“中国现在到处都是专家，踏实做学问的人却越来越少，“边缘的和临时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作者，由于统治者的光芒被遮掩在公众认识之外”。（P10）处于统治地位的作者毕竟是少数人，什么时候边缘作者能够发声，或者说公众什么时候能够认可并接受边缘作者，这需要较为久长的时间。同样的文章，由于不同的署名，投到杂志社定有不同的结果，大家都明白这样的道理，就意味着学术的创新和异样的声音没有了。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就必须有系统的研究著作，而不是只有一个教授之衔；而要产出系统的研究著作，恐怕就不能按年进行要求，而是几十年，甚至一个人的一辈子去衡量。我们盲目追求的论文数量，正是埋葬学术的坑，数量越多，坑越大，埋得越深。
我常常在想，格兰特夫妇用五十时间写作《世界文明史》，确实让人等得很辛苦，但是这种著作的问世，将会成为经典传世，而不是进垃圾桶，试问如果我们有人想要用这样久长的时间进行自己的研究，又有谁会允许并提供这样的条件。我想短期的高标准考核，就是让大家去制造学术垃圾，而不会有高质量作品问世。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想结果只能是“依靠别人的劳动过着半抄袭的寄生生活”。（P18）学者过得都是半抄袭的寄生生活，又怎会有什么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半抄袭就是抄袭并修改别人的成果，或者互相抄袭，大家共抄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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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人们的观念是“很少有知识分子对知识世界提出质疑”。（P23）因为知识分子不想把武器拿来对付自己。可是现在呢？知识分子也开始对知识世界提出质疑，知识分子有没有在创造知识，或者什么样的机制才能有助于知识分子创造出知识。
知识分子的命运毫无疑问基本被项目和杂志社控制了，文章质量好坏杂志社认可才算，科研能力强不强有项目才算，在一个还没有进行研究的项目，填写过多的预期目标是不是在吹牛。为什么不让想做研究的去先做呢？设置过多的障碍又怎么能够取得研究的成功，而那所谓的影响因子真能辨别出文章质量的高低吗？
“这个时期的社会学是一个封闭的世界，所有的位置都分配好了”。（P30），我们这些边缘人是没有位置的，甚至是在房子外面，或者离房子非常远，根本不知道房子里的人在做些什么。没有位置就没有发言权，同时也意味着没有位置的人属于没有能力的人。
做学问，除了兴趣之外，更需要勇气和毅力，就像布迪厄“在战争状况下从事社会学调查”，（P50）这意味着其还要面临生命危险，随时可能会丧命。在布迪厄看来，他的社会学任务是“包含一种义务的一种特权”。
是义务下的特权，还是特权下的义务，这二者是有差异的，今天我们面临的应该是特权下的义务，而我所希望的学术任务是义务下的特权，因为义务而有特权，而不是因有特权才有义务。只有这样，边缘作者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也不易形成学术垄断。另外，对期刊社进行整改也是当务之急，既然那些刊物已没有存在的必要，又为何要允许它们继续敛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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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荣誉和名誉的揭露者，他贪图荣誉和名誉；作为媒体的抨击者，他‘频繁地在媒体上露面’；作为蔑视学校教育系统的人，他受制于学校的名誉，如此下去，以至无穷”。（P113）
是的，正是大家所缺的，所以，才会对此这样敏感。
什么样的机制是好的呢？我想一定不是惩罚机制，惩罚是用来对付个别人的，不是大多数人。好的机制一定是可以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它不会只考虑政策制定者的意图，而是将政策制定者也纳入政策范围。
没有人会闲下来分析自我，自我分析应该是布迪厄的独创，我说的是站在学术的角度分析自己，对自我进行社会学分析，不是写自己的小传。如果是写自己的小传，一定要写一些具体的事情，而且事情发展要有明显的时间脉络，这在《自我分析纲要》里是看不出来的。布迪厄出身低微，却取得了学业上的巨大成功，这种成功与自己低微的出身形成了巨大反差，最后，这种反差导致其习性分裂。习性分裂没有让他无所适从，而是让他有了自己独特的实践。正如《自我分析纲要》内容介绍所述“低微的出身与学业上的成功产生了他分裂的习性，这种习性与他积累的学术资本一起，在知识场的作用下，导致他独特的实践——通过对立面的协调，把宏大的理论抱负与低微的研究对象相结合，以求创立一种总体性的实践的社会理论”。
在人的一生中，可能都会遇到习性分裂，但是大多数人可能由于没有布迪厄积累的雄厚的学术资本，也可能过于安于自己的习性分裂，最终自己还是自己，没有太大变化，或者说没能取得什么成就，而社会进步与发展恰恰需要人的巨大变化，需要人取得一定成就，这才是《自我分析纲要》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布迪厄系列作品《自我分析纲要》、《实践理论大纲》、《世界的苦难》、《男性统治》目前已由刘晖等译，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正式出版，想要真正完全了解布迪厄的，可以去读读布迪厄的这些作品。
（文中所有引文均来自《自我分析纲要》，[法]皮埃尔·布迪厄著，刘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作者：高志奇，延安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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