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人性

这几天看了两部电影，一部关于“人”，一部关于“性”，这二者都离不开那个既玄妙、又根本的“人性”。

《里普哈根》

有关二战的电影，举凡以小见大者，多以战争之残暴和人性之美丽这一对立来立论。《里普哈根》则不然，看了后，并没有可以舒一口气的轻松。

这是一部“三观不正”的电影：好人不长命，坏人乐逍遥，偏偏还是真人真事。荷奸里普哈根在二战中，依靠骗取犹太人的信任并将其出卖，来换取政治地位和金钱财宝。就是这样的“犹太猎人”，在战争结束后，却躲开种种惩罚，得以安度余生。在战争的考验面前，我们常需要或被要求站队，但里普哈根遵从的主义不是哪杆大旗，而是经由去政治化、去道德化，把自利推到了极致。

人既然是社会人，其自我与心灵都是社会的产物和媒介，那么关乎生存的本体性安全感也包括生理和社会两个层面，后者是依赖终极规范而确立的价值观念。生物学的本体安全可以通过满足生理需要来得到保障，社会学的本体安全则与对所处环境的体验和理解相关。

里普哈根把“角色距离”玩弄得得心应手、毫不违和，对自我的清醒认识和对身份的逢场作戏，在实现自利、为自私的基因背书、满足本体性安全感的同时，也狠狠嘲弄了一把体制与信仰。

电影没有happy ending，我们觉得的“公平”“正义”——里普哈根应该惩罚、亡灵得以安睡、真相能够发声，在历史和人性的现实面前，似乎不过一种修饰的符号和一厢情愿的投射。由里普哈根的游刃有余和其他人的浮浮沉沉来看，似乎社会性本体安全的稳妥根基与其建立在不同派系的主义之上，倒不如遵循功利思潮，以自我保护、自我盈利、自我舒坦为王道，可以这样说么？

这是不是话糙理不糙、中用不中听的“事实”？从“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到《那年花开》里赵萌萌从政的转变再到“精致的利己主义”，虽然不“政治正确”，可是不是在乱哄哄、熙熙攘攘中，最“值得”的“生活正确”或“社会正确”？

翻豆瓣上对《里普哈根》的影评，提到了鲍曼和阿伦特的洞见。现代性作为大屠杀的必要条件，不仅体现在打造“花园”的具象的国家机器，更渗透在人们对“理性”的超验式笃信。奥斯维辛后写诗是野蛮的，可是面对里普哈根这样的另一种“平庸之恶”，似乎连生而为人都是踌躇、反省乃至痛苦的。

后现代解构“真实”的本体论意义或者说唯一价值，“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和集体记忆的塑造与重塑等论断，也使得在宏大叙事之下对日常生活的开采渐渐“显学”。似乎峰谷折返，最终都会收敛于“生活”中的“人”这条静水流深的中线。

《性别之战》

《性别之战》也算是一部“魔幻现实主义”的影片了。主人公是起初是一位固守正统叙事的女性文字工作者，因穷而思变，在性是卖点、是消费力的大潮下，她开始观察不同男性的生殖器，科学分析它对男性性格特质的揭示。随之，金钱、声望和非议都一齐涌来，女主写专栏、上电视、开诊所，但身边的家人朋友却渐行渐远。

故事至此已进行大半，这一切起于性，也终于性：观察了太多男性生殖器的女主因丧失了性欲，开始疯狂注射雄激素，宛如吸毒一般……最后终于被生活扇了一巴掌，女主回归平常，近两个小时的故事有了happy ending。

“性”是一种符号，符号的意义是在具体的世界中被赋予和流变的。“性”作为符号，不仅因不同时空的规定性而具有多义性，而且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还能看到性的多重面向。性是各类话语的交锋所在：它为制度所凝视，也是生活的实践；它是被规训的客体，亦蕴含建构之力量；它是认同的中介，也是具象的身体。

在电影中，我们看到，性可以是生理层面的满足（女主身边有一性瘾者），是贩卖销售的噱头（关于性的畅销书和节目），也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女主后来开了诊所），还是亲密关系的成分（女主的男友拒绝作为女主发泄性欲的工具）。

性既然具有多重面向，那么再推一步，就可以反思有关性的本质主义的论点，认为“性”从来不仅仅是“性”。福柯将对性的控制视为国家治理术的重要部分，吉登斯将性（特别是女性之性）与避孕术和亲密关系的变革相联系，米德对原始部落性自由的发现推动了美国的性解放潮流，黄莹莹则关注性的真实体验与发生情境——这些洞见都在拓展“性”的丰富内涵。

电影中，女主与好友聊天时谈到性，说明性是女性吸引力的表征，会使大龄的女性体验到认同焦虑；女主对性的调研火遍全国后，对此忧心忡忡或愤慨万千的人们不断抗议，说明性被认为应该老实待在私域中，若猖獗则成为不可控的破坏力；女主注射激素后急于满足性欲，想与男友发生关系被拒后，又找来炮友，说明性既可以被工具化，也可以被神圣化，既是达到目的的媒介，也是目的本身。

既然将性去本质化，那么下一步，似乎就可以为性的流动正名。当生理性别、性认同、性取向和社会性别之间的一致与连贯被打破，当身体被认为是一种情境、一种不断操演的实践、一种在过程和结果的链条中往复建构的存在，我们就能更好地看待女主在围绕性而展开的一幕幕悲喜剧中，从无性（没人要）到有性（与多位男士）、再到无性（因为接触了太多的阳具）、再到有性（吸毒般地依赖激素）、最后回到有性（生活回到正轨）的起伏历程。

对此，思索如何解除对性（以及其他）的束缚，让流动的体验合法又合理，同时不对他人造成伤害、不导致基本道德的失范，无疑很有意思。

总而言之，上面提到了三点，它们相互关联：性的去本质化是性的“本质”，由此合理化了性的表现的多元化，随之顺理成章的就是对性的流动体验的肯定——这肯定并不意味着自私的泛滥。

贺萧在《危险的愉悦》中提倡让不同群体的声音都有被发现与听到的可能和空间，与我们提到“娼妓”“性工作者”时的卫道士立场或浮想联翩这样的“社会想象力”相比，前者的做法更符合社会学想象力的关怀。标签作为分类，满足了我们对秩序的渴望，可且不说“性”本身就是一个超越简单标签的符号，把“人”简化为“性”，更是把对大千世界的丰富体验化约掉了很多。

还有“人性”

能吸引人看下去，至少说明是可以推荐的还不坏的电影。《里普哈根》谈“人”，《男女之战》谈“性”，组合起来就是“人性”。提到“人性”，这几天有关江歌刘鑫的讨论还未散去。在对网络暴民、舆论消费、分手暴力等的思考中，我们越来越由此而反身，拷问自己的立场、取向和动机——即使这让人难堪甚至痛苦。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随着年岁增、阅历长，对“人性”二字也越发琢磨不透。存在一个本质化的人性么？如果有，那人性是什么呢？本善，本恶，抑或流变？假若不存在，那为什么会有“人性”这个指涉，我们又该怎样整合之前的认识呢？不过，不好说不代表不能说、不该说，或许恰是不好说，才越需要去说。

如果处在彼时彼刻，我们会做出与《里普哈根》或《男女之战》的主人公、江歌或刘鑫同样的选择么？

人性或者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或者是“色即是空”“心无挂碍”，无论如何，珍惜其中好的，警惕其中不好的，不辜负自己，当不是歪道。

本期小编：小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