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旧报刊杂志剪辑
隐蔽战线上的元老级人物罗青长，在儿子罗振的眼中，或许是一位“于无形处建奇功”的家中长辈，但在我们的心中又不止于此——铭记前辈的种种牺牲、奉献，就是铭记共和国的历史。
作为历史见证者，罗青长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打入胡宗南部队、随毛主席周副主席转战陕北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做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参与“克什米尔公主号”“湘江案”等重大案件的侦破……
作为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和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他是周恩来临终前要召见的最后一位中央部级领导干部。
在儿子罗振的眼中，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父亲是一位严父，更是一位“于无形处建奇功”的无名英雄。
和罗振的此次约访，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敲定，只是时间却一拖再拖。一向行事低调的罗振告诉记者，还是先采访完其他隐蔽战线的后代们，最后再采访他吧。
罗振的父亲罗青长是隐蔽战线上的元老级人物，1918年生于四川，16岁参加红军，到达陕北后与情报工作结缘，此后就没离开过。
罗青长（右1）陪同叶剑英等会见唐纳
罗振告诉记者，徐向前元帅曾经说过，在四方面军之中，出了两个隐蔽战线无名英雄，其中之一就是他父亲。
1918年，罗青长出生于四川苍溪一个农民家庭，虽然家境贫寒，但他学习十分刻苦，成绩名列前茅，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了苍溪中学，并在14岁时加入了共青团。1934年8月，红四方面军来到四川苍溪，罗青长响应党的号召，和23名同乡一起加入了红军。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罗青长回到家乡，23个小伙伴只剩下他和李开湘两人。罗振说，长征的这段经历对父亲一生的影响特别大。1996年10月，罗青长在《人民日报》发表《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文章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他说：“我是那个战争年代的幸存者，我要加倍努力地工作，才对得起生我养我的巴山蜀水的父老乡亲，才能对得起为革命牺牲的先烈和我的小伙伴们。”
跟随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之后不久，罗青长就被选调到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毕业后留在党校任教员、研究员。
1938年7月至11月他又被选调到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枣园训练班。这是中央特委办的第一个情报保卫训练班，罗青长既是学员也兼任班党支部书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自指导和参与教学，使这个训练班成为我党的情报、保卫机构在延安培养专业干部的开端，也为罗青长日后在党的隐蔽战线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和业务基础。
“中央特委干部部部长陈刚在训练班讲了三句话，父亲一直牢记在心里，那就是——不应知的不应求知，不应告人的即不告人，不应来往的即不来往。他一直按照这三句话办事，一辈子非常谨慎、低调。”罗振说。
上图： 罗青长（左）与李克农（中）、杜长天（右）合影
1938年年底，罗青长从枣园训练班毕业，很快就被派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担任中共代表林伯渠的机要秘书，同时兼任办事处党支部书记，还负责办事处的安全保卫工作。不到半年时间他就转到了中央直属西安吴德峰情报系统，由地上转到地下，从事情报工作。
在国民党的一份刊物上，曾经把康生、李克农与吴德峰并称为中共情报系统的三大巨头，形容吴是“老奸巨猾”。
罗振说，父亲每每提起吴德峰，都怀着深厚的感情，说吴德峰是他情报生涯的领路人。他说，父亲和吴德峰的关系可以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现代京剧《红灯记》中有大家都熟悉的一段：“铁梅：奶奶，您听我说！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虽说是，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可他比亲眷还要亲。爹爹和奶奶齐声唤亲人，这里的奥妙我也能猜出几分。他们和爹爹都一样，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据罗振讲述，“文革”初期，父亲在西安从事地下工作时的老战友陶斯咏叔叔来北京看他父母，听到这唱段后幽默地对几个孩子讲：“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是对的，但如果表叔数不清就乱套了，表叔就那么几个，是有数的。”
