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引出了信息时代社会发展的几个趋势，我们下面来逐一讨论下其中的细节。
今天我们来讨论第一个问题：资本与信息资源的积累最终将产生阶层间巨大的鸿沟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听到一些事例，例如某某单位正好空出一个非常好的职位，而在很多人听说之前，却发现已经有消息灵通人士早早的做好了准备。资本与信息资源的代际传递，将使得掌握生产资料的这部分人与不掌握生产资料人差距越来越大。在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生育政策减缓了这种代际传递，因为只有一个孩子并不能总是保证父辈资源的成功传递。而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则使得这种阶层的稳固性得以增强。而同阶层之间的互帮互助可以使得这种稳固性得以持续。
在印度这种稳定性以种姓制度的形式进行传承，在中国则有官官相护的传统。虽然长期以来斗争相继不断，但是随着阶层之间流动性的降低，大家坐在一起讨论如何分蛋糕的情形也就越来越普遍。像联合国安理会一样，在很大程度上终结了一战二战的极端情况。而这种维持着体面的行为，最终将会将我们带出历史周期律。这种历史周期律的终结，意味着统治集团日趋稳定的可持续发展，也意味着阶层界限之间的加强。
阶层之间的界限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是非常清晰的，最为典型的例子即是印度的种姓制度。对于西方国家而言，由于大航海时代以来的财富积累，使得很多人误以为西方国家的阶层界线并没有那么清晰，然而这是一个误解。
很多国家，富人区和贫民区完全是两个世界，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有时候仅仅是一街之隔，就是两个完全无法跨越的世界，一边是环境优美，治安良好，医疗教育齐全的人间天堂，另一方则是拥挤不堪，治安混乱的人间地狱。
数十年前的中国，在公有制的作用下，这种差距并没有那么明显，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太效应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由于语言文字的原因，在古代中国，统治阶层想垄断知识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在王朝末期，帝国的统治者对于社会运行情况的了解，很多时候可能还比不上一个普通人。落魄的知识分子通过自己掌握的知识，准确的把握帝国的命门，从而完成新王朝建立的功绩。
而在信息时代，信息资源的巨大差距可以完全碾压智商上的差距。而帝国的监测系统也会随时防范着境内所有可能出现的变故并且加以处置。而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信息技术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打破了生产者与享受者之间的平衡。
如果我们以农业生产来举例的话，农业机械化带来的生产力提升。使得几个农民，拥有一定的农业机械，就可以几乎无限制的开垦土地产生粮食。如果我们把土地的拥有者称为婆罗门、把机械及相关行业的从业者称为刹帝利、把操作机械收割粮食的人称为吠舍、把加工粮食的人称为首陀罗。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可以形成一个经济内循环，生产的粮食可以足够支撑这个循环内部的人生活。
那么在这个循环外面的人呢？他们本质上其实是不被需要的。在一个种姓的社会，他们能够存在的唯一原因其实是可以被压榨罢了。当然，如果不想被压榨的话，可以不被压榨，但是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话，不想被压榨也就意味着无法生存。这就是达利特、耽涂罗等低种姓们面临的宿命。
随着工业化的结束，过多的一部分农民已经成为了社会的负担，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们，绞尽脑汁地想方设法解决他们如何能够吃饱饭的问题。当然把闲置的房子出租这种办法并不算太高明。
事实上，关于为什么农业不实现大规模的机械化的讨论一直存在，而其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农民太多，没有地方去安置机械化农场实行之后的闲散农民，而这些人很有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尽管我们已经在努力发掘他们的价值，例如让他们参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是总有一天这样的经济拉动会停滞不前。而这些，是将手里已经掌握的蛋糕分给他们还是想办法把他们送上战场，则成为了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无论如何，土地流转的各项政策已经在快速的落实当中。而鼓励农民进城买房的优惠条款也一项项落实。
正是这种鸿沟的存在，使得不同阶层的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也趋向割裂。这也是为什么有相当一部分人会对国家充满希望，而对自己充满绝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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