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娜歌，高校教师
在我们的农村调查中，曾经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农村的女性往往外嫁后，导致男性单身汉越来越多，性别的失衡因为人口的流动而呈现出反常态的特征。张志刚曾对此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农村女孩的大量外出务工，直接导致了农村的年轻女性的大量外流，而年轻男性人口差不多没变。”这样的判断，也有一定的道理。加上，婚配中的“男高女低”，女性就更不愁找不到男性，而男性的娶，则需要付出更高成本和彩礼。在某些地方，甚至彩礼高达几十万元。
不仅在农村，在城市社会的底层，选择一个可以依靠的人，且有一定社会资本的男性，或许也是许多女性寻求安全感的一种方式。他们不必为“吃不饱”“穿不暖”“住不起”而担忧，“爱情之外，需要面包”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思维方式。我甚至发现，在越来越靠后的年代里，比如“80后”，“90后”，“00后”，对他们而言，面包甚至大于了爱情，这是为何？如此基础上的爱情与婚姻，其牢靠程度又如何？我们要知道，家庭一旦不稳定则社会就没法稳定。因此，蝴蝶效应下，“婚配模式”或“恋爱条件”的变动必然会带来一定的社会变动。且，寻求资本的婚配及后果，选择合理化都是“嫁给有钱人”的一些实质性内涵，需加以探讨。
关于资本：情感与择偶的条件的时代变迁
在过去，农村有个俗语，叫“先恋爱，后结婚”。什么意思呢？在还未成家之前，男女双方可能连手都没牵过，他们害羞于社会舆论，又害羞于传统，觉得伤了风俗。相反，在今天，这样的场景很少出现。
在过去，“双喜牌脸盘”“大水杯”“便器”“热水瓶”“自行车”“缝纫机”等作为结婚的“必需品”而成为某种社会资本意义上的择偶标准，或婚配时的标配。但今天，“老一辈的人结婚彩礼笔比较简单据说集齐以下九大件就可以结婚了，现今结婚第一难关：房、房、房...”这样的变化与选择，其实没有对错，但反应出一个社会问题：择偶与婚配中的硬性条件因社会、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齐美尔所阐释的“货币”在如今的婚配市场或择偶中具有相当的解释力。他认为，“货币虽然在不同地域、不同历史阶段有其特定的物质形态，但货币只有作为经济价值的抽象代表时，才有意义，换言之，货币的价值体现于其功能性——它作为经济价值的表达而成为可交换的，代表了经济对象中共通的东西。”如今，这样的货币化交换与互通，在婚配与择偶中也比较常见。
以房为例，在过去，如上文所述，通常是以脸盆、缝纫机等为条件，而今“有房子是必要条件。因为没有房子而婚姻告吹的例子不是少数。有人说，有情饮水饱，房子要不要都可以。可是到了婚姻中才发现，原来房子真的很重要。”也就是说，房子作为一种“居住的政治”之外，其还体现出了背后的功能性与价值感，且这样的价值通常以货币来体现（它既有存在的价值，也有交换后的价值）。
“资本”与“婚配条件”的攀升，加上城市化、教育水平的提高、生活成本的增加、风险因素的增强，导致“嫁给有钱人”在当前成为时尚、风气。
问题是，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有钱人？
“跳板婚姻”：嫁给有钱人及社会后果
即便如此，“嫁给有钱人”也成为了一部分人的翻身之道。
还是以农村为例，女性的流动以婚姻作为跳板是一种现象和社会事实。在学界，通常把这样的婚姻模式称为“跳板婚姻”。以例为证，“J市Y区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发现现在有些农村姑娘,特别是偏远、落后地区的农村姑娘,为了达到进入城市的目的,在婚姻上委屈求全,违心地与城市中不相爱的人草率结婚,待达到个人目的后,即提出离婚。”“一位来自农村的女孩儿,职专毕业后,为了能在省城谋得一份稳定的工作,过上梦想中的美好生活,不惜以婚姻为筹码,结果丢了工作,失了自尊…”这些已经在刊物上发表出来的故事，似乎在告诉我们：“跳板婚姻”未必幸福。当然，我们也不排除那些因“跳板婚姻”而获得幸福的案例。