那时吴德峰夫妇、陈养山夫妇、陶斯咏夫妇、蹇先佛、罗青长、于忠友、肖佛先等同住在曹家巷12号，也就是“住机关”。大家以亲朋关系相互称呼，住在一起亲如一家。吴德峰是湖北人，罗青长是四川人，口音近似，他们就以表哥表弟相称掩护身份，所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吴德峰的子女见到罗青长夫妻，一直叫表叔表婶。
罗青长（后左1）陪同周恩来会见缪云台等人
在西安，罗青长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三十八军中尉书记员，随后还担任了国民党三青团西京分团的办事员，而他的实际职务是吴德峰情报系统党支部书记，负责联络和指导一些重要的情报关系，如情报“后三杰”中的两杰陈忠经、申健，他们都在胡宗南建立的三青团担任要职，他还负责联系胡宗南的机要室副主任戴中溶。被周恩来、董必武布做“闲棋子”的胡宗南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熊向晖，为了安全起见，只由吴德峰单线联系并尽量减少见面次数。
吴德峰建立的这个西安情报系统后来在蒋介石、胡宗南1943年和1947年进攻延安时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胡宗南对身边的陈忠经、熊向晖、申健他们三人并无任何怀疑，为培植自己势力在1947年进攻延安前后还选派他们到美国留学。“后三杰”不仅功成身退，毫发未损，还由胡宗南出钱去美国深造，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安返祖国。这在世界情报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年11月6日，周总理在中南海勤政殿宴请原国民党北平和谈代表团的成员，罗青长和熊向晖作陪。国民党北平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一看到熊向晖都大吃一惊，张治中说：“没想到熊老弟你也起义了！”总理当时笑着跟他们说：“今天我给你们透露一个秘密，他不是起义，是归队。当年我们把他派到胡宗南身旁，并不是说去要收集情报而是要帮助胡宗南抗日，但是胡宗南走向了一个反共的道路，我们才起用他做一些自卫的行动。”当时张治中听了以后，非常感慨地说：“我以前只知道蒋介石打仗不如毛泽东、周恩来，现在我才知道，蒋介石搞情报工作，也不如毛泽东、周恩来，焉能不败。”
地下工作随时随地都面临着生死考验，也有一些非常惊心动魄的故事。罗振说，父亲讲过一个西安历险的故事。当时他们西安情报组织的一些机密文件，都保存在一个保密箱里。这个保密箱存放在一个地下党员的家里，他后来思想发生了动摇，催促父亲尽快把这个保密箱取走。当时，危险迫在眉睫，一旦保密箱落入敌手，会给地下组织造成巨大的危害。在请示了上级之后，父亲决定冒着生命危险取回保密箱。
罗青长把保密箱取出来以后，到了接头地点，预定和他接头的单线联系人陶斯咏过了时间还没有到。而这个时候西安全城戒严，国民党部队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甚至小学生背的书包他们都要搜查。罗青长当时进退维谷，如果继续在接头地点等陶斯咏，可能会凶多吉少，所以他下决心，穿着国民党军官的制服，开始闯关。
他叫来一辆黄包车，把装有机密文件的保密箱压在座位底下让黄包车夫直奔西安火车站。罗振说，父亲回忆的时候说，多亏了那一身国民党军官军装，沿途的哨卡并没有过多阻拦和盘查。在他的指挥下，黄包车一步步接近目的地，经过八路军办事处门口的时候，他示意黄包车夫稍停一下，多付了他一些钱，将他打发走了。随后罗青长拎着保密箱疾步跨入“八办”大门。在大门口，“八办”处长周子健和他的夫人王平，还有陶斯咏正焦急地等着他，生怕他出现问题。“这一场西安历险记虽然是有惊无险，但是给我父亲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以后一直携带着这个保密箱，一直到逝世的前几年他把这个保密箱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捐赠给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展览馆。”罗振说。
罗振说，父亲和母亲也因为情报工作结缘。“1940年我的母亲杜希健，经军委通讯学校和社会部报务大队的培训后，被派往西安。当时党中央派了很多女青年到敌后工作，这和咱们看到的《潜伏》那个电视剧有些差异。这些女青年和翠萍是完全不同的，她们的政治素养、文化修养、专业知识，都是非常优秀的。我母亲当时是搭乘周恩来副主席的卡车到的西安，分配到西安吴德峰情报系统做报务员，正好由我父亲领导。在异常恶劣的环境里，他们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相互之间逐渐产生一种爱慕的感情。”
1940年，抗日战争步入最为艰苦的阶段，那一年的“双十节”，日本敌机飞临西安上空。“当时全城老百姓都往防空洞里跑，父亲担心组织的机密文件和电台的安全，所以往反方向的密点跑。到了密点时，他非常吃惊，我的母亲，一个20岁的姑娘，神情自若地坐在那里，守候在电台旁边。这一幕让父亲平时对母亲的爱慕之情一下就升华为崇高的革命爱情。后来经过党组织的批准，他们在敌后结成了革命伴侣，这在隐蔽战线是非常常见的。在他们举行结婚典礼时，没有鲜花，没有美酒，只有外面北风的呼啸声和刺耳的警笛声。”
1941年4月罗青长调回延安中央社会部，历任李克农副部长秘书，指导科科长，一室（情报）副主任、主任。他博闻强记、求真务实、刻苦钻研，努力练就过硬本领，被部领导誉为“活字典”。1947年3月党中央撤离延安时他被选派到中央前委随毛泽东、周恩来等转战陕北，在周副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负责情报和机要工作。他与奋战在敌营的我情工人员紧密配合，通过夜以继日的紧张工作，为中央前委在强敌的眼皮底下与敌周旋，最终战胜敌人，提供了强有力的情报支持。毛主席曾赞誉，“天天都有得用的情报。”
新中国建立之后，1954年罗青长兼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后来转兼国务院副秘书长，成为总理情报、对台工作的主要助手之一。
1963年4月，蒋特制定了在刘少奇主席访柬埔寨时进行暗杀的“湘江案”，经中调部、公安部全力侦破，破译了蒋特密信，发现敌人设置爆炸点的具体位置，经和柬军方、警方交涉、配合，起获了蒋特设在刘少奇车队从机场到皇宫必经之地爆破点的炸药、雷管，抓捕了蒋特。时任前方安全领导小组组长的罗青长仍然不敢疏忽大意，为做到确保万无一失，他毅然坐上本该由刘少奇乘坐的一号车，冒着生命危险确保刘少奇的安全。“上车以后，陈老总对我父亲说："小老乡啊，怎么样啊？"他说："没什么，照常走啊。"陈老总就开玩笑说："这一次你可要当替死鬼了。"父亲说："职责所在，无所谓了。"总理对情报人员提出要求——有苦不说、受气不叫、冒险犯难、埋头苦干、舍己救人。父亲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总理的教诲。”罗振说。
罗青长晚年的另一身份是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罗青长曾在周恩来逝世后撰写的悼念文章里回忆，周总理在弥留之际，抓紧时间向他询问了台湾的近况及在台湾老朋友的情况，并嘱咐“不要忘记那些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对于总理的嘱托，罗青长尽其所能去做，关心烈士遗属、遗孤，平反冤假错案。如曾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中将，他可以说是潜伏在国民党内部最高级别的人。1950年，由于叛徒的出卖，吴石和朱枫、陈宝仓、聂曦在台北遇害，当时吴石的夫人及部分子女和他的社会关系仍在台湾，“牵涉国家机密，不便详告本人”，也由于其他多方面的原因，吴石的悲壮人生愈发成为不可言说的秘密。而在“文革”的政治气候中，吴石在大陆的子女吴韶成兄妹注定还要为此承受外界的误解，蒙受不白之冤。
1972年吴韶成给总理写信，总理、叶帅都亲自过目并作了批示，罗青长派人去河南专门处理此事，落实政策，由河南省革委会发函追认吴石为烈士。1991年12月10日，罗青长在北京亲切会见吴韶成和吴兰成兄妹，他对他们讲：“总理弥留之际，还不忘这些旧友，专门找我作过交代，你们的父亲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做过很大贡献，这有利于加速军事进程，避免重大伤亡，最终他献出生命，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吴石去台前，他的好友、中共秘密党员吴仲禧劝他留下来，吴石却说“自己觉悟太晚，为人民做事太少，趁着未暴露去台湾多为人民做点工作”。罗振说，“隐蔽战线的人对名和利看得很淡，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罗振说，父亲特别重视对家里的孩子们从小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文革"前有个宽银幕电影叫《万水千山》，是讲长征故事的，他专门买了票让我们去看。他还给我们买一些书来读，比如《星火燎原》《红旗飘飘》，只要能买到的他都买来。”罗振说，父亲讲过，他在长征中有一个小伙伴，姓张，没文化不识字，但是很乐观，经常咧着嘴笑，所以别人都叫他“张豁嘴”。在过草地的时候，“张豁嘴”饥寒交迫，实在撑不下去了，他把父亲叫到跟前说：“罗青长，我实在不行了，你们去把红旗插遍全中国吧！”这句话鼓励了父亲一辈子，也鞭策了他一辈子。
罗青长经常拿总理严格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的事例教育家里的孩子们。“他本身就是农民家庭出身，特别强调不能脱离群众，反对干部子弟特殊化，对我们要求都很严格。”到了暑期，为了锻炼我们，父亲把上初中的孩子送到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掏粪队去掏粪，“当时粪桶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很高的，有时候走不稳，粪汁会溅到脖子里。上小学的孩子则到东北旺公社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罗振说。在密切联系群众方面，罗青长以身作则，经常骑着自行车到西苑小学参加家长会。“我们家的衣服是老大穿完老二穿，而且我们都以此为荣。男孩子爱踢球，我们的球鞋也是脚指头处破了补了又补。二哥罗挺是101中学学生会副主席，也是理发小组组长，我们家孩子都不去理发店，由哥哥给弟弟理发。” 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省钱，更重要的是培养我们艰苦朴素的作风。“爸爸很关心我们"德智体"全面发展，每个学期都在每个人的成绩册上认真签名并针对每人的缺点写出评语，以求改进。现在看这些充满父爱的评语，回想父亲在我们世界观形成时让我们密切联系群众、不忘工农、学习工农的举措，深感他的用心之良苦。”罗振说。
“巴山蜀水育英雄，虎穴龙潭见忠诚。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形处建奇功。喜迎华夏飞腾日，坐待宝岛入怀中。堂堂正正九十载，郁郁葱葱不老松。”这是罗振的三哥罗援在父亲九十寿辰时所作之诗句，也是对父亲罗青长一生成就的集中写照。
“今年9月17日是父亲诞辰101周年，4月15日也是他逝世5周年。父亲带走了许多永久的秘密，但却给我们留下永恒的忠诚。”罗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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