只是，我们现在更需要关切的是，以婚配来作为跳板的社会流动，到底给女性带去了什么，给社会又带来了什么？一方面，对于女性来说，她们可能失去的是尊严（当然也有相爱的），得到的是身份与资本。失去的是自由，得到的是货币及其价值所裹挟的安全感。这正如“跳板婚姻”的定义一般：以结婚为跳板获取某种利益,或为钱财,或为地位,或为迁移户口,或为调动工作,或为出国定居等,一旦达到目的便提出离婚。另外一方面，对社会来说，“跳板婚姻”和离婚率的关系又多大？首先，我们得到的数据是：“据国家统计局和民政局的数据，2018年的结婚率是2013年以来的历史新低，全国结婚率只有7.2%。”其次，可惜的是，我们暂且还未得到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强度。但可以肯定的是，伴随着社会发展和择偶的条件变化，它们对离婚率的增加，或许有“贡献”。（推理而得）
当然，这里也不排除因观念变迁而产生的相似后果。“在传统观念里，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我们的上一辈人更是结了婚就是一辈子，不到万不得已过不下去，不会离婚。”而现在，“婚姻只是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在其中，我们要好好珍惜，努力经营；但也要记住，离婚并不是可耻的，只要是为了幸福做出的负责任的决定，都应该得到尊重。”因此，也就不难理解，“跳板婚姻”后的“拆跳板”，也就不难理解，这样的婚姻模式和离婚率的强关系了。
何以归处：情感互动中的货币异化与合理化
每个人都有婚配自由，每个人都有实现社会流动的权利。以现实社会为例，在A村，一个女孩，读了大学（本科和硕士），为了实现社会流动，而选择和自己的导师结婚，回村后被人耻笑，其父母却不以为然，觉得这也没有什么不合理。他们将其合理化的理由是“只要女儿喜欢就好”。在B村，一个女孩，因为不能靠读书翻身，外出务工后选择被包养，村庄内部对此议论纷纷。其父母对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他们也的确得到了好处，比如房屋的翻新，积蓄的增加等。
这些合理化的理由，不算牵强，但却未被世俗的眼光。一方面，村民所认定的是“依靠双手”，而他们是“走捷径”。与其说，他们选择了“嫁给有钱人”，不如说“选择了压抑情感而获取资本”。另外一方面，他们内心的挣扎感肯定是曾经存在的，但又因为得到好处，或者为子女着想而放弃“反抗”，不加在意。
值得一提，这些案例或许只是冰山一角，但也给了我们很多警醒。
身体作为女性的资本之一，在实现社会流动（社会交换）方面的确比男性更有优势，但为何在现代社会里，这样的“流动”却与往常的社会看法不同？为什么人们的包容性更大了呢？继而，我们的那些过去存在的世俗规则去了何处？
这就需在“合理化”这个概念上来思考。因为，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变化，而“有钱乃正确”成为了“价值正确”。这样的观念变化，也有利于我们对一些过去认为不正常的选择，而进行了合理化。
此处，还有必要再回到“货币”中来探讨。在本文看来，货币所扭曲的，不仅仅是交往中的关系与模式，而且还带来了后果，“现代社会人际关系中的感觉麻木、外向型孤独现象”，也即“现代性的后果”之一。
虽然钱也有其正面性，比如是社会的润滑剂，扩大了社会交往，且“促进了全球一体化和世界市场的形成，这体现了货币的文明作用。”但，在情感的交往与互动中，货币的力量似乎已经超越了情感本身，成为了一种“基础”。
因此，把货币、归宿、情感三者结合起来思考，“嫁给有钱人”，的确是一个值得分析的社会议题。它不仅意味着情感与身体的符号型消费或交换，还意味货币把人推往的去处，以及在现实环境下的某些抉择合理化与再合理化。
所以，回到开篇所述，这些实现了跳板式婚姻，选择了异化情感交往的人们，他们的合理化未必会有孤独感的产生，也未必不会有情感的麻木。而这，注定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因为出发点是错的，又怎么可能有对的结果呢？
当然，也可以借用《乱世佳人》里所说的“一切皆注定”来妥协或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